爱华网国际学术界专门于循环经济名下的研究比较有限。世界银行2004年8月发布了题名《Circular Economy -An interpretation》的经济分析报告，[1]该报告是世界银行应中国政府请求，就中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出建议和帮助。该报告显示，循环经济作为一个概念在日本和德国比较流行，而在其他国家并不为人们所熟知。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发展循环经济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如果用Google搜索一下Circular Economy，我们就会发现10个热门网站中有九个与中国有关，另一个与德国有关”。中国政府之所以对循环经济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可能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制定了到2020年实现经济翻两翻的目标，而其经济发展的资源（包括能源）、环境限制迫使其不得不如此。正是因为在这种形势，有关循环经济的研究许多地是在中国进行的。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Circular Economy -An interpretation》中并没有能够给出超越中国学者更加详尽、有效的发展循环经济的建议和意见。
对国际学术界专门于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比较薄弱的可能的解释是，国际上虽然没有专门就循环经济理论与技术进行研究，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各种制度比较完善，往往以“渐变”的方式逐步解决经济、技术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所以，发达国家与发展循环经济相关的理论和技术事实上已经得到了发展和应用，包括与发展循环经济相关的清洁生产、绿色设计、生态恢复、环境保护、生态补偿、环境税法等技术和制度都已经比较完备，只是没有把它们统一纳入到循环经济的名义下。所以，国际学术界在相关领域的成果，对于我们开展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通常所说的循环经济的国际实践，应该就是这个意义上的。而我国由于特殊的社会和体制因素，经济与社会发展转型通常带有突变性，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可能对某一领域的理论与技术需求迅速走强，短期内形成研究热点。有关循环经济的研究基本上体现了这一点。而在形成热点之前，与之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往往十分薄弱，短期内转型一般需要付出比渐进转型更大的代价。
在中国真正的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起步于1998年。是年，循环经济理念由同济大学的诸大建教授引入中国。仅仅几年的时间，循环经济理念就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引起了中国高层的高度重视，并且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写进了十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决议，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才进一步迅猛发展。2003年，上海循环经济研究院出版了毛如柏，冯之浚主编的《论循环经济》（经济科学出版社）论文集，[2]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坤主编的《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3]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吴季松（《循环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4]初步论述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性，以及循环经济的内涵、模式、政策等问题。2004年以来，循环经济方面的专著、论文集和教材出版了20余部，包括：冯之浚（《循环经济导论（2004）》、[5]《中国循环经济高端论坛（2005）》、《循环经济干部读本（2005）》））、管德存（《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规划汇编（2004）》）、黄贤金（《循环经济：产业模式与政策体系（2004）》）、张凯（《循环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2005）》）、吴季松（《新循环经济学-中国的经济学（2005）》）、[6]江源（《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推进循环经济的前沿领域（2005）》）、奚旦立（《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2005）》）、蒋应时（《上海循环经济发展报告2005（2005）》）、徐云（《循环经济-国际趋势与中国实践（2005）》）、周宏春（《循环经济学（2005）》）、王立红（《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途径（2005）》）、谢振华（《领导干部循环经济知识读本（2005）》）、张扬（《循环经济概论（2005）》）、孟赤兵（《循环经济要览（2005）》）等。循环经济领域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十分踊跃。环境与循环经济国际研讨会（2004年12月，复旦大学）、APEC循环经济与中国西部大开发国际会议（2005年6月，银川）、第七届3R循环经济国际会议（2005年9月，北京）、2005循环经济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2005年11月，杭州）、中国循环经济论坛等会议先后在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同济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东北大学、山东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校投入研究，清华大学化工系生态工业研究中心（现为国家环保总局生态工业联合重点实验室）、上海循环经济研究院、南开大学循环经济国家创新基地、安徽省农业循环经济研究中心、安徽省循环经济技术工程院、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四川循环经济研究中心等专门研究机构先后成立，从理论到实践，循环经济的中国研究开始逐步走向深入。
但是，总体而言，国内外有关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还不能满足我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需要。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经历了“压缩型工业化”过程之后，面临着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发展背景。一方面我们缺乏发达国家发展同期所具备的殖民地和全球生态资源背景，也缺乏发达国家现实的资本、科技和人力资源优势；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了与快速工业化相伴生的复合型和多样性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我们同样没有可供转嫁污染产业的更大的空间和回避社会问题的余地。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需要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有效解决。也就是说，起源于国外的循环经济理论其实只能部分地适应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需要，是狭义的，缺乏普遍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7]
循环经济的中国实践需要理论与技术创新。2004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在环境与循环经济国际研讨会（天津）上发言，提出了中国在循环经济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和全面推进循环经济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五方面的主要问题：一、循环经济的基础理论。如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理论、生态工业理论，特别是主流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二是循环经济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循环经济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关系？三、循环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实践模式。四、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环境与政策体系。五、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等。[8] 诸大建教授（2004）在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过程中，也认识到发展循环经济不仅仅是废弃物回收利用的问题，而是需要从认识、政策、技术等方面深化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开拓性地进行理论创新、政策创新和技术创新。[9]所以，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是单纯的循环经济问题，而是超越循环经济的整体可持续发展问题。
我们认为：发展循环经济不仅意味着经济形态的转变，更意味着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它要求人类生产、生活、组织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根本转变，并将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产生革命性影响。从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的实质是技术、经济、文化模式的跃迁与进化。因此，发展循环经济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经济、自然复合问题。包括生态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工学、经济学、哲学等在内的相关学科，以及教育、科技、立法、行政等社会各部门必须努力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技术出路、经济支持和社会实践方面的有力支持。我们必须从文化进化和系统发展的视角，从技术转型、制度创新、文化变革等多元视角深入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发展循环经济的客观规律，也才能更好地指导和推动循环经济实践的健康发展。
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梁言顺博士提出了“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并进一步发展为“两循环三增长”理论（1999），山东理工大学的张录强博士（2005）在该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提出更具有普遍科学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理论”，也称“广义循环经经济理论”，该理论包括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循环经济、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五个方面的内容。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循环经济属于技术层面，意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技术模式；社会和谐属于制度层面，意在促进“人与人和谐”社会环境的形成；而文明进步属于精神文化层面，重在促进“人与自身和谐”观念的建立。广义循环经济理论扩展了循环经济的理论视野，把循环经济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经济、社会、自然、文化协同进化的系统中考察，更有利于我们认清循环经济的发展条件、制约因素和运行规律，为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共生和持续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