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提要：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媒体曾以旁观者的姿态大量报道过日本白领阶层的“过劳死”现象，正在中国人身边蔓延。)
生命长度与生命价值是什么关系？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关心这个问题吗？
我发现，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2004年以来，媒体报道了一些知识分子和名人因为长期过于劳累而逝世的消息：
2004年4月8日晚，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杨迈由于连日超负荷的工作让心脏不能承受，猝死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享年54岁。
2004年4月19日，全球快餐业巨头麦当劳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吉姆·坎塔卢波死于心脏病突发，享年60岁。
2004年5月1日，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因肺癌逝世，享年57岁。
2004年7月7日，著名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患癌症逝世，享年55岁。
2005年1月5日，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萧亮中在睡梦中辞世，享年32岁。据报道，击倒这位年轻人的，是过度的劳累和生活压力，以及他内心郁积着的焦虑。
2005年1月22日，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焦连伟突然发病去世，享年36岁。亲属及同事认为，这或许与他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心理和生活压力过大有关。
2005年1月26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因肺腺癌不治去世，享年46岁。医生诊断认为，繁重的工作压力使他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2005年4月10日，56岁的著名画家陈逸飞劳累过度，导致胃穿孔、肝病去世。
2005年8月5日，浙江大学36岁的博导何勇因弥漫性肝癌晚期不治。
2005年8月18日，著名小品演员高秀敏在长春家中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46岁。
2005年8月30日，著名演员傅彪因肝病不治逝世，享年42岁。按照他儿子的说法，“他已经整整一年没有这么彻底地放松过了。”
这份逝者的名单很长很长，在此无法一一罗列。活着的人们见证了一个个勇敢的战士英勇地倒在了战场上。巨星陨落，举世同悲。最近几年，全球精英“过劳死”或“早死”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现象。请注意：在上述名单中，有两位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和杨小凯，一位享年57岁，另一位享年55岁。他们都是全球知名的经济学家，他们都基本属于“过劳死”。让-雅克·拉丰教授甚至对邹恒甫教授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能像董辅礽老师那样活到70多岁，那该多么好啊，哪怕就是70岁也很好，那样我就可以更多地照顾我的孩子和家人，我还可以为经济学事业做更多的事情啊。”（参见：钟心、戴劲松：“邹恒甫教授激情讲述与董辅礽有关的故事” 2004年08月12日 新浪财经）
过劳死，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媒体曾以旁观者的姿态大量报道过日本白领阶层的“过劳死”现象，已经在中国人身边蔓延。2004年发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平均死亡年龄从10年前的59岁下降到53岁。这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2.85岁。其中，新闻工作者在40－60岁年龄段有78.6%的人死亡，平均死亡年龄为45.7岁。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疲倦、莫明的烦躁，易生病；白天犯困，晚上睡不着……
“过劳死”指的是长期慢性疲劳后诱发的猝死，即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导致精疲力竭，甚至引起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继而出现致命的症状。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过劳死”的发病率正在逐年增加。一般来说，“过劳死”是由“亚健康”诱发的，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继而丧命。过劳死通常又称为“猝死”——即“自然发生的、出乎意料的突然死亡”。从“过劳死”高危人群来看，主要包括：有钱有势的人，特别是只知消费不知保养的人；有事业心的人，特别是称得上“工作狂”的人；有遗传早亡血统又自以为身体健康的人；超长时间工作的人；夜班多，工作时间不规则的人；长时间睡眠不足的人；自我期望高，并且容易紧张的人；几乎没有休闲活动与嗜好的人。
2004年4月12日~13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央视资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实施了一项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218人中，每天工作不足8小时的人占34.4%，而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的人占65.6%。其中，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的人已经超过20%。调查发现，82%的人选择了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惟一条件是“奖金如果足够高”。尤其在20~40岁的人中，这种想法相当普遍。部分人认为：“年轻时拿命换钱，岁数大后拿钱换命”。75.1%的中青年人对拼命工作甚至“过劳死”的人表示理解，只有18%的人认为“这种健康风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但是，人们忽视了科学。1996年至1998年间，英日学者联合完成的一项专题研究认为，长时间工作且很少睡眠和休假，绝对是提早进入坟墓的捷径。该研究发表在《职业及环境医学》期刊，报告指出：“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且持续缺乏睡眠，将使患心脏病的危险倍增。每周有两天平均睡眠时间在五小时以下，也会使心脏病的风险增加至两倍甚至三倍。”该研究认为最佳的一周最高工作时数为40小时，并建议工作超过此时数者，应取得更长睡眠时间和更长的假期。
然而，我们从媒体的报道中得知：
——画家陈逸飞经常是画画的时候，饿了就吃方便面，困了就在画室睡觉；拍片的时候，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是常事，导致疾病终于在身体里暴发。
——浙江大学博导何勇更是过劳死的典型。生前，何勇是浙大运筹学与控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是运筹学科的带头人，他除了所里的工作，他身上还有很多任务，诸如科研、教学、学术交流。他带了15个硕、博研究生，是全系带学生最多的导师之一。在他死后，人们才想起说：“他太累了！”
——在高秀敏去世的前一晚还没有休息，她拿出了即将拍摄的新电视剧的剧本仔细研究，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睡觉。高秀敏的老“搭档”赵本山称：“她一直身体状况不错，而且性格直爽乐观。一定是太劳累了。”
在经济学的词汇中，我找到一个词来描述这种现象，那就是“加速折旧”。过劳死，就是“生命的加速折旧”。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指出：“疲劳过度的人是在追逐死亡”。
西方有句谚语：一支蜡烛两头烧。说的也是过度劳累，只知道干活，不懂得娱乐和休息。
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相对优越，为什么偏偏被众多疾病困扰，进而成了“短命阶层”呢？专家分析指出：第一，中国知识分子的科研生活环境不够宽松，他们的忧虑多、心理负担重。第二，知识分子的长期从事脑力劳动，压力大、处于疲劳状态也是导致他们身体状况差的原因。过度劳累或者长时间精神紧张，会使身体的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引起体内主要的器官和系统失衡，比如发生心律不齐、内分泌失调等等，严重的就会导致全身的应激状态，从而引发疾病甚至死亡。第三，知识分子的成就感很强，他们长期处于心理亢奋期。第四，忽视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注意锻炼身体和放松自己，也是导致知识分子体质差的主要因素。医学专家认为，英年早逝者有91%属后天自身因素造成，为了事业成功，许多人都不知道珍惜自己的身体。
从经济学角度看，中青年人才的“过劳死”不仅是家庭的灾难，也给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些人大多正值干事业的高峰期，有许多人都是单位上的骨干和业内的中流砥柱。他们不论是工作经验与工作能力，都是用人单位不可或缺的。可是正是这个时候，他们的生命却突然中断，这样给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甚至有些重要的科研单位，因中青年人才的过劳死，造成科研的中断、后继乏人。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青年人的“过劳死”给社会带来的唯一好处是他们没有享受应该享受的养老金，而把自己应该享受的养老金无偿地贡献给了社会其他成员。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