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分不清左右的反左防右如"唐诘诃德与风四作战"
扫描时下中国的经济学界，似乎存在着“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二军对垒。尽管没有多少人自称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但对“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却不时见诸于世。我以为，这首先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凡真理的东西不辩不明。另外，我也觉得有两点遗憾，一是许多的争论感情多于理性，有的上纲上线，比如将“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当作是“资本主义主流的意识形态”，颇有“文革”遗风的味道；二是对孰左孰右的区分有浓厚的教条主义痕迹，比如以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对立、计划与市场的对立、自由与干预的对立、“富人”与“穷人”的立场对立来区分“左” “右”。事实上，这样的争论很容易导致中国的改革迷失正确的方向而左右摇摆、迟疑不定、徘徊不前。我以为，究竟什么是“左”？什么是“右”？能不能依据过时的僵化理念作为区分的标准？这些问题不能回避，必须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能够概括“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的是典型的“华盛顿共识”，核心原则是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还可以加上的是民主化。因此这也成了“新左派”攻击的靶子。由此，左与右的区分也就一目了然，即主张私有制为右，主张公有制为左；主张计划为左，主张市场为右；主张政府干预为左，主张自由化为右；主张为富人说话为右，主张为穷人说话为左；等等。我的观点很明确，这种划分完全是教条主义的东西，只会导致中国的改革误入歧途。并且，这种划分虽然在中外经济学界都有市场，但完全是一种误解和偏见,只会导致"唐诘诃德与风四作战"。二、所有制问题上的左与右的界限首先，在所有制问题上，究竟孰左孰右？到目前为止，包括西方经济学家在内，都持教条主义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同时派生出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按资分配，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等等。从实践的角度考察，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论逻辑划分，不知是否会推动中国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哪怕再退一步，以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多少、计划与市场的多少、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多少来区分主义，或者干脆就是以孰主孰次来区分所谓的主义，不知实践还能迈出多大的步伐？
我认为，在所有制问题上，私有制不是绝对的好，公有制也不是绝对的不好，反过来也一样。资产要素的所有制与所有权是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就人类的本性而言，以及我们需求的满足来讲，作为个人是自己拥有资产要素还是使用别人的资产要素，或者一定要在公有制的企业中劳动，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要素本身就是财产、财富，对资产要素的追求，以及个人对资产要素所有权的要求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天经地义的。不能排除，对每一个个人和家庭来说，自己拥有资产要素，获得资产要素的所有权是一种权利，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要资产要素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达不到马克思讲的“充分涌流”，个人和家庭对资产要素所有制、所有权的要求就应该鼓励和保护。不能幻想，绝大多数劳动者必须使用别人和公有的资产要素从事经济活动。正确的选择，我们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大多数劳动者摆脱“无产者”的境地，成为有产者、投资者。其实，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所有制问题具有重要的地位，所有制也不是如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主义是公有制，从而将公有制与私有制完全对立起来。关于所有制的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结尾，有一段著名的话，许多学者耳熟能详，他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1卷第832页）。长期以来，包括西方经济学家在内，人们基本上都是把公有制与私有制看作是完全对立的东西，因此对个人所有制的理解始终找不到真谛所在。不过，如果遵循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不是先入为主地主观臆断，“个人所有制”就很容易被理解为是所有制主体即所有者属性的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按照马克思的意思，这里主要讲的是，原来劳动者自己劳动拥有生产资料的，后来被资本家所剥夺，变为资本家所有制，而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否定，则是重新恢复劳动者所有制。这里并不存在对公有制或私有制的否定。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既非是私有制，也非是公有制，就是劳动者所有制。劳动者所有制，才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最最基本、最最本质的规定，也是最高层次的抽象。对于资本主义所有制，根据马克思的思想，也并非如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是私有制，而是非劳动者的资本家所有制。马克思明确指出，私有制有不同的私有制，私有制的性质要“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同上，第833页）。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13页）。完全可以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的了。当然，马克思也指出，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建立共同占有（即公有制）的“个人所有制”，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的，就是生产资料极其丰富、极大涌流，完全不是稀缺的资源。可是今天不要说发展中的中国，就是最发达的美国，也没有达到马克思设想的程度，而且有着很大的距离。请问，我们今天还要继续抱着教条主义的结论来生吞活剥地硬套现实吗？我们今天在劳动者所有制的基础上，究竟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宜公则公，宜私则私。我认为，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在需要国家垄断的领域，公有制有优越性，不仅要国有，而且要国营；但在市场竞争的领域，私有制以及民间自主形成的公有制有优越性，一个正义的社会，诚然不能保证每一个劳动者都成为有产者，但应该实现大多数人成为有产者。必须明确，要不要私有化是一回事，私有制是什么性质是另一回事。江泽民在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探索，小平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探索的进程仍然要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我们多年来总是抱有一种理想化的带空想色彩的“公有制情结”，以为公有制可以保证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活干；以为政府总是能够代表人民拥有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可以保证有较多的平等和效率。但实践证明，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有些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由于找不到真正的所有者代表，没有人对公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也没有人真正代表国家的利益和全民的利益，实际拥有国有资产支配权和决策权的个人，追求的是并不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最大化，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就是在许多国有企业，尽管国家所有制在表面上、名义上没有变化，有的学者也因此认为国有产权是明晰的，但国有资产的流失一直在悄悄地隐蔽进行， “烂苹果”“冰棍”现象相当严重，这样的国有制、公有制也就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因为实际的资本支配权掌握在以权谋私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手中，这样的所有制不是真正的国有制、公有制，而是极端的私有制。是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私有制，连一般的私有制都不如。这样的“私有制”才是可怕的私有制、危险的私有制。所以，人们没有必要害怕国有资产向非国有方面的变化。那种过时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必须彻底打破。根据上述分析，在所有制问题上的孰左孰右，绝不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我认为关键是看所有制主体的属性，以及资产要素的来源。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如果不该公有的却公有化是“左”，不该私有的也实行私有化就是“右”；应该采取劳动者所有制的，却实行政府所有制，是“左”，应该政府所有制的却实行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即是“右”；应该公有制的，但没有形成完善的约束机制，造成资产流和腐败现象，是“右”，应该劳动者私有制的，但在所有权行使中，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也是“右”；如果公有制是靠平调、剥夺劳动者形成的，就是“左”，如果劳动者私有制的形成是不义之财、非法财产，将正当的资产用于损害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就是“右”。三、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左右坐标
排除了所有制问题上的误解与偏见，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误解与偏见也就一清二楚。第一，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实质上是资源采取何种形式更为公平和有效的问题。实践已经表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既无效率，也缺失公平。计划经济的主体在缺少必要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他们权力的行使既不代表国家，也不代表全民，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容易产生以权谋私和腐败现象。实际上，这里计划的目的已经为少数个人所利用。我们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就说明了市场对于配置资源的重要性。它基本回答了计划与市场谁更有利于资源的配置问题。第二，计划与市场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就如公有制与私有制不是两个社会的区别一样，计划与市场也不是两个社会的区别。邓小平早在１９７９年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１９９２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述非常精辟和透彻，从根本上解除了人们的思想束缚，澄清了对市场经济的错误认识和模糊观念。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配置资源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现在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只有计划而没有市场，或者反过来只有市场而没有计划。计划与市场不是两个社会的区别，自然也谈不上是“左”和“右”的区别。不能简单地说计划多一点就是“左”，市场多一点就是“右”。我认为，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强调计划是需要的，在计划失灵的领域，强调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同样是正确的。不存在“左”和“右”的问题。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孰 左孰右？我理解，应该计划而没有计划，是“右”，应该市场而没有市场则是“左”；以计划配置资源为名，行以权谋私搞腐败为实，是“右”，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名，逃脱必要的计划管理，也是“右”；而剥夺市场主体必要的自主权，将自由竞争看作是异类加以不必要的限制，则是“左”。同样，与计划和市场相关，是政府干预多一点，还是企业个人自由多一点，也并非是“左”或“右”的标志。关键是看干预是否必要，是否适度，是否合理。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自由是“右”，应该干预但过度、失当和不承担责任、不受约束，就是“左”。这里区分左和右必须有明确的坐标系.另外，在划定所有制、计划与市场的左右边界以后，我认为替富人说话还是替穷人说话也不是“左”和“右”的标志。在现代社会，我们不能将富人与穷人对立起来。关键应搞清楚富是如何富的，穷又是因为何故穷的。对于依靠守法经营、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的人，应给予鼓励和保护。对于那些好吃懒做，或者是因为违法乱纪被处罚致穷的人，尽管也要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但不能在全社会提倡。说到底，在为谁说话问题上孰左孰右，不是看谁穷谁富，而是看富是如何富的，穷又是如何穷的。比如说，按照改革的要求，原来那些享受特权的既得利益者，理所当然在改革中会失去不该有的权力和利益，对于基层和百姓来讲，权力和利益应该有所增加。如果一些人是靠以权谋私、不法经营富起来的，原来的既得利益者在改革中权力和利益进一步增加，而基层百姓却并没有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相反被边缘化，成为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为这些“富人”说话，不为穷人说话，当然是“右”。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反对富人，搞杀富济贫，所谓为穷人说话，就是“左”。最后，有必要指出，人们为什么在左右问题上含糊不清、纠缠不清？我以为就是许多的研究不够彻底，没有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导致理论既不深入也不具体。这方面，我们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上应该切实做到“深要见底，宽要到边”。深要见底，就是通过抽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挖掘理论的深刻内涵；宽要到边，则是在深入的基础上，对各种内涵所包含的外延现象作展开研究，既说明问题，又解决问题。当然，分清左右的边界，目的是减少一些无谓的分歧和争论，同时从实际出发，摆脱教条主义束缚，认清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回应国际激烈的竞争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