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雅典来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是个外乡人。他在雅典接受教育并成为思想家，但雅典并没有接受他。亚里士多德出生在希腊的殖民地色雷斯，其父是马其顿国王阿敏塔斯三世的御医。17岁时亚里士多德只身到雅典游学，受业于柏拉图的“阿卡德弥亚”哲学学园20年，直到前347年柏拉图去世。亚里士多德一生是个格外勤奋努力的人,在科学探索中可以将一切置诸脑后。当柏拉图天马行空讲授时，烦躁的听众一个个踮着脚尖开溜，只有亚里士多德聚精会神留到最后。60岁才收到这个天才学生的柏拉图显然对他偏爱有加，他给亚里士多德的住所题名为“读书人之家”。但亚里士多德并不是柏拉图思想的忠实信徒。他们之间不同的天分，注定了在思想上终究要分道扬镳。在一定意义上，柏拉图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而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柏拉图去世时，亚里士多德已经是雅典知识界的精英，但最后被任命为学园领袖的是柏拉图的侄子斯珀西波斯——这似乎不仅仅是裙带关系。亚里士多德对此安排显然不满，他离开了雅典。应前学园学生、时为阿索斯统治者的赫米亚斯的邀请，亚里士多德在那里开办了一个学园，开始他独立的学术和科学探索生涯。其间，亚里士多德娶了阿索斯的侄女为妻。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受聘为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的教师，直到前336年亚历山大继位并开始征服世界的历程。成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导师被认为是作为思想家的亚里士多德终身的荣耀。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念会对亚历山大产生重要的直接影响，甚至“深入到亚历山大的血肉之中”。学生对老师也格外敬重，在亚历山大东征途中，“不断从亚洲把标本植物和动物送回，以供亚里士多德收藏。”⑴但罗素残酷地认为，个性张扬、野心勃勃的亚历山大不可能接受亚里士多德这个“中庸”而又“没趣味的老迂腐”，在亚历山大身上看不到任何东西是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影响。⑵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和社会地位达到顶峰，正好“阿卡德弥亚”学园园长职位空缺，于是他再次回到了雅典，希望得到任命。但他又一次轮空了。失望而又怨恨的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北部开办了一所竞争性的学院——吕克昂学园，从事教学和研究。亚里士多德总是采取和学生一边散步一边聊天的方式传授知识，因此他们被称为“逍遥学派”。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雅典爆发了反对马其顿的运动。亚里士多德由于和亚历山大的特殊关系而受到牵连，面临生命威胁。为了避免苏格拉底命运的重演，“为了使雅典人不再对哲学犯第二次罪”，亚里士多德再次离开雅典。次年，在优卑亚岛死于腹痛病。作为一个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经历其实平淡无奇。海德格尔曾经用一句话就概括了亚里士多德的一生：“他活过，思想过，然后死了。”⑴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博学多才的思想家，被公认为 “万能天才”，他在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历史、地理、动植物学、生理学、医学、文艺理论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奠定了众多学科研究的起点。他一生完成的170部著作全面总结了公元前4世纪以前希腊科学的成就，对后来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是他确定了学科内容，并创造出许多为科学和哲学讨论所需的语言。”⑵马克思称其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⑶恩格斯说他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⑷ 哲学家罗素说：“他死之后一直过了2000年，世界才又产生出来可以认为是大致能和他相匹敌的哲学家。”⑸心理学家默顿.亨特强调，“他形成了现在叫做西方文明的所有内容和方向的特征，这可能超过其他任何思想家。”⑺经济史学家斯皮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涵盖了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⑹
一、亚里士多德经济思想的伦理特征
在经济思想史上，对亚里士多德贡献的评价充满了矛盾。按照芬利的说法，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当时实际存在的价格机制或市场交换及经济活动的任何其他方面，他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规范的伦理分析。这种分析与经济分析的距离相当遥远，甚至，“在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没有什么经济分析。”⑼熊彼特相反的看法是，亚里士多德是“经济分析”的起点，“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优秀的分析家，不仅非常注意所用的概念，而且他还将他的概念综合成一套理论工具，也就是一套相互关联、结合使用的分析工具，这是他对后代的一个不可估量的贡献。”⑽芬利以新古典的标准来要求亚里士多德明显不公平，亚里士多德注重逻辑并结合实践的研究确实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对经济思想的发展确实是有价值的。但熊彼特的评价似乎又走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仅仅是在探讨政治或伦理问题偶尔涉及经济内容，对经济过程本身并不在意。他既没有为经济学创造出专门的范畴——他所使用的经济范畴在更大的意义上具有的是政治或伦理的成分而不是经济的成分，自然，他也没有为经济分析提供一套理论工具。斯皮格尔的说法可能比较中肯：“亚里士多德对经济学的贡献并未构成一个紧密的思想体系，而是分散在不同的领域，并且没有用整合的原理联系起来。再者，他的思想尽管总是深奥的，有时却缺乏一致性。”⑾
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伦理特征。在《尼各马可伦理学》讨论“公正”问题时，亚里士多德阐释了对商业活动中的“公正”的判断，其中对交换的互惠性和等同性的研究被认为具有价值或价格分析的意涵，并成为 “公平价格”理论的起源，在一定意义上也历史地成为价值或价格理论发展的起点。在《政治学》中，在讨论家务管理时亚里士多德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经济生活中关于“自然”或“不自然”的伦理观点。在《政治学》中，为构建理想的国家形式，亚里士多德深入批判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批判柏拉图的财产公有思想时，阐述了对私有财产的经济的和伦理的辩护。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其时代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同，他一直被柏拉图的光环所笼罩。直到中世纪，当基督教神学利用他来代替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传统作为自己的哲学理论基础时，亚里士多德才复活了，成为基督教神学的哲学理论基础。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权威是和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权威相结合的，其对经济思想发展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对经院学派的影响上。经由圣.托马斯.阿奎那的阐释和发展，亚里斯多德的经济伦理思想成为经院学派经济学的理论基石。进入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现代生活的展开，代表古代世界观的亚里士多德开始显得落伍。培根说亚里士多德以他的逻辑败坏了自然哲学，用空洞的概念范畴营造出一个虚构的世界；笛卡儿指责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只能用来说明已知的东西，却不能用来发现任何新的知识。所以，到了现代经济学真正萌芽和发展的时期，亚里士多德就不再是台阶而是成为障碍。如罗素所说：“（亚里士多德）始终是对于进步的一个严重障碍。自起17世纪的初叶以来，几乎每种认真的知识进步都必定是从攻击某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开始的。”⑿ 进入20世纪后期以来，日益形式化从而解释力日益下降的新古典经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摈弃了道德伦理因素的“纯经济学”的现实可能性遭到越来越广泛的批评，经济学需要新的元素的以恢复其生机与活力。尤其是20世纪末期亚洲金融危机及一系列世界性金融和企业丑闻的发生，使人们怀疑自发的市场调节及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有效性，在个人的偶发行为可能对整个经济体系产生系统性深远影响的现代经济中，个人自发和内在的伦理道德约束成为经济体系持续稳定运转的重要条件。于是，亚里士多德经济伦理思想又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自然”观念：财富、理财、货币和利息
古希腊哲学中，“自然”具有本源（source）或本性(nature)的含义⒀。上天创造万物，赋予其本来的性质和功用。亚里士多德将“自然”理解为“自身具有运动源泉的事物的本质。”⒁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认识，事物均有其自然的或本来的功用，按照事物的本性或其本来功用使用物品就是自然的，是合乎伦理的，否则就是对自然的违背。自然与否是经济事物和经济行为是否有价值及是否应当发生的标准。从这一观念出发，亚里士多德对财富、理财、货币及利息等经济范畴或经济行为进行了伦理分析。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活动的目的是幸福，而幸福生活是通过财富的运用实现的。财富“只是获得某种其他事物的有用的手段。”⒂人类有多种需要，因而，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手段也具有多样性，财富“是所有这些工具的总和，而每一笔财产(所有物)就都是谋生所用的一件工具”。⒃所以，财富是达到幸福目的的物质手段的集合。亚里士多德强调，财富的自然的功用在于满足人的需要，因此，只有也仅限于那些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手段才具有财富的性质。如果物质手段的供应不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是满足超越基本需要的“欲望”，就不再构成财富。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每一件商品都可能有两种用途，一是生产者按照商品的本来用途加以使用，这是对商品的自然的使用，从而商品本身构成财富；二是将商品出售给他人使用。虽然对生产者来讲，出售不是商品的自然的用途，但却是在分工格局解决产品供应与需求矛盾的途径，其目的在于得到另一种用来满足需要的商品，因此，这种出售仍然是自然的，这种商品仍然构成财富。“以鞋为例：同样是使用这双鞋，有的用来穿在脚上，有的则用来交易。那位把鞋交给正在需要穿鞋的人，以换取他的金钱或食物，固然也是在使用‘鞋之所以为鞋’。……以有余换不足，‘交易’[物物交换以适应相互的需要]原来是自然地发展起来的。”⒄但如果交易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为了赢利，则交易是不自然的，用于交易的商品本身也失去自然的属性，从而不构成财富。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经由家庭和村坊而自然“长成”的，家庭是城邦的基本构成单位，因此，城邦管理的基础是“家务管理”。家务管理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物质供应是家庭生存的前提，“因为人生的快乐有赖于充分的物质供应，人们就尽心竭力于取得这些物质供应的技术。”⒅在这个意义上，家庭管理成为“理财术”。——获得财富的技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畜牧、农耕、捕鱼、狩猎等，其目的是获得自然界提供给人类的、数量有限的真实财富，因而是自然的。获得财富的技术还有另外一类，那就是交换。以商品为目的的交换，仍然具有自然的性质。“用酒换麦或用麦换酒，或用其它类似的生活必需品换取另一些必需品，交易进行到相互满足生活要求为度，两方都直接以物易物。这样的交易既然不是获得金钱的致富方法，那就不是违反自然的。”⒆货币作为方便交换的媒介产生后，如果交换的目的仍然在于商品而不是货币本身，交换仍然是自然的。但是，货币交换的发展，必然使交换目的脱离商品，商品本身成为手段，而货币则成为目的。这种致富技术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聚敛”。这种方法“完全依靠金钱的权威；金钱是交易的要素，也是交易的目的。”这种方法的不自然性还表现在，“由这后一方式的方法所获得的财富是没有限度的。……企图由贩卖致富的人们在求取上面所涉及的那种虚拟的财富，即钱币，那是没有限度的。”这种方法的不自然性归根到底在于违背了家务管理获得满足生活需要的财富的宗旨，“致富技术要是纳入家务管理范围以内，就应该有限度，家务管理的功能[主要在必要数量的生活所需]不追求无限度的非必要财富。”⒇
货币最初是作为方便交换的工具而出现和被使用的，这就是货币的自然的功用。亚里士多德发现，随着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的发展，“贩卖商积累经验越多而操筹益精，他们发现了在物品供求两方面之间如何获取最大利润的方法．财富观念从物品转向钱币，人们因此想到致富的途径就是聚敛钱币，大家由此竟然认为以钱币作中介的贸易会产生钱币，而积储这些钱币正是财富了。”（21）货币成为交换的目的不仅改变了交换的性质，而且改变了货币的功用，于是货币本身不再自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尤其应该受到谴责的是以利息为目的的借贷业。“这种行业不再从交易过程中牟利，而是从作为交易的中介的钱币身上取得私利。[贩卖脱离了物物交换的原意，钱贷又脱离了贩卖(商业)的愿意。]为了交易的方便，人们引用了货币，而钱商竟然强使金钱进行增殖。”这种做法无异于强使父亲生孩子，因此，“在致富的各种方法中，钱贷确实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22）
亚里士多德 “自然”的经济伦理观念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经济发展状况及他所在阶级的经济利益要求。经济理论的本质在于为人类物质需求与物质供应的冲突寻求解释和寻找解决思路。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生产力的落后决定物质供应的绝对匮乏，以“自然”观念界定财富性质以达到限制消费的目的，实际上不过是苏格拉底以来“节制”观念的翻版。亚里士多德所向往的“优良的生活”是自给自足的城邦生活，天赋分工的存在决定了商品交换的必然性。但是，利润动机支配下的商品交换必然打破自给自足的稳定的城邦格局，自然会要受到亚里士多德的谴责。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念中，影响最深远从而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对借贷利息的谴责。“哲学家们的见解除了少数例外，都是吻合于自己阶级的金钱利益的。”（23）一般来说，债权人往往赞成利息，而债务人总是反对利息。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哲学家们属于主要是债务人的奴隶主阶级或受这个阶级雇佣，所以反对利息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在中世纪，当教会聚敛了大量财产并成为重要的放贷人后，对利息的态度变得忸忸怩怩。新教改革后，许多新教徒成为企业经营者，贷款谋利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于是新教承认了利息的合法性。“每一个阶级都曾有过丰富的理论论据在支持着经济上对自己有利的意见。”（24）这大概就是亚里士多德“自然”的经济伦理观念的实质。
三、交换和公平交换
从天赋分工导致的供给单一性与需求多样性的矛盾引申出交换和市场，从交换的发展引申出城邦或国家的产生，这是柏拉图真正天才的创见。（25）亚里士多德也是按照这一思路提出其交换起源思想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之所以是“趋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是因为在存在自然分工的格局下，“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大家满足其需求]。”（26）人们的相互需求推动了城邦的形成。“城邦就是由成比例的服务回报联系起来的。……正是交易才把人们联系到一起。”（27）这样，城邦成为一个交易的场所。比柏拉图有所进步的是，亚里士多德似乎看到了人们的利益差别在决定商品交换产生中的作用。他说，在社会团体的初级形式即家庭中，人们共用一切财物，交易没有也不需要发生。随着人口的繁衍，村坊的形成，当人们的交往扩大为家庭之间的关系时，包含利益计算的交换就逐步产生了。（28）在交换中人们的利益如何实现，关系到交换公平问题。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五《公平》中，有一段亚里士多德著作中被经济学研究经常引用的文字：
“假定A是建筑师，B是鞋匠，c是一所房子，d是一双鞋；现在建筑师必须得到鞋匠的鞋，同时也必须把自己造的房子给鞋匠。如果在这两样商品之间先确定好了比例等式关系，并且两个人都相互回报,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结果就可以实现。否则，这种交易就将是不平等的和不能持久的。因为，不可能不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产品比另一个人的产品价值更高些，因而必须在交换时达到等值。[所有的技艺也都是这样。因为，如果受动的一方接受到的东西的量和质不是主动方所产生的那种量和质，这些技艺就会被弃而不用。]……鞋子与房子或一定数量的食物的比例，应当符合建筑师同鞋匠之比，否则交易或交往就不会发生。……除非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某种方式平等化的，否则这种比例就建立不起来。……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由某一种东西来衡量。这种东西其实就是需要。正是需要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因为，如果人们不再有需要，或者他们的需要不再是相同的，他们之间就不会有交易，或者不会有这种交易。……只有当不同的产品平等化了，从而鞋匠的鞋同农夫的食物之比例符合于鞋匠同农夫之比，回报才会发生。……若没有交易就没有社会，没有平等就没有交易，而没有衡量的尺度也就没有平等。尽管对千差万别的事物不可能衡量，对他们却完全可以借助于需要来衡量。”（31）
这段论述大体包括以下内容：互惠与交易的关系、公平与交易的关系、等同性即价值的度量问题。
首先，既然交易参与者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追求，交换就必须是互惠的，即要求交换参与者能够从交换中实现自身利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互惠的交易才是平等的从而是有效率的，因而才是可以持续的。这是交换存在的充分条件。“相互回报”就意味着，人们在交换中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使对方利益得以实现。但是，互惠只是解决了交换必须对双方有利的问题，紧接着的问题是交换参与者如何在交换中实现自身利益。
其次，为了解决交换利益的实现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公平”交换的原则。亚里士多德的“公平”指的是社会认同的平等观念。当然，亚里士多德的平等观本身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生而不平等。公平不是要求矫正天赋的不平等，而是要维持这种不平等。也就是分配或者交换以不改变人们此前的地位为平等。若A、B代表两个人，c、d代表他们各自占有的份额，则公平的要求就是A:B=c:d或者A:c=B:d。但是，当交易双方如两个工匠处于平等的社会地位时，公平就首先要求互惠，其次要求付出与回报的对等，也就是要求相互交换的两种产品价值相等。所以，在两个平等的交换参与者之间，交换的公平就是要求在参与交换的两种商品之间建立等同性或同一性。亚里士多德强调，没有平等就没有交换。但是，等同性意味着什么的等同呢？
最后，为了解决交换公平的实现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等同性即交换价值度量的问题。对交换等同性的分析，亚里士多德的阐述充满了矛盾和岐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预示2000多年来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分歧和冲突。
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强调，为了使平等的交易得以发生，要求在商品之间建立同一性，“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由某一种东西来衡量。这种东西其实就是需要。”而且，“尽管对千差万别的事物不可能衡量，对他们却完全可以借助于需要来衡量。”可见，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衡量等同性的是需求。交换双方对商品需求的等同实际上是效用的等同，所以，等同所要求的交换价值相等指的是效用的相等。即交换参与者应当从交换中实现相同的效用。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具有主观效用及效用递减的思想，他认为，稀少的从而较难获得的物品更被人们所想望，所以人们对它的评价要高于丰裕的容易获得的物品。以效用相等来理解交换公平从而以效用理解交换价值成为后来的效用价值论的源头。
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似乎又认为，决定交换同一性或等同性的应该是生产成本。即等同所要求的交换价值相等指的是劳动成本的相等，即通过交换使生产者的劳动成本得到补偿。中世纪经院学者阿尔伯特.马格努斯在解读《尼各马可伦理学》时提出，等量的劳动的费用只有在各自的生产努力可得到其等价物时才能彼此交换。假如木匠得不到相应于他自己的努力那样多的量和质的东西，他就不会继续生产床，于是木匠这个职业将被破坏。阿奎那则认为，如制造某种物品的工人不能由此得到相等数量与质量的另一种物品，此技艺将被破坏。如要使交换公平，一个人的劳动必须与另一个人的劳动相匹敌。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同一性的基础是劳动成本，亚里士多德是主张商品按一种等于生产成本的比率进行交换，而不是按使用商品所得到的满足计算。以劳动成本等同来理解交换公平从而以生产费用理解交换价值成为后来的劳动价值论的源头。
尽管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等同性的具体含义，但他对交换等同性的探索仍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马克思对他的这一分析给以很高的评价，指出：“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32）从西方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亚里士多德是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价值概念的哲学家。从他开始经过中世纪经院学派的分析以及重商主义时代思想家们的发展，到亚当.斯密手中才正式形成近代的价值理论。因此，亚里士多德的价值概念虽然是很粗疏的，却是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直接渊源。
四、为私有财产辩护
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念、公平思想以及对分工与交换的分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柏拉图的影响。但是，在对私有财产的强有力的辩护中，我们才看到亚里士多德对经济学的天才创见。亚里士多德对私有财产的辩护见于《政治学》中对柏拉图“理想国”共有财产制度的批判。
亚里士多德首先对柏拉图试图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泯灭私人情感以实现城邦同一的可能性表示了怀疑。他认为，通过废除私有财产实现城邦的同一违背了城邦存在的三个原则：多样性、互惠性和自给性。多样性要求一个城邦不仅是由许多人组成，而且是由许多种类的人构成。“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倘使以‘单一’为归趋，即它将先成为一个家庭，继而成为一个个人。”（33）互惠性要求城邦应该通过市民的“通工易事，互相补益”结合起来，而单一性使分工成为不可能。理想的城邦是一个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系统，而同一性和自给性是负相关的。如果自给性是值得向往的，则程度较低的同一性也是可取的。因此，柏拉图那种理想城邦“所希望达到的最高成就实际上是城邦的灭亡。”（34）
亚里士多德在证明柏拉图理想国的不可能之后，对柏拉图实现理想国的手段即财产公有制度进行了批判，同时从经济和伦理的角度对私有财产制度进行了辩护。
首先，财产私有比财产公有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亚里士多德认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人们要是认为某一事物已有别人在执管，他就不再去注意了，在他自己看来，这不是他对那一事物特别疏忽。”因此，公有财产的利用，往往意味着低效率。相反，如果建立财产私有制制度，“划清了个人所有利益的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除；个人注意自己范围以内的事业，各家的境况也就可以改进了。” （32）亚里士多德对财产制度与经济效率的这一分析，具有现代产权经济学的意味。公有财产情况下，由于产权没有清晰地分解到个人，客观上存在着共同所有者之间产权界区不明确的状况，于是，财产使用和财产保护方面的“搭便车”和“外部性”不可避免，财产利用和保护的效率必然低下。相反，私有产权条件下，产权被明确界定给个人，于是“搭便车”和“外部性”能够得到有效抑制，从而财产利用和财产保护的效率得以提高。
其次，财产公有并不导向社会和平。按照柏拉图的说法，私有财产制度养成人的利己和贪欲之心，引起社会的分歧和矛盾。废除私有财产制度，消灭家庭，可以促进公共精神的建立，促进人们思想和情感的统一，最终促进全面和平的实现。但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的理想显然脱离了人的本性。追求自身利益是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公有财产制度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面管制，分配过程必然忽视人们的贡献与报酬的对称性，于是“有才能的人对于这种制度将有所抱撼，他们感觉自己应该比一般公民多得一些，却竟然被限制了；实际上，这些人就常常因为心中不平，以致激起一国的内乱。”（33）
再次，财产私有能使人们从事慈善事业，井且使他们训练节制和慷慨的品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施舍、节制和慷慨是人们对待财产的健康的态度。但这些品德的培养以人们占有私有财产为前提。“人们在施舍的时候，对朋友、宾客或伙伴有所资助后，会感到无上欣悦；而这只有在财产私有的体系中才能发扬这种乐善的仁心。”（34）而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人们就没法做出一件慷慨的行为，谁都不再表现施济的善心。”（35）
再次，财产私有比公有优越，也是基于实践经验方面的理由。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财产公有是好的，那早就应该成为通行的财产制度。“但当今绝大多数的人都生活在私产制度中，在共产中生活的人却为数很少。”（36）世世代代的经验证明财产私有比公有更合乎人性从而更有效率，所以才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因此，放弃财产私有意味着对成功的传统经验的背叛。
最后，财产私有是符合人性的，因为私有财产能给其所有者提供愉快。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自然是自爱的，这种自爱可以扩展到对属于自己的财产的热爱。“某一事物被认为是你自己的事情，这在感情上就发生巨大的作用。人人都爱自己，而自爱出于天赋，并不是偶发的冲动（人们对于自己的所有物感受爱好和快意；实际上是自爱的延伸）。”（37）相反，如果一切人都把同一件东西称为自己的，那么这种感情就受到了伤害。
亚里士多德不仅主张私有财产制度优越于公有财产制度，而且反对限制私有财产的数量，主张在克服贫困问题方面，限制人口比限制财产更有必要。但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念中，却将以积累财富为目的的致富技术称为“聚敛”，主张对其加以限制。这反映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矛盾性。最后，亚里士多德不得不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重要的不是限制财产而是限制人们的欲望，并将最终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寄托在交于上。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对私有财产的辩护充满了智慧，其思路的超前证明亚里士多德在经济分析上也具有天才的观察和判断能力，熊彼特说亚里士多德对私有财产的辩护“读起来几乎和19世纪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论调完全一样”（38）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对现实经济问题，他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在其浩若烟海的博大思想体系中，经济思想仅仅是其中的几朵浪花。毕竟，经济学的形成是亚里士多德之后2000多年后的事情，同他的专门研究领域如伦理学或政治学相比，经济学仅仅处于萌芽阶段。亚里士多德对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贡献也许不在于他提出的具体经济思想，而是其科学研究方法。对亚里士多德经济思想贡献的评价，需要持谨慎的态度。古希腊之后1000多年，直到经院学派的产生，经济思想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亚里士多德思想在中世纪的兴起，借助的是与基督教伦理的结合。因此，亚里士多德的经济伦理思想，也主要是影响了经院学派经济学。尽管亚里士多德对私有财产的有力辩护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甚至让我们看到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影子，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发展曾经借助过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亚里士多德经济思想可能具有的现实意义的否定。在现代经济学由于过分形式化而日益穷途末路的情况下，引入亚里士多德式的经济伦理因素可能是其发展的一个方向。1998年阿玛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似乎是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
⑴ 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P65
⑵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P210
⑴ 转引自韩东晖：《智慧的探险——西方哲学史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P56
⑵ M.I.芬利：《亚里士多德》，载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A-D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P121
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P447
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P22
⑸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P209
⑺墨顿.亨特《心理学的故事》，http://dy5.8yn.com/sxxy/psychology/Psychology01.htm
⑹亨利·威廉·斯皮格尔： 《经济思想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20
⑼芬利：《亚里士多德》，载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A-D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P121
⑽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P94
⑾ 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晏智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21
⑿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P209
⒀ 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P52—53
⒁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P97
⒂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P13
⒃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转引自巫宝三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0，P136
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转引自巫宝三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0，P146
⒅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节选本），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6，P10
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转引自巫宝三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0，P146
⒇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转引自巫宝三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0，P147
（2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转引自巫宝三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0，P146
（2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转引自巫宝三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0，P149—150
（23）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P243
（24）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P243
（25） 赵峰：《哲学王或王哲学：柏拉图的分工思想》，http://zhaofeng.aihuau.com/showarticle.aspx?id=25163
（2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节选本），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6，P4－5
（27）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P127
（2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转引自巫宝三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0，P145
（3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P142—145
（3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P75
（3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节选本），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6，P15
（3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节选本），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6，P17
（3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节选本），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6，P18
（3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节选本），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6，P21
（3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转引自巫宝三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0，P154
（3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转引自巫宝三主编《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0，P155
（3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节选本），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6，P20
（3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节选本），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6，P219
（38）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p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