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经济与社会都是协同进化的系统
在经济系统进化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实现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型，是多层面协同进化的过程，也必须建立相应协同机制。比如，按照发展循环经济的原则，企业必须实现污染排放最小化。如果有些企业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技术改造和污染处理，必然增加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售价；而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的企业，其产品生产成本必然就要低（污染物直接排放，从而把产品的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如果这两家企业同时在市场上竞争，如果没有调节机制发挥作用（污染收费、税收、补偿等），保护环境的企业必遭遇灭顶之灾。这就好像让一个人在一个不讲诚信的社会中，为了高尚的目标，时时处处讲求诚信一样，其结果必然是处处受骗、体无完肤，无以为继。如果与循环经济相适应的协同机制（或制度）不能很好地跟进，建设和发展循环经济的道路不但曲折，甚至会出现反复。
2、经济与社会协同进化才能促进双方良性发展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0余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文化与社会的进步并没有赶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1）在社会道德与诚信水平方面，大家都会有各种体悟和感受。社会道德与诚信水平的低下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举例来说明。以前大家只要做一些口头的协议，就可以很好地完成交易的过程。这种交易的成本很低，交易的可靠性很高，对社会而言也是有益的。现在，被坑蒙拐骗怕了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比如，在双方签合同之前都要对对方进行调查（这是第一笔费用），只有信誉可靠的公司或企业才能成为合作的候选；双方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这是第二笔费用），事无巨细地确定交易的内容、时间、地点、违约赔偿等条款；合同签好，要执行了，货发出去了、货款迟迟不能追回（这涉及第三笔损失）；到法院去告吧，经过数月到数年的诉讼（这涉及第四笔费用），终于胜诉了；到了执行环节，执行难啊（中国法院执行判决是要收费的，这涉及第五笔费用），一种情况是对方公司已经灰飞烟灭，无从执行；另一种情况是找到对方的公司了，没钱，好吗，也是白忙活一通。前面这两种情况都最终将导致“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还有一种最好的情况就是，也找到对方的公司了，并且顺利地执行了法院的判决，算是追回的损失，但回过头来计算一下，这次交易的时间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在不能让人满意。由于社会诚信水平的低下，导致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剧增，经济发展本来应该为社会带来的福利，也被与日俱增的内耗大量地冲抵了。
2）从社会制度的进化落后于经济发展方面，大家也会有很多认识。经济结构变化、经济规模扩大以及经济利益的再分配，都需要社会制度相应地跟进，才能适应经济的现实与长远发展。可是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大大超越了社会制度进化的步伐。经济是现代化的经济，制度（教育制度、法律制度、福利制度、分配制度、税收制度等狭义的制度）却是落后的制度，制度的落后导致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经济系统出现畸形发展，急功近利、破坏环境、违法乱纪等现象层出不穷。
胡鞍钢（2002）提出，中国的长远发展目标不仅要实现经济现代化，还要实现制度现代化。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必须实现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转型。胡鞍钢认为，21世纪中国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实现本身就是一个制度转型与制度创新的过程。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是一个政治民主化过程；二是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与参与经济全球化互补的国家基本制度。其目的是从制度上设计保证人民民主与国家制度建设的基本构想。这包括实现制度建设的五大目标，建立八个机制和开展四大改革。[1]
制度建设的五大目标是指：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社会公正与人类安全；政治清明与社会稳定；生态平衡与环境保护。建立八大机制包括：强制机制、汲取机制、共识机制、监管机制、协调机制、表达机制、整合机制、再分配机制。四大政治改革包括：党的改革、人大的改革、政府的改革、司法的改革。五大目标、八个机制和四项改革构成了胡鞍钢提出的制度建设总体框架，从本质上讲，这其实也是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相适应的必然要求。
3、协同进化的案例不胜枚举
3.1 腐败与反腐败
现在我们大家都格外关注反腐败的问题。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斗争其实也存在协同进化的关系。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腐败者腐败的手段也越来越隐蔽，这就需要反腐败手段也要适应性地发生改变，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净化社会。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反腐败创新的手段十分落后，什么动员“孩子监督老子”、“贤内助监督老公”、“街头广告牌或者手机短信提示”、“设置反腐帐号”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手段低劣的无以复加。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全民反腐，开放舆论监督渠道，使每一个领导人和社会公民都处于社会舆论和全社会公民的监督之下，阳光之下没有腐败，让阳光照耀全国。腐败与反腐败之间也是一种协同进化的关系，只要“捕食者”手段落后，“被捕食者”就有可能逍遥法外，甚至飞黄腾达。
3.2 造假与打假
造假与打假之间存在着协同进化的关系。造假显然是在侵犯别人的权益，这种不道德的获利方式泛滥成灾，只能助长贪婪和没落的社会风气。做过贼的人，还有谁会安心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辛辛苦苦地创造财富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对付造假呢？罚款数额如同造假利润之九牛一毛，不仅不会压制打假，而且会为造假者提供心理安慰。如果能够让大家都具备识别假货的能力，那么假货将失去消费市场，对于造假者不啻釜底抽薪。许多电视节目、书刊、报纸纷纷介绍各种识别假货的要领。这一招真有这么灵吗？显然不是，识别假货需要一定专业知识，让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掌握识别所有假货的能力，不但在专业知识背景方面是不可能的，而且假货千千万，我们暂且不论大家能不能学会识别方法，就是让大家都学会识别的方法的成本恐怕我们的社会也难以承受？再者说了，我们这些人还干别的不。其实，要根治造假并不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掌握识别假货的方法，只要有一个部门能够识别就可以，那就是技术监督检验局。只要经过技术监督局（当然应该是免费的，别把自己的职责当创收，阻碍假货的鉴定）认定是假货，购物者就可以售货者依法索赔（两倍赔偿太低了，至少五倍）。只要技术监督局真正发挥作用（言下之意是，这些人目前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甚至帮人造假），打假问题就不是问题。目前，造假的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看来也是一个协同进化问题，“捕食者”失职，“被捕食者”泛滥成灾。
3.3 台海局势
从台海问题发展的趋势研判，同样可以发现两岸形势协同进化的现象。在两岸问题上其实双方都在力求避免一种最糟糕的局面——战争。台海战争只能导致两败俱伤，加剧中华民族的分裂。陈水扁之所以有恃无恐地推行台独路线，实际上是因为他把准了大陆争取和平发展的脉搏、揣摩透了美、日遏制中国崛起的心思。所以，大陆方面的一忍再忍对陈水扁而言只能促使其得寸进尺，而美、日的姿态或表态往往可以明显对台独步伐起到调节作用。不过大陆方面一直处于的被动局面，在全国人大颁布实施《反分裂国家法》之后，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大陆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对台政策，把台海战争的底线和盘托出，同时也把挑起战争的皮球踢给了台湾当局。两岸关系的主动面急速转向大陆，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接连造访大陆，表明两党反对台独的立场，道破了近年来台湾政治话语环境中最忌讳的声音。大陆广泛释放善意，推动两岸三通、对台湾十余种农产品实施零关税、赠送国宝大熊猫等等。美国在基本失去了台海局势控制主动权的条件下，只得表示欢迎台海交流，并声言推动两岸官方会谈。台海局势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可以继续作为协同进化或变化的典型案例进行讨论。
[1] 胡鞍钢。第二次转型：以制度建设为中心[J]。战略与管理，2002（3）：34-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