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 要] 从传统工业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不仅意味着经济形态的转变，更意味着社会与文化形态的深刻变革。经济系统（模式）的进化，同时受自然（因素）选择和人为（因素）选择的双重影响。自然选择只是提供了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制度、观念等人为选择因素则决定了经济转型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实现。本文从经济系统（模式）进化的角度和技术、制度、精神观念三个层面，探讨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的系统条件，以期循环经济理论更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关键词] 循环经济，物质技术，制度行为，精神观念，系统工程
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经济模式，也是我国在战略上寻求突破资源与环境瓶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1]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中国，循环经济正在从理想转变为大规模的社会实践。[2]但是，循环经济作为生态经济的一种类型，生态学是其最重要的学科基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我国生态教育尚不普及，生态意识尚未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下，建设和发展循环经济缺乏技术、制度和观念的有效支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如何才能保障循环经济顺利得以实现？这需要我们冷静地分析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统筹规划并及时纠正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出现不良倾向，为循环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作者认为，从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型，不仅意味着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转变，更意味着社会与文化形态的深刻变革。大力推动传统工业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型，就必须从大文化建设和经济模式进化的视角，客观地认识我国经济转型的社会条件，正视、并采取措施努力消除技术、制度、观念等因素对发展循环经济的制约作用。本文从构成文化的三个层面（技术、制度与观念）探讨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的系统条件，以期循环经济理论更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一、技术转型：为实现循环经济构筑操作平台和科技层面的可能性。
循环经济的科学基础包括生态学、经济学、环境科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技术基础包括生态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生态规划与设计等，而循环经济的具体实践则是科学与技术的综合。物质技术层次为循环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物化平台，也为实现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型提供了可能。
平衡状态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稳定高效的共生体系。在这个共生体系中没有真正的废物，每一种生物的废弃物都可以成为另外生物的食物。这样，通过复杂的“食物链”和“食物网”，共生体系中一切可利用的物质和能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循环经济模拟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共生关系，构建以物质循环利用、存量循环和质量发展型的循环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效率，减小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近年来，工业生态学或产业生态学应势而生。工业生态学强调，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资源的利用方式，通过建立工业体系中不同工业流程和不同行业间的横向共生和资源共享关系，构建工业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和“食物网”，为每一个企业的废弃物找到下游的“分解者”，最大限度地在系统内部形成闭环物质循环，实现资源节约、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的三赢。目前，实现这一理想最重要的形式就是建立生态工业园。[3]其中，丹麦卡伦堡（Kalundborg）生态工业园被认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成功案例。
宏观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在整个经济系统各功能单位内部、以及各功能单位之间建立物质循环利用的网络关系，也即以 “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为特征的物质循环再生体系，提高资源效率，减少资源需求和废弃物的排放，实现经济发展与运行的低成本、高效益。这是在经济系统内部，通过能动地改造社会生产方式，有组织地实现物质的循环利用。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从微观到宏观各个层面的共同支撑，涉及到多方面的技术。在企业内部实施清洁生产，标准化设计；企业间资源联合共享，建立生态园区；区域层面上，1）建立生产、流通、消费、回收利用网络化的资源再生利用体系；2）建立不同产业、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循环连接（如：农业生产系统与城市生活系统等）；3）合理规划与分布污染负荷，将其限制在环境容纳量范围内；4）恢复与合理维护自然生态环境，减轻对自然循环的干扰，……等等。这些都是建立循环经济过程中必须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
循环经济的发展将改变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它需要新型科学技术的强力支撑。科技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每一项科学技术的突破可能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偶然因素，但相当的研究积累是必不可少的。这既需要前瞻性的科技投入，也需要时间上的积累。中国在延续多年的传统工业生产方式之后，快速转向循环型生产方式，所需的支撑性技术缺乏积累。建立循环经济的相关关键技术，大部分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既不系统，也不成熟，或者说都存在放大失真、甚至失误的可能性。社会公众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知识更滞后于科技界。在这种背景下，自上而下、大规模地开展建设循环经济的社会实践，盲目性不可避免。如果相关关键技术的研究和投入不能快速跟进，管理者的素质不能通过再教育得以有效提高，再加上监管不力等等，循环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实践，有可能成为一场新的大跃进。
二、制度转型：为实现循环经济提供社会运作的制度框架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认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率的组织在西欧的发展，经济增长的原因并不是经济、教育、资本积累所致，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4]诺斯所言虽不尽然，但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制度之于经济的重要性。尤其是当新的生产方式还未完全确立，社会成员在传统生产观念、生产方式导向下的旧的生产、经济行为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法律制度等强制性和非强制性制度约束才能实现。传统工业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型，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制度的转型意味着整个社会运行和调节机制（或社会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的重大变化，社会结构、经济利益及价值体系的重新构建。
一般而言，制度是指规范人类社会行为的某种规则。本文行文中所指制度，除非特别说明外，均指广义上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的各种制度（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公德等）。而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的概念一般专指经济制度。比如，诺斯就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当事人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5]无论是广义上的制度，还是某一具体领域的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流行为意识、世界观和价值观。反之，社会主流行为意识、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转变必然导致制度的变迁。
在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流观念的社会中，自然世界只是人类征服、利用的对象。体现在制度层面上，自然生产力被排斥在生产力的范畴之外，传统的生产关系也只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社会结构，自然生产力或生态系统服务的间接价值（如：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持生物多样性等）被排除在制度保护之外。所以，传统工业经济模式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制度性的，也是普遍的。人类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作用，促使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梦中醒来，回归“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光明大道。生态文化作为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是现代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体现在制度层面上，各种制度的生态化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制度在经济与社会演变过程中，对行为链和行为果具有直接选择作用。而制度本身所具有的限定性，也决定了其选择作用必然带有导向性，进而起到塑造社会整体行为模式的作用。以地下淡水资源的利用为例。在传统制度模式下，当过度开采导致地下水位下降、采水量减少时，水资源价格上涨，刺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产者进一步开挖深井，开采更多的水资源，最终导致地下水资源耗竭。而在生态化制度模式下，地下水一旦出现水位下降的迹象就不允许再多打水井了，而是要把钱投到提高用水效率和稳定人口等节水措施上，以便使水资源的利用恢复到与地下水可持续供水量保持平衡的程度，实现了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6]两种不同的制度模式，两种不同的行为反馈链，导致截然不同的行为结果。
制度规范了社会的行为链，而这些行为链产生预期行为结果的前提条件是，准确有效的信息。建立在不准确，甚至扭曲信息基础上的行为链，必然导致不合制度目的行为结果。中央计划经济崩溃于不让市场反映经济学的真理；而自由市场经济则可能崩溃于不让市场反映生态学的真理。[7]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优化资源配置、塑造现代经济方面，发挥着既使最高明的计划经济也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传统市场经济信号具有反环境的性质（不能反映产品和服务的生态环境成本），它传递给市场的信息往往是误导性的，导致扭曲的市场经济。这也是导致依托地球生态系统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反过来却在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瓦解自身可持续发展根基的原因。
诺斯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的演讲中，讨论了为什么资本主义虽然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但是它的成果却有好有坏？比如在次撒哈拉地带，资本主义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亚洲一些地方，却获得了飞速发展。[8]虽然各国都采用了基本的资本主义制度模式，但各国产权状况、具体制度、文化背景等存在差异，各自向市场传递信息的状况不同。致使一些国家缺少我们通常与资本主义所联系起来的自由市场，所以，他们就缺乏美国所拥有的发展的潜力。诺斯的观点也证明信息质量、数量状况与制度绩效之间存在的强相关关系。
信息的准确性和相对完整性，即是决定制度绩效的重要因素，也是制度约束的结果。通过绿色GDP核算、税负转移（从劳动、资本型税费向环境与资源消费型税费转移）、资源定价、生态补偿、环境认证、司法与行政处罚等机制，赋予市场信号以生态学含义，反映各类产品和服务的生态环境成本，才有利于建立稳态优化的循环型市场经济体系，保证人类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另一个保证信息准确化和相对完整化的社会基础，就是广泛的言论自由，要绝对避免信息渠道的单一化和垄断化。在信息自由的社会中，完全可以在少动用甚至不动用公共财政的条件下（主要借助非官方舆论），利用社会各层次、多角度的舆论监督，推动公共事务的透明化，及时准确地反映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取得的真实成绩，为制度调节提供可靠的信息，才能导致合乎制度目的的行为结果。
制度需要连续，更需要有效地执行。缺乏制度约束的行为模式，不具有持久性，往往会出现人亡政息、此起彼伏的结局。制度的存在及其连续性保证了制度在社会整体行为塑造方面的选择作用。制度重要性体现在它对社会行为具有广泛的约束能力和可操作性。如果社会缺乏有效的执行、监督系统，制度的绩效同样也会失去赖以支撑的必要条件。在循环经济制度建设过程中，既要明确所有行为的主体、行为链，也需要明确各行为主体之间的连接方式，通过网络化的有机联系，促进制度落到实处。
日本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成功经验就是制度先行。1991年制定《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1993年制定《环境基本法》，1994年又根据基本法制定了《环境基本计划》，决定把循环政策作为环境政策的长期目标之一来实施。1995年制定《容器和包装物循环利用法》，1998年制定《家电循环利用法》。2000年是日本社会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被确定为 “循环型社会元年”。该年度日本召开了“环保国会”，制定和修改了多项环保法规。通过制定《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确定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另外还制定了《建筑材料循环利用法》、《食品循环利用法》、《绿色采购法》和新的《环境基本计划》，修订了《废弃物处理法》（强制控制废弃物产生以及非法排放）和《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更名为《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2002年制定《汽车循环利用法》，2003年制定了《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计划》。这些法规均已付诸实施，将零排放作为企业的新型经营观念，逐步实现以清洁生产和资源节约为目标的新型产业结构。日本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循环型社会法制体系。[9]
我国在循环经济制度建设方面的进展有限。已经实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只是对企业微观层次的清洁生产行为进行了规范；而《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资源的回收和综合利用也做了一些规定。但是，我国至今没有形成一部法律将清洁生产、固体废物利用、环保产业发展和资源循环利用等相关的内容，统一纳入循环经济框架内综合考虑，还缺少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决策层次系统规范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10]日本经过10余年的努力，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我国循环经济相关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尚需时日。我国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将面临着制度规范滞后，社会行为无法得到有效规范的问题。这同样也是我国开展大规模循环经济建设，可能造成社会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加快循环经济相关制度建设刻不容缓。
三、观念转型：循环经济的转型需要深刻的文化与社会变革为依托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每一次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都伴随着深刻的社会革命。从传统工业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转变，更意味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文明形态、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向更高级形式的进化。而这种进化或转变能否顺利实现，还需要从它们自身进化的规律着手分析。
社会系统、文化系统、经济系统和生命系统都属于复杂系统，它们都具有进化、演替、自适应、非线性等一系列共同的特征。所以，文化系统、经济系统的进化与生物进化在某种程度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尽管自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以来，生物进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迄今为止，自然选择仍然处于进化理论的核心地位。与生物进化不同，人类文化、经济、社会系统的进化，同时受自然（因素）选择（或自然限制）和人为（因素）选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双重选择。
传统工业经济具有良好的发展性，但其反环境的本质导致了其可持续性的减弱。人口、资源、环境、健康等一系列严重危机的出现，体现了自然选择要求人类必须摒弃传统工业发展模式，走循环经济之路。那么，这种顺乎自然的经济转型能否在人类社会中得以实现？
历史经验证明，一些民族能够建立起现代工业、发展高新技术，逐渐形成一个消费型的社会；另一个民族也能够迅速地赶上；而第三个民族却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寻求其他的发展道路。这些情况并不是由气候、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所决定的，也不能完全用经济因素来充分加以解释。其原因在于文化——具有不同特征的文化，在于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组织每个人和每一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11]也就是说，文化等社会因素是社会、经济转型的人为选择因素。自然选择只是为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其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文化等人为选择因素则决定了，自然选择的可能性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转变为现实。
所以，从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型，不仅仅是经济形态的转变，更深层次上则是文化与社会的转型问题。要想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必须从大文化层面上前瞻性地引导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方向，统筹协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整体优化经济与社会运行环境，系统推进、持之以恒。我们由此可以推论，通过促进文化、科技、教育等的生态化转变和协调发展，推动我国从工业文明社会向生态文明社会的转型，可以促使社会文化因素成为促进循环经济转型的有利选择因素。
那么，这种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目标，如何才能实现呢？
在民主和自由的国度里，人们享有的自由多于制度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所以，一定程度上讲，制度虽然是必需的，但制度的约束力远不及人们的自觉力来的宽泛。无论多么严密的制度都不可能穷尽对行为的限定，但当人们意识层面上的自觉力发挥作用时，对所有的行为都具有约束力。如何在全社会文化和意识层面上建立与循环经济相适应的生态意识，将建设循环型社会转化成全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
在全社会文化和意识层面上建立与循环经济相适应的生态意识，促使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意味着社会文明形态的根本转向，触及了传统工业文明的精神内核。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将成为未来文明的主流。教育作为传承和塑造文化的普及性活动，是文化活动和文化进化中的关键因素。教育要发挥重塑社会文明的社会功能，面对教师和大、中、小学生普及生态环境教育，面向各级、各类管理人员开展大规模的生态环境继续教育，培养其热爱自然、节约资源，与环境友好相处的观念，使生态意识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积极推动全体公民参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实践活动，使每一个人都成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力量。大众传媒等公共领域的宣传教育作用也至关重要。通过大众媒体的积极宣传，可以有效地营造全社会的生态话语环境，对全体社会成员生态意识的形成发挥着导向和推动作用。总之，必须通过有意识地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尽可能创造相适应的文化环境。
面对中国轰轰烈烈的循环经济建设实践，生态文明发展只能按照其自身进化的规律有条不紊地进行。生态文明作为建设循环经济的文明基础，其缓慢发展必然对循环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带来不利影响。政府应该通过大幅度提高生态教育投入，加大对在校学生的生态教育力度，开展注重效果、面向实践、形式多样的生态环境培训；有意识地推动生态文明的进化，促进生态文明的发展，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尽可能地创造相适应的文化环境。即便如此，实现向生态文明转型还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与一些专家预期中国经过20~30年的时间建成循环型社会相比，还是慢了许多，形势不容乐观。
四、结语
从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型，不仅仅是经济形态的转变，更深层次上则是文化与社会形态的转变。经济系统（模式）的进化，同时受自然（因素）选择和人为（因素）选择的双重影响。自然选择只是为其提供了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制度、观念等人为选择因素则决定了自然选择的可能性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转变为现实。所以，必须从大文化的层面探讨建设与发展循环经济所需的系统条件。其中，物质技术层面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构筑了物化平台和技术层面的可能性；制度行为层面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社会运作的制度框架；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触及传统工业文明的精神内核，是保障循环经济良性发展的社会依托，也是实现循环经济终极选择因素。
在中国建设和发展循环经济，必须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即我国生态教育尚不普及，生态意识尚未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与轰轰烈烈、势不可挡的循环经济实践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为保证循环经济的顺利转型，政府和公民应该在以下诸方面给予足够的关注。
1）在缺乏成熟关键技术支撑的前提下，大规模开展循环经济建设，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并造成严重社会浪费。如果政府在相关关键技术研究和投入方面不能快速跟进，管理者的素质不能通过再教育得以有效提高，再加上监管不力等因素，循环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实践，有可能转化为一场新的大跃进。
2）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有力的制度支撑，加快循环经济相关制度建设刻不容缓。我国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着制度规范滞后，社会行为无法得到有效制约的问题。另外，信息的准确性和相对完整性是制度发挥应有作用的前提，建立信息通畅、反馈及时地社会信息体系是制度正常发挥作用必要条件。
3）我国现阶段，发展循环经济缺乏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化观念的支撑。政府必须大幅度提高生态教育投入，加大对在校学生的生态教育力度，开展大规模的生态环境继续教育，推动公共生态话语环境的形成，有意识地促进生态文明的发展，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尽可能创造相适应的文化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