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童年的色诺芬（Xenophon,前430年——前355年）在雅典广场上嬉戏，一个衣服褴褛，蓬头垢面，面容丑陋的长者用长仗拦住了他,他就是苏格拉底。“可爱的孩子，哪里可以买到各种商品？”色诺芬礼貌地回答了他。 “请再告诉我，什么地方可以买到‘德行’和‘幸福’？”如此深奥的问题，使色诺芬一头雾水。“我知道它们在哪里，跟我来吧。”于是，色诺芬成了苏格拉底的学生。
色诺芬青年时期从军习武，在雅典当过骑兵。曾经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落马，幸得苏格拉底出手相救，才免于一死。公元前401年，色诺芬不顾苏格拉底的反对，赴小亚细亚参加波斯亲王小居鲁士为与其兄争夺王位而招募的希腊雇佣军，与波斯王阿尔塔薛西斯二世的军队作战。在巴比伦之战中，小居鲁士阵亡。随后又有5位将军中计，在谈判中被波斯王诱捕。色诺芬在危难之时被推举为雇佣军首领，率希腊雇佣军万余人从巴比伦撤退，途经两河流域、小亚细亚、黑海南岸，历时年余，行程数千公里，于公元前399年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的克里索波利斯。这段经历，史称“色诺芬长征”。为记述这段历程，色诺芬撰写了著名的《长征记》。色诺芬回到希腊时，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以“不敬神”和“蛊惑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随后，雅典宣布了对色诺芬的终身放逐令。其理由是色诺芬支持小居鲁士，而小居鲁士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支持斯巴达打败了雅典。色诺芬后来投靠斯巴达，参与在小亚细亚与波斯的战争。斯巴达政府在奥林匹亚附近的斯基洛斯赠予色诺芬房产、土地和一批奴隶，色诺芬在此居住了二十余年，以经营和著述为生。公元前371年埃利斯人从斯巴达人手中收复斯基洛斯后，色诺芬被迫迁居科林斯。此后，色诺芬专心从事创作。
色诺芬一生著述丰富。除《长征记》外，还著有《希腊史》、《斯巴达的政治制度》、《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居鲁士的教育》、《苏格拉底的答辩》、《会饮篇》、《回忆苏格拉底》等。色诺芬的著作，提供了公元前5和前4世纪希腊社会各方面的重要资料。其中的《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是最早的经济学专门著作，在《居鲁士的教育》和《回忆苏格拉底》等著作中，也有着丰富的经济思想。
可能与其一生的颠沛流离有关，尽管师从苏格拉底，色诺芬的著作中少了一些形而上学的思辩，而多了一些对现实的关注。在古希腊思想家中，色诺芬比其他人更加重视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及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可以说，色诺芬对人类经济行为的思考，开启了经济思想发展的大门。如果我们将人类对经济思想的探索理解为一个长征的话，提出“经济”概念并对经济思想作出初步研究的色诺芬应该是这一长征的起点。
色诺芬对对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贡献，不仅在于第一次提出了“经济”的概念，还在于界定了经济思想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人类的物质幸福及其实现。色诺芬的经济思想，关注人类物质幸福的内涵、实现人类物质幸福的手段及增加物质财富的手段和途径；而且，作为一门学问或一种物质生活的技术，色诺芬将经济学的使命理解为通过家庭财产管理以增进人类物质福利。色诺芬的认识暗合了2000多年后马歇尔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马歇尔，1964：2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色诺芬的经济学是生活经济学；色诺芬的生活经济学是人类经济思维的重要起点。
一、幸福的物质前提是收入与支出的平衡
按照戈森的说法，人们的一切经济行为，目的在于最大限度提高生活享受。（戈森，1997：97）所谓物质幸福，不过是对物质消费所产生的效用的一种满意状态。根据萨缪尔森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梁小民，2006：132），在物质财富一定从而所提供的效用一定的情况下，欲望越多，满意越少，幸福越小。反之，有限的欲望可以通过有限的财富供给得到满足，并带来更多的幸福。所以，幸福并不单纯取决于财富的多寡，而是取决于效用与欲望的相对关系。事实上，如果人的欲望是无限的，物质世界必然是匮乏的。经济思想，就是产生于人类对物质欲望与满足物质欲望的物质供给的有限性的冲突的思考。面对冲突，人们选择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犬儒学派主张不是通过生产而是通过抑制欲望，弃绝文明来“免于匮乏”（斯皮格尔，1999：29）；柏拉图从城邦起源于人们的共同需要出发，建议实行“一切消费出于必需”的管理体制以消除贫困和战争（克里斯托弗.贝里，2005：47—49）；色诺芬承认世俗生活的价值，他希望在收入和支出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物质幸福。
物质欲望和物质财富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在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条件下，需求通过支出实现，而供给的获得取决于收入，所以，物质欲望与物质财富的关系表现为支出和收入的关系。在色诺芬的著作中，更多地关注了人们的经济生活，这说明，色诺芬认同人们对物质幸福的追求。色诺芬承认物质财富是实现物质幸福的基础，但是，他并不同意物质财富的丰裕就意味着物质幸福的实现。在他看来，作为一种对物质效用的评价机制，幸福取决于财富提供的效用与人的物质欲望的相对关系而不是物质财富本身。在色诺芬的叙述里，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不仅是高尚的，而且是幸福的，当然，这种幸福包括物质幸福。一个很少经济来源，吃粗劣的食物，穿褴褛的衣服，住破败的房屋，临死还欠别人一只鸡而要求弟子代为归还的人，惶论什么物质幸福？但在色诺芬看来，苏格拉底之所以是幸福的，关键在于他的物质欲望很少，他微薄的物质财富已经可以满足他微薄的物质欲望，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具有实现收入和支出平衡的能力。在《经济论》中，苏格拉底与克利托布勒斯讨论富裕或物质幸福的与财产的关系时，尽管克利托布勒斯的财产是苏格拉底的100倍，可苏格拉底仍然说他自己足够富裕而克利托布勒斯很穷，“因为我的财产足够满足我的需要，可是我觉得你的财产即使三倍于现在，也不能维持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和身价。”（色诺芬，1961：6）显然，在色诺芬眼里，贫穷的苏格拉底不仅是富裕的，而且是幸福的。他的幸福也不在于财富占有的微薄，而在于对支出和收入关系的娴熟控制。当欲望被降低在收入可以实现的水平上时，支出就不再显得拮据，甚至会相反的显得宽裕。苏格拉底“是一个非常惯于勤俭生活的人，尽管他所有的很微薄，但他却很容易地使它应付裕如。” （色诺芬，1984：7）
色诺芬认为，一个人只有在收入一定情况下能够通过控制欲望使支出适应收入，使支出与收入实现平衡，才会成为一个幸福的人。苏格拉底之所以成为“一个能以微薄的收入而生活得最满意的人”，关键在于“他对各种享乐都能下最克制的工夫。” （色诺芬，1984：9）进一步，色诺芬认为，自制不仅是获得幸福的手段，而且具有增进幸福的作用。一个人如果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即使有无限的物质财富供应，幸福也无法实现。“不能自制就不能忍饥、耐渴、克制情欲、忍受瞌睡，而这一切正是吃、喝、性交、休息、睡眠之所以有趣的原因；在经过了一段期待和克制之后，这些事才能给人以最大的快乐，而不能自制则恰恰阻碍了人们对于这种值得称道的最必要和最经常的乐趣的享受。”所以，“惟有自制才能给人带来最大的快乐。”（色诺芬，1984：172）在这里，色诺芬实际上阐述了2000多年后的戈森第一定律：效用与欲望强度成正比,与欲望满足程度成反比。
二、财富是实现幸福的手段
在苏格拉底那里，哲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帮助人们过上一种有德行的生活，一种高尚的生活，道德的完善高于世俗的享受，精神幸福高于物质幸福。苏格拉底强调自制，一方面因为自制是人摆脱物质束缚达到精神自由和幸福的手段，另一方面，自制本身还是人性及道德完善的条件，构成精神幸福的重要内容。当安提丰嘲笑苏格拉底饮食粗陋，衣服褴褛时，苏格拉底指出，通过自制使自己不屈服于物质压力，会使人变得坚强，而且使人性趋于完善。相反，一个沉迷于奢侈生活，屈服于物质诱惑的人，使自己的性格和体格不断软弱下去，其人性也得不到完善。（色诺芬，1984：34—36）受苏格拉底影响，色诺芬也强调精神幸福对人生的首要意义，但是，他同时承认物质幸福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财富成为实现物质幸福乃至精神幸福的必要手段。
在色诺芬看来，一种有德行的生活，其基础是人的物质存在，而人的物质存在的基础则在于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在这里，古希腊思想家们区分了“需要”和“欲望”。“需要”被理解为人的基本的、普遍的、共同的欲求，它与人的生存要求相适应，即“需要”的满足意味着人的生存的实现。“欲望”是一种对基本需要在数量上或质量上的积极的主动的超越，它追求的是超越生存的享受。在古希腊的“自然”观念中，事物均有其自然的或本来的功用，或者如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任何事物的本性就是其本质（克里斯托弗.贝里，2005：55）。按照事物的本性或其本来功用使用物品就是自然的，是合乎伦理的，否则就是对自然的违背，从而是一种应该受到谴责的行为。于是，“需要”以生存为目的，因而是自然的；而“欲望”以享乐为目的，因而是不自然的。从这里出发，色诺芬区分了物质产品应用的“自然”和“不自然”。
物质产品是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只有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物质产品才具有财富的性质。也就是说，财富是实现幸福的手段，是人们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某种东西。“同一种东西是不是财富，要看人会不会使用它。例如，一只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则无异于毫无用处的石头。”（色诺芬，1961：5）同时，物品只有在按照其本性被使用于基本功用方面，才是自然的，该物品才构成财富。相反，物品如果不是被使用于其自然的功用，比如用于“欲望”的满足，其结果是同有德行的生活目的相矛盾的，因而其应用就是不自然的，这样的物品也就不构成财富。为此，色诺芬进一步强调，要使物品成为财富，物品必须被自然地使用，“在不饿的时候要慎戒勿吃，在不渴的时候要慎戒勿喝。”(色诺芬，1984：23—24)
三、分工是财富增长的途径
前已述及，面对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物质财富的矛盾，苏格拉底主张严格的自制，柏拉图主张将人的需要严格控制在基本需求范围内，而色诺芬承认物质幸福的意义，并将收入与支出的平衡作为实现物质幸福的前提。在色诺芬那里，财富不仅是物质幸福的来源，也是精神幸福的物质基础。承认物质幸福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承认了财富增长的必要性。色诺芬虽然也主张自制，主张通过抑制“欲望”以实现支出和收入的平衡，但同时主张通过推动财富增长以缓解物质匮乏，这是他不同于古希腊其他思想家的重要方面。
色诺芬首先强调劳动对财富增长的重要性。在色诺芬看来，即使劳动具有负效用，也是为了获得财富的一种代价，“神明要求我们把劳动作为获得一切美好事物的代价。”(色诺芬，1984：47)在《经济论》中，色诺芬还指出，对于那些有知识和资力的人，“如果他们工作，他们就可以凭这种知识和资力增加他们的财产”。（色诺芬，1961：4）由于财富来源于劳动，色诺芬进一步将劳动的意义上升到伦理的角度，“做工就是善，闲懒就是恶……只有那些做好事情的人才是真正地工作，才是真正有用处的工人。”（色诺芬，1984：19）在这里，色诺芬实际上已经提出古典经济学关于“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某些观念。
色诺芬还第一次阐述了分工对财富生产的意义。色诺芬提出，由于人的天分的差异，具有不同才能的人应该从事不同性质的劳动。“很难找到精通一切技艺的工人，而且也不可能变成一个精通一切技艺的专家。”（色诺芬，1961：12）在古希腊哲学里，按照天分分工具有伦理和道德的性质，但色诺芬也考虑到了分工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意义。色诺芬尤其强调分工对产品质量提高的作用。色诺芬对分工理论的真正创见也许在于，他早于斯密2000多年提出了分工程度取决于市场范围的思想。在《居鲁士的教育》中，色诺芬指出，波斯国王宴会上的食物丰盛，质量上乘，“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如同其他手艺在大城市里特别完善一样，国王的食物也是特别精美的。在小城市里，同一个人要制造床、门、犁、桌子；有事还要造房子，如果他能找到使他足以维持生活的主顾，他就很满意了。一个从事这么多种工作的人，是绝不可能把一切都做好的。但在大城市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许多买者，只从事一种手艺就足以维持生活。有时甚至不必从事整个手艺，一个人做男鞋，另一个人做女鞋。有时，一个人只靠缝鞋为生，另一个人只靠切鞋底为生；有的只裁衣，有的只缝纫。从事最简单工作的人，无疑能最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是必然的。烹调的手艺也是这样。”（马克思，2004：424脚注）
色诺芬分工理论的重要创见还表现在，他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意识到分工的负作用——分工发展对人的发展的负面影响。色诺芬指出，分工的发展使人们终身从事单调的职业。有的粗俗的技艺会伤害工人的身体，甚至损害他们的精神，使他们不能参加社会活动，不能参与国家事务（色诺芬，1961：12）。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劳动异化思想的一些影子。
四、经济学：关于家庭财政管理的学问
色诺芬关注人的物质幸福的实现，在他看来，既然幸福的物质前提是收入与支出的平衡，那么，除了通过自制限制人的欲望外，增加财富也可以实现收入和支出在更高水平的平衡。分工自然是增进财富的手段。在自然经济的社会里，提高家庭财产管理的效率也是财富产生的重要来源。为此，色诺芬提出创立一门关于家庭财产管理的学问的必要性。
色诺芬是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人。古希腊语中的“经济”，有“家庭”和“法律”两个词根，因此，“经济”被理解为“家庭财产管理”；“经济学”则可以理解为关于家庭财产管理的学问或艺术。《经济论》的副标题就是“关于财产管理的讨论”。色诺芬有时也将这门学问叫做“家政管理学”（色诺芬，1961：8）。色诺芬认为，“财产管理是一门学问的名称；这门学问好像是人们能够用以增加财产的。”（色诺芬，1961：19）色诺芬用许多事例证明，作为一门财产管理的学问，经济学能够帮助人们获得财富，提高家庭财产管理的效率。他说，有的人用很多钱盖出的房子没有用处，而有的人用很少的钱盖出的房子很有用；耕种同样的土地，有的很穷，有的却衣食丰足。其原因就在于后者掌握家庭财产管理的艺术而前者没有。（色诺芬，1961：9—10）
色诺芬认为，家庭管理作为一门艺术，不仅有助于主人用以提高家庭财产应用的效率，而且，财产管理也像医药、金工、木工一样是一门学问。“一个懂得这门技艺的人，即使自己没有财产，也能靠给别人管理财产来挣钱”。(色诺芬，1984：1)在《回忆苏格拉底》中，当苏格拉底的老朋友犹泰鲁斯为老年生活来源担忧时，苏格拉底劝说他去从事家庭财产管理工作以获得稳定的收入(色诺芬，1984：78—79)。当阿里斯托哈斯的家人对其不从事直接生产活动表示不满时，苏格拉底以牧羊犬的作用说明了管理工作的必要性（色诺芬，1984：77—78）。色诺芬还根据自己的经营实践，提出家庭财产管理的主要职能,如按照劳动者的天赋进行分工，建立协调的工作秩序，对劳动者进行监督、奖励和惩罚。“如果你要使人们胜任地管理事务，你就必须监督他们的工作，检查他们的工作，随时奖励那做得很好的工作，毫不迟疑地给予粗心大意的人以应有的惩罚。”（色诺芬，1961：43）色诺芬的这一思想，已经接近了现代管理学或行为科学有关认识。
在色诺芬的意义上，经济学作为一门通过财产管理以提高人类物质福利的学问，其研究对象主要限于家庭领域。这一传统影响经济思想发展将近2000年。直到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蒙克列钦写作一本涉及整个国家经济问题的著作时，考虑到色诺芬意义上的“经济”含义的狭隘，才杜撰出“政治经济学”一词，以表明他的经济学研究的是关于国家或社会经济问题的学问，而不是像色诺芬经济学那样只关注家庭财产管理。实际上，色诺芬虽然关注的重点是家庭财产管理，但他认为，家庭管理的艺术或学问，同样适合于对公共事务甚至国家事务的管理。一个善于管理家务的人同时也善于管理公共事务。“管理个人的事情和管理公众的事情只是在大小方面有差别，在其他方面彼此是很相类似的。……凡是知道怎么用人的人，无论是私人企业或公共企业都能管理好。”(色诺芬，1984：96)
古希腊哲学，尽管经由苏格拉底的努力，将人们的关注点从天上拉向了人间，但思想家们大多仍热衷于形而上学的思辨。可能与其务实的人生经历有关，色诺芬对人类经济行为表现出极大的探索热情。色诺芬对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贡献在于，确立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人类的物质福利及其实现。尽管在经济学此后2000多年的发展，各种主题随着人类经济行为的发展而不断进入经济学领域，同时，在经济学的专业化发展中不少当时思想家关注的与人们经济行为有关的主题退出经济学研究领域，但人类物质福利及其实现却一直是经济学的不可动摇的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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