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改革的局限性 时评论改革,忒多局限



——改革反思第三回   

                         段拥军

新时期一大文化现象是时评热。由于以小见大、紧跟热点、关注民生、议论时政,时评已成为众多报刊的拳头产品,成为读者报刊阅读的首选内容。说时评家在当下的政治经济讨论中拥有话语霸权,说眼下时评独步天下,丝毫不夸张。

任何事物都有局限,因中国特殊的国情而产生的时评热,也有它的局限性。

一、因为篇幅小,时评的论述就不可能全。这种文章形式对某些具体社会现象,比如好人好事、不正之风或丑恶习俗等,加以道德的文学的经济的政治的点射与抨击,其作用类似战争中的游击队。其一般功效为:发现敌情,放倒消息树,告诉乡亲们鬼子进村啦;告诉主力部队,这次来的是北八军五师装甲兵。而灵活机动伺机而出,抓获几个敌军哨兵,消灭几个掉队敌兵,则是时评家的主要任务。若论全面部署,制定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方案,与社会弊端展开正面作战,游击队的行为和作风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主力部队的首长有时还要提防游击队作干扰正面作战安排的小袭击。防止其乱扔手雷,干扰大局。

 梭伦改革的局限性 时评论改革,忒多局限

二、时评家多是行伍出身,没有经过多少正规学校的专业技能训练,加之日常使用的多是经济的文学的道德的政治的等十八般兵器,因而对于某一种具体兵器的了解使用,就比不上经过专业训练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与此相适应,当与社会弊端战斗需要运用某一种特殊的兵器(比如经济学)时,由时评家组织操抢动武,就显得力不从心。虽然时评家参加战斗多,实践经验丰富,出门撂倒两个鬼子兵没有问题。但是,要用经济学这一门专门的武器探出敌人在什么地方,如何用围歼的办法一举消灭敌方主力部队,则非时评家所能胜任。

三、即使时评家拥有非常精深的专业知识(比如经济学或政治学知识),但由于时评特有的文章形式的限制——篇幅太小,一般在1500字左右。他也无法用专业理论把相关的道理讲清楚,更无法用这个形式阐述清楚哪怕一个局部战役需要采取的战术方案,更遑论不同战略战术思想的区别,不同战略观点方案的优劣。

四、我们的报刊杂志,把国家改革政策、主张、战略这样的大问题,交由1000多字的小评论、小杂文、小感想来研究和解决,的确难为了诸位写家。给这样的条件,用这样的形式,不仅时评家做不好,就是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学家来做,也同样做不好。张维迎先生做的第一道练习题就错漏不少,引起老师同学一片哗然。后来硬是用了三元一次方程,通过多个步骤方才将问题证明清楚,使之无懈可击,说明了这一点。用这样的文章形式反思改革,那可真如郎咸平先生所谓“螺丝壳里做道场”,或者说是“牛角尖上竞高低”,是搞不出多大名堂的。用这样的意见引导读者或从事改革实践的干部职工,不仅会造成谬误,搞乱人的思想,还会误改革的大事咧。

如果说,从“雷锋叔叔爱护一颗螺丝钉”说起,从“总理穿旧棉衣”说起,还能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说清我们希望说清的问题。那么,从“穷人反对改革”说起,从“腐败出一套新体制”说起,从“小政府大社会”说起,就达不到人们希望达到的目的,说不清人们希望说清楚的问题了。由于看问题的角度,应用的学科范式不同,由于一句话脱离了具体的环境、语境,会有大不相同的意义,因而,用时评论改革,难保不出韩复榘式的笑话:

据说有一回齐鲁大学校庆,韩复榘到会讲话,他说,“今天不准备多讲,先讲三个纲目。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兄弟我双手赞成,就是一条‘行人靠右走’着实不妥,实在太糊涂了,大家想一想,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呢。”

“还有件事,兄弟我想不通,外国人在北京东交民巷都建了大使馆,就缺我们中国的。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在那儿建个大使馆?说来说去,中国人真是太软弱了!”

第三个纲目,讲他的进校见闻,就学生的篮球赛,他痛斥总务处长道:“要不是你贪污了,那学校为什么这样穷酸?十来个人穿着裤衩抢一个球像什么样子,多不雅观,明天到我公馆再领笔钱,多买几个球,一人发一个,省得再你争我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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