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基本经济制度 ‘以人为本”指经济制度社会的劳动人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1845)

(一)“以人为本”指那一个人性本质?

三个学者议论着,在经济学中必须有个基本理论假设前提才能展开研究和分析。马克思是以社会人、利益人为基础假设前提的,产生了他的阶级社会观。这样一来国家就成了阶级统治的工具。相反,西方经济学是以经济人、理性人为基本理论假设前提的,产生了人类经济社会观或者说利益博弈社会观。于是国家就成为利益集团合作博弈的产物。中国经济学是以劳动人、制度人为基础理论假设作前提,把人类经济制度看作劳动价值创造、价值形成、价值实现的规则,产生了经济制度社会观。这样一来国家就成为劳动价值分配的工具。目前我国实行的是“财政权利”分配制度。西方国家实行的是“剩余权利”分配制度。中国应该走向“法定权利”分配制度。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政体是立法、执法、司法。即“三法鼎立”的政治体制了。哎哎,还有宗教社会的动物人、自然人……

三个学者在茶馆里津津有味的谈论着,他们理想中的中国经济改革。两个报社记者听着有点不明白。是啊,“以人为本”指的是那种人?我们何不问问宣传部长。宣传部长刚出市政府大楼被拦下:请问A部长,在社会科学中有社会人、经济人、劳动人等理论规定的不同。我们的“以人为本”是指那种人呢?A部长想了想回答:无可奉告。跟随的秘书向记者说: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本,弄那么清楚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关上车门就走。

朋友们!

大约100万年前由于地球气候变化,类人猿从树上下来学会了两条腿走路,于是动物人产生。

大约50万年前地球气候又一次变化,人类从树林来到山洞。火的发明,有了制造、分配关系。社会人产生。

大约5万年前有了制造工具的工具劳动,于是劳动人产生。

大约8000年前劳动人追求生存权平等最大化组成集体劳动体。也就有了相应的劳动、生产、分配规则制度来约束个人的行为动机。于是制度人产生。

这是物质性人的发展过程。相对是意识形态观念性人的发展过程。

约6000年前出现了文字,即意识观念产生,也就有了动物人观念,其概括为神学,由局部性到全球性社会神学发展。

100多年前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创立把动物人社会神学与社会人历史学区别开来。

但经济学的发展创造了经济人社会科学,又把社会人社会科学区别开来,也就几十年的时间。

目前制度经济学兴盛,经济改革需要制度经济学来指导。中国学者研究的方向就是把制度人社会科学与经济人社会科学区别开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与骄傲。

(二)人的性质

人性的概念规定:

(一) 人的生理性。P1=A(a1,a2,a3,a4,a5,)I。

假设人的生理分为五大系统时,I为指数表示植物神经,A为系数表示大脑神经。经济学分析,生理系统的一体化依赖植物神经作用第一,大脑神经作用第二。

(二) 人的心理性。P2=B(b1,b2)S。

假设人的心理由两方面来表现,即利己性(假,恶)与利他性(真,善)。两点之间的不同分布时,一方面是内部性,S表示为指数,是第一作用。另一方面是外部性,B表示,其作用是第二位的。(内部性含基因性,外部性含后天性。)

(三) 人的知识性。P3=C(d1,d2,d3,d4,d5,d6……)O。

假设人的知识性可以分为许多项,在现实中不同项知识有着强弱的差别。这种差别的形成,第一位的是个人的偏好,O表示为指数。第二位的是知识水平,C表示为系数。

(四) 人的劳动性。P4=D(e1,e2,e3,e4,e5……)T。

人只所以区别于动物其根本标志是会劳动即创造财富。但劳动活动的实现需要多种权利的推动,然而相对权利的大小是不一样的。至于说那种权利应该大,那种权利应该小取决于劳动方法(动作工具与动力工具相结合),T表示为指数。第二位的是劳动关系(比如奴用,雇用等)由D表示为系数。劳动关系决定了劳动人某种相应权利的大小,但是第二位的。

(五)将上述四个人性放在一起来考察,就是人性存在的权益性。即P1、P2为纵坐标时,P3、P4为横坐标。假设人的行为分作观念、思想,原则、原理,目的、目标,方法、办法,措施手段,技巧、表演,六大层次。每个层次的结果(成功)正好是一个卡马曲线,其轨迹如逻辑曲线(请原谅方程式贴不上)。 

结论:所谓人性概括为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追求而已。反过来说,失去自觉性而追求自发性的人或多或少的失去“人性”这一概念。

(三)人的本质:行为职能

所谓人的行为是比活动高一个层次的概念。包裹以下几个方面:生理行为、心理行为、自主性行为及他主性行为、角色行为等。从层次上又分为意识观念,思想意志,原理原则,方法、办法,措施手段,技巧与表演等。这里主要讨论行为层次之间的关系。

关于行为层次的观念、理念、原则、原理、目的、目标、方法、办法、措施、手段、技巧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般来说,所谓观念,就是劳动人在各式各样的行为活动以前特指的大脑中的主体型线条组成的形体,换言之即劳动行为活动得以进行的指导方针及劳动行为活动借以进行的依据,也就是劳动行为活动结果客体在劳动人的大脑中的反映(映象)。正是这一现实的映象把劳动人行为活动的内容作出是什么物品行为的劳动行为界定。所以,当观念具体到某个人时,就有一个相对清晰和不清晰的区别,或者说相对某个人的行为活动就有了积极和消极的区别。一个人之所以有一种成就感,就源于观念的较高的清晰度,表现为劳动积极性的努力。实现了该思想、设想、计划、目的、目标,相反,一个人从没有思维出一个创造性的目的、目标,即没有清晰的观念,就是说向何方努力本身就不知道,那么就不能产生各种行为活动的积极性,而是相应角色上的消极应付。

相对人的劳动行为活动来说是观念,但相对一个生产劳动体的劳动活动上说(“人”的存在就是参于劳动活动)就是一种理念。所谓劳动活动理念是指劳动主体特定的实践活动的指导方针及借以活动的依据,也就是劳动主体达成的一致行动的认识上一致的那种想法。正是这一基本的想法或思想从基本特点上表达出该主体是什么样的劳动行为及劳动活动的内容,从而把主体特定的行为活动同其它行为活动相区别的标志,当论及理念时,必须把劳动体与劳动者个人分为两者。正是行为理念的不一样把劳动行为活动分成性质不同的劳动行为。从劳动行为理念向后看其结果时正是这种劳动行为理念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劳动体制度,相反即从理念向前看其来源时,劳动行为理念的不同来源于劳动者个人清晰观念的指导(领导)。

作为一个生产劳动体,为实现相应的目标进行着一系列具体的内容,它是一种基本的逻辑思维抽象的想法。不过尽管生产劳动行为的理念是抽象的,但是它不能停留在相应的观念、理念、思想、意志层次上,而必须体现在具体的劳动行为活动中。为了做到这一点即具体化,把理念引向实践,用语言表达,指明形式,规定概念,这样就构成原则原理。所以,原则原理一方面使理念更接近于行为活动的方法、办法,另一方面进一步推动理念、观念的更清晰、更诱人。

原理原则从而成为劳动行为活动的依据。从这一意义上讲,它成为生产劳动完成目标、目的的指针。原则使劳动行为同其它非劳动行为相区别,从而使劳动行为成为劳动性质,或者说呈现出一种价值创造的行为,是由原则来规定。故原则与目标有着概念上的联系。就是说在明确什么是劳动行为这个前提下,还有以下含义:首先一个劳动者和生产劳动体的观念、理念,然后由理念给出一个原理、原则规定,从而给出生产劳动体活动上的目的、目标的确定。以上目标被确立,并落实到劳动者个人时产生出方法、办法来。就是说不但理念对劳动行为的原则规定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对劳动行为活动的目标也有着决定性影响。由此出发,理念不仅决定着劳动人劳动行为的基本目标,即对办法的决定也是适应的,甚之在决定更下位的具体化方面的办法、手段也是适应的,换言之,都必须系统发挥观念、理念的内容。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劳动人劳动行为中一切劳动活动上的方法、办法、原理、原则都是从劳动行为的理念推导出来的。

方法、办法规定下来以后人的行为开始进入角色表演,表演是否成功取决于技巧的把握。正是有了这种角色行为产生了不同性质、不同个性的具体的人。即现实中的人本质职能的表达。

(四)人的本质:发展职能。

一旦人的生存权解决以后,人们开始追求自身的发展从而构成发展职能。所谓发展职能由三个方面:意识思想的创新;经济制度的创新;劳动工具的创新。要问这种创新的动机从何而来,那就是人的利他性本质,创新行为无异是在利他性强烈的冲动下发生的。

(一)利他性行为本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众多经济学家发现在人群中相当一部分带有利他性行为,无法用亲缘理论和互利互惠理论来解释。代表这一观点的是“桑塔费”派经济学。认为这种利他性来自“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心理。强互惠的主要特征是:在团体中与别人合作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破坏合作规范的人,并且在预期成本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同样这么做。

强互惠机制能抑制团体中个别人的背叛行为、逃避责任和搭便车行为,从整体上提高团体福利。但这种行为在实施中却需要个人承担成本,并且不能从团体中获得额外补偿,所以称为“正外部性”利他性行为。经济制度的好坏以此作评价:好的制度能促进正外部性行为的增加;坏的制度相反却对利他性行为进行惩罚。

为了证明这种利他性行为,桑塔费经济研究所进行了计算机仿真实验。根据团体成员对待合作的态度的行为分作三个类型:1,自利者。他们总是企图分享合作成果,并且竭力逃避责任;2,合作者。他们能无条件提供合作劳动,但不会惩罚背叛者;3,是强互惠者。他们无条件与别人合作的同时不惜花费个人成本惩罚违反合作规则的人。仿真动力学模型用七个相关方程组组成,分别决定个体繁殖率;行为突变率;合作成本与收益;惩罚与被惩罚成本等参数。生物学知识外生给定。仿真的初始状态为相对独立的20个群体。每个群体20人以上,群体成员都是自利者即把生物学个体选择理论作为预测结果为起点,然后检验其稳定性。

仿真结果如图1。(1)外部性突变产生强互惠者侵入自利者“人类”群体,使族群的合作行为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2)演化出的合作者的族群是不稳定的。(3)完全自私的族群由于缺乏合作机制不能产生适应性相对优势,最终走向灭绝。

仿真动态均衡显示:(1)初始阶段卸责率为100%;其后强互惠者出现合作人数增加,卸责率下降。约500代后卸责率下降到10%,强互惠者人数增加。(2)2500代后进入稳定。合作者为24.6%,自私者为38%,强互惠者为38%。(3)现实中的调查也符合这一结果。在人群中只有38%的人表现出自利性倾向;24.7%的概率表现为合作穷向;37.3%表现为强互惠倾向。就平均而言因为机会搭便车者的可能性只有11.1%

这种仿真实验证明,人的利他性行为是人类发展的根本条件。当利己性人占绝对大多数的情况下,人类只能走向衰败甚至是灭绝的道路。

 社会基本经济制度 ‘以人为本”指经济制度社会的劳动人
(二)利他性行为均衡。

利他性行为主要表现为团体性。具体的说一个利他性的生存适应性不仅取决于他和自利性人的个别交往,而且取决于他于其他利他性的人的交往。由于这种交往更容易达成合作而使双方共享合作剩余,只要合作剩余足够大,就能弥补利他性的损失取得进化优势。同样道理一个自利者的生存适应性不仅取决于他和利他性的人的交往而且取决于他和利己性的人的交往,这种交往就难以达成合作关系,也就很难产生合作剩余也就说不上享受合作剩余而是遭受损失。当这一损失足够大时就会使自利者的掠夺性进化损失殒尽。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方程就可以证明。(O=Y/Y=(C-V)/V)

(三)利他性推动了创新,因而才有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经济制度社会的进步,第一是劳动工具的创新推动了劳动制度发展与前进。比如说,如果没有畜力的发现与相应工具的发明引出畜力的使用也就不能有农业家庭劳动体的形成及出现,人类就会永远处在原始集群体中。任何人创造一种新的劳动工具都是在利他性本质推动下做出的。(当然其动机来源于提高劳动效率,这种提高劳动效率的动机就是利他性的具体表达)。第二,是货币形态的创新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创新。人类社会之所以表现为生存经济、自给经济、商品经济(相应的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源于货币的形态是劳动日、实物(金银)货币、纸币的流动即交易(制度)方式的不同。没有金银货币的发明也就没有封建自给经济制度,没有纸币的创新也就没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这些不同货币形态的创新无论如何都归结不到人的自利性行为中去。第三,理论思想的创新推动了经济社会形态的变化。当然人类社会的演变其第一动力是利益分配的矛盾性,但这种矛盾性作用是一个量变过程,即时间要长得多。中国封建经济长达两千多年,只所以不能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思想理论的创新。同样道理为什么中国早西欧1000多年进入封建主义经济是源于列国时期通过百家争鸣最早产生了“君主中央集权制”的理论思想。不言而喻新理论思想的创新只能是利他性行为的结果。你无论如何都无法归纳到自利性行为中去。(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追求自利性最大化假设,不过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永恒化而已。)

(五)为什么有社会人、经济人、劳动人等本质认识的不同?

从笔者猎取的文献上看,对人性本质的认识可分为四大类:①动物人(意识人),②社会人(利益人),③经济人(理性人),④劳动人(制度人)。社会科学也就表现为研究人的一系列行为的科学,所以人类社会也可以说是人性本质的对象化,即对人性本质的规定也就界定了人类社会的本质。由此而论,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认识就是人性本质的发展史,进一步的才是“社会认识”的发展史。那么,有史以来人性本质是如何变化的?这类变化的中间环节都那些?又是通过那些科学家表现出来的?他们是如何表达的?这种表达又和社会制度的联系如何?等等都是社会科学的内容。为了节约文字,这里只能指出这些现象而不能去考证,主要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性本质的不同认识及这些认识具体到经济学研究上的表现如何?

(1)人性本质的认识是社会认识水平的表达

大家知道,从广阔的宇宙到微小的质子运动被慨括为自然界。这样就出现了有机界和无机界的分类,接下来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物体的分类。当把有意识的物体再进行分类就是动物和植物的划分了。在动物的划分上就有高级动物与低级动物。人作为高级动物的观念由此产生。这是人类社会认识的第一次飞跃,把人的世界和动物世界相对立或者说人的社会与动物社会相对立。那么人的社会与动物社会的关系如何?为什么人能组织起来而动物们不能系统的组织起来?回答这些问题就构成意识和物资的关系。各种宗教信仰的出现对这种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表达。可以说宗教信仰无一不是建立在“动物人”“意识人”的基本理论假设上。

随着社会认识的发展,在动物人的基础上出现了划分,自然产生了社会人(利益人)的社会认识。那么社会人与非社会人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时完全彻底地表现出来。社会人本身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回答这一问题,阶级社会观产生。只所以划分为剥削与被剥削两大阶级源于他们之间有着利益相冲突。这是利益人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利益矛盾的斗争性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然而进一步的社会认识是在利益人上的划分即把利益人看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为什么是这样?是经济人的理性本质。在经济人理性本质基础上产生经济社会的社会认识观念。他们认为,在人的社会里,虽然有着个人利益相冲突。可这是一种利益的博弈行为。国家就是利益合作博弈的产物。在中国这种博弈社会观通过自由主义经济学给予完整的表达出来。认为只有通过经济人、理性人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博弈才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一句话,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是由阶级利益矛盾即阶级斗争行为推动的,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由个人私利矛盾博弈行为推动的。

社会认识是要前进发展的。理性人假设只适用个别人,因而招来许多批判。从另一方面说,在资本主义国家许多个人财产的积累并不是自己管理知识劳动价值的表现。众多研究证明,几乎百分之百资本家的财富是靠通过“资本比”提高的手段获得的。所谓“资本”实质上是积累劳动的表达,特别是由“银行储蓄”而来的资本是社会人民大众的,这是不用置疑的。就是说一个劳动力年青时提供“储蓄”资本与创造资本,年老时不能获得资本的补偿,其资本增值却装进资本家的口袋,这是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从而产生经济制度社会观。相对也就有了劳动人、制度人的人性本质认识。在经济学家眼里,称为“发展经济学”。认为所谓经济制度,就是劳动价值创造、价值形成、价值实现的规则。作为国家不过是劳动价值分配(实现)的工具。

(2)不同人性本质的认识是社会认识水平的提高。

众所周知,在中国就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认识都是以阶级社会观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来分析人类社会的发展。应当清楚的是阶级社会观是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黑格尔的意识(精神)社会观成长起来的。使用的工具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在西方国家占主流的是经济社会观。他们认为中国封建时代是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社会。把自己的纸币交换看成市场经济社会。(就因这类概念的不统一使我们的“入关”推迟了五年)经济社会观只所以没有进入中国,源于中国的文化产业是行政工具而不是生产劳动价值创造者。奉行的是“行政学术”“等级学术”,进一步的是“名人学术”及崇拜洋八股的“规范学术”,这样一来就筑起了一个大坝阻碍了中国社会认识水平的提高。当然,文化产业的行政工具性也造就了中国经济学家“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处境。在生存中他们的劳动价值不是由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消费者支付来承认而是由财政来支付,自然不可能站在人民群众方面去说话。

经济社会观在西方国家虽然占统治地位但不能否定历史社会观。其根源是没有自己的核心理论。换言之经济人、理性人的假设本身就不是从劳动价值出发来论证人类社会观念的,这样一来经济人、理性人本质的描述就变成对资本家个人的粉饰。所以,在资本家主义国家信仰社会主义的大有人在。

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中国稍然产生了自己的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互联网冲毁了文化产业作为行政工具的提坝,推动了我国社会认识水平的提高。虽然说目前中国经济学还处在对“行政学术”“等级学术”直观的批判阶段,但已经初露头角:①中国经济学把人的本质规定为劳动人、制度人。以此为自己的基本理论前提假设。认为经济制度是劳动人的劳动价创造、价值形成、价值实现的规则。劳动人在经济制度面前是第二性的,从而把自己的基本理论置于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上。以此理论为基础注定是会战胜社会人、经济人等经济制度史观上的唯心主义。②中国经济学还认为,中国的落后贫穷其根源是RHP的低增长。财政权利的分配制度造成诸如文化产业,重化工业、行政事业机关等大批食利者,“食利比”高达6:1。而先进国家只有3:1。以RHP增长为轴心展开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来替代GDP的增长经济学研究。③中国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正在形成中。主要表现在对《资本论》的高水平研究上,而不是刘国光、卫兴华的低水平重复,校园主义教学态度。比如在劳动价值公式上加入技术、供求比、积累消费比、管理知识等等。在RHP的公式上导入生产、交易、分配、科技等等制度因素。这类方程式的出台基本上使中国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无懈可击。④中国经济学有自己独特的制度变迁理论。由于把经济制度看成劳动价值创造、形成、实现的规则,发现了人类经济制度的发展规律。从逻辑性上推导出中国经济改革是人类发展的第四次经济制度革命。预测出其阶段、时段。其全过程历史150—200年。总结出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力、内动力、外动力及其“四选择”规律。

结论:人性本质认识的不同是社会认识水平不同的表达。动物人(意识人)是把人和自然界里的动物相区别,以此形成宗教社会观。当这种观点来到阶级社会观里就变成历史唯心主义。西方国家的经济人、理性人本质是社会认识水平的提高。因为没有自己的核心理论,所以不能形成经济社会观,只不过是对人的资本主义行为一种粉饰而已。

中国经济学的劳动人、制度人的本质认识处于社会认识的最高水平。它吸纳了《资本论》的经济唯物主义内核,从而形成人类经济制度社会观。这样一来坚持经济制度物质存在第一还是坚持劳动者人性第一就成为制度史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分水岭。(当然要宣布社会人、经济人的坚持者不过是半截子唯物主义而已。)

注: 此文是笔者对许多文献的总结。由于文献浩繁,无法列出。特此道歉。

(六)经济制度社会观的劳动人假设

任何哲学意义上的人类社会观都有自己的基础理论。经济制度社会观一样有劳动人作为基础概念来建立自己的哲学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行为和计算。以劳动人具有自觉性出发的研究构成发展经济学。)这一假设可以概括为每个人都必须生存在劳动体中追求合作剩余的最大化。因此劳动人也就含有极其丰富的内容。

劳动人追求合作剩余最大化是建立在对传统西方经济学理性人追求自己福利最大化的批判上,排除了个人感觉器官享受模式的福利追求。一,所谓人就是劳动人,必须参加到一个劳动体内才有收益获得。劳动人的一切行为离不开以劳动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的约束。二,虽然说个人收益和个人消费相连接,但这种消费却给经济体的合作剩余提供了相应前提被称为“负外部性”利他性;而遵纪守法,特别是“强互惠”行为给经济体提供直接的合作剩余称为“正外部性”利他性。三,所谓“强互惠”行为是指有着自觉性行为偏好,对破坏劳动规则制度的自利人有着不惜个人成本的惩罚性动机。正是这种“强互惠”行为推动了合作剩余的增加进而实现合作剩余的共享。四,经济行为的博弈不存在个体中而是各个劳动体之间的相互博弈。现实中的人的博弈无不带有增加合作剩余的烙印来行动。个人的博弈一般会产生两个结果即一好一坏。当带着合作剩余最大化的自觉性行为时这种博弈就会出现对双方最好的结果。其原因是个人初始条件相对差别的存在,而代表团体之间的博弈初始差别条件可以忽略不计的状态存在着。五,作为劳动人追求合作剩余最大化自觉性行为前提下才能有脱离社会动物人的状况。对于交易双方中的人,名义上的自利性偏好并不是都要进行精确的计算而是以自己的条件有着独特性的职能自觉性选择。

(二)为了使读者对劳动人有着进一层的理解下面就自觉性选择做进一步讨论:什么是自觉性选择?

所谓自觉性选择是指活生生的劳动人有着相应知识性,模型性设计能力,在给定环境条件约束下为实现合作剩余的一种逻辑推导。这里的自觉性不是单纯的静止状态而是“过程性自觉”,有着观念性或者说深思熟虑的结果。指行为人通常在复杂化环境下搜集各种信息以最佳的方式处理信息从而对问题求解。显然如果行为人只是以直觉、直观的外部性刺激等信息进行分析、整合、加工、处理则其选择性行为就不构成自觉性。

首先,自觉性选择有着一致性偏好。一致性偏好是指在合作剩余最大化观念指导下构成相应的理念认定可以绕过相对环境和不确定性,以原则中的“最优”替代现实中的“满意”的公式化处理。可以理解为认知的有限性对心理性行为过程的影响。在现实中诸如“无差异曲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等范畴所蕴涵经济学行为的反映。虽然说过程自觉性被认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但问题的求解还有一个计算效率以及一系列计算能力为前提,故自觉性的强弱不能不和行为人拥有相应知识水平相联系。读者可以看出这样的分析有着接近心理学的观点,相反的是非自觉性即自发性行为被定义为没有进行适当的思考,进一步的没有对不确定性有着反射机制。

一致性偏好还意味着在不确定性下的自觉性选择是有根据地展望和“碰运气”之间的行为。人们展望风险上的预测后作出选择看起来好象偏离了自觉性选择及追求合作剩余的最大化,但人们常常“易除”影响决策的同位因素导致行为人产生相同的选择。然而这不意味着绝对一致性或者说相同选择下在偏好上是有差别的。但相对合作剩余的最大化而言,人们存在着将可能出现的后果与以往不确定性结果相比较,从而使可能性结果的“确定性效应”最大化而不至于偏离剩余最大化的初衷。也就是说当收益确定以后人的一般行为是“厌恶风险”的;当风险确定之后一般行为又具有风险性偏好,这只能说在后果的选择上有着自觉性与非自觉性的同构现象。

不过就自觉性为基础来强调“过程自觉性”而言也就强调了上面的同构与相容。这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可“过程自觉性”概念对行为的给定条件和约束下实现给定目标“实质自觉性”一种反驳,也就包含着另一种观点:若考虑行为的形成过程,那么只有极其简单的情况下心理学意义上的行为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依据现有知识能力、计算能力进行选择,(哈耶克)一般来说,在“有限知识能力”下认为行为人的自觉性是通过制度、习惯、秩序来实现的。因为知识的分散性,行为人也可能有意识的放弃客观认知,甚至有意识的采取直觉式、冲动式的选择行为。

总之,“过程自觉性”虽然是经济学主观性假设,这种假设是通过“行为偏好”和“秉赋”的外生性分布的假定,并给予假定的约束条件来集中体现合作剩余最大化的基本假设。

(三),自觉性选择与非自觉性(自发性)选择的关系。

在合作剩余最大化的选择中虽然有着自觉性和自发性两种选择。通过“过程自觉性”分析我们知道很多情况下这种自觉性、自发性选择有着同构和相容,实质上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状况。这种状况只能通过具体地现实来说明。第一,从选择行为来考察行为人对某一事件的决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放弃自己的认识、放弃对信息及环境不确定性的自觉性思考以至于在“偏差”心理支配下进入自发性选择。现实的情况是行为人通常是按照自己的自觉性偏好对事件进行逻辑性处理。当他认为展望事件的结果会出现较高的频率时就会选择过程中的合作剩余最大化原则。然而现实中存在着信息的复杂性及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当这种不确定性足以让行为人怀疑对未来的预期时,行为人不是按照主流经济学家所设定的基本假设那样采取选择,往往是以照行为经济学所阐述的“易得法则”、“锚定法则”、“路径法则”进行自发性选择。第二,从这种分析上来看实质上是一种自觉性向自发性选择的转化过程。假设行为人的选择呈现出一个逻辑曲线S型时。对合作剩余最大化的评价在S曲线上就有一个参照点。设这个参照点W=0,就有未来预期W0大于W,则S就局限于凹领域里。相反W0小于W时,S就局限于凸领域里。如果前领域为“赢”时,后领域就是“输”的区间。这样的认定人们会转向风险偏好,就是说风险偏好心理将诱导人们背离合作剩余的最大化自觉性轨道。第三,“过程自觉性”选择意味着人们对事件的确定性预期一般是采取“风险规避”准则,此时一般是按“大数定理”进行决策;只有人们对事件没有预期性把握时,才滑向“风险偏好”准则上。这时人们常常根据“小数定理”进行决策。不过这时概率转换为决策权重的理论前提是必须说明的是用合作函数不是概率的直接加权。合作最大化加权与决策过程中的加权不等于概率。因概率的判断本身属于主观认知的范围。当我们把概率确定为0和1之间即最小和最大时也就为自觉性和自发性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按道理这种过程描述还可以用价值函数来反映,但这个概率函数不过是一个观念性确定的表达而已。以上分析显示出人们的自发性行为选择很大程度上是自觉性行为的转化而来的。第四,当我们把合作剩余最大化行为局限到曲线S的斜度上即“盈利”与“亏损”两种情况时,行为人的选择关注的是财富的增长而不是绝对量。进一步的是凹领域所表示的过程自觉性选择,只有越过W点的凸领域才向自发性选择上转化。通俗的讲W点的两端分别是“赢项”和“输项”就成为自觉性选择和自发性选择比较的理论依据。这里存在着三种情况:一是风险规避、风险厌恶的自觉性选择。赢项函数上升与事件的结果取决于知识水平、信息不确定、环境条件的不确定。二是前景预期、一致性预期的自觉性选择,赢项函数的上升与事件的结果取决于易定法则、锚定法则、代表法则。三是风险偏好、风险给定的自觉性选择。赢项函数的上升与事件的结果取决于人力资本、信息拥有量与环境的变动。

小结:与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同时存在着中国经济学的劳动人假设。生存在经济制度劳动体里的劳动人追求合作剩余的最大化,这种追求表现为行为的自觉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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