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革命是最漫长、最曲折、最艰苦的路程
时代周报:从你已经出版的作品看,辛亥、五四、北伐,到国会,作为历史研究者你对民初历史尤其感兴趣,原因是什么? 叶曙明:因为清末民初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中国第一次开始考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究竟应该站在一个什么位置上,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姿态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思考到这个问题,经过自强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之乱等一系列的变局之后,中国未来的路径,渐渐清晰,就是走君主立宪的道路。这是当时中国有可能以引起最少动荡、付出社会成本最低的方式,融入国际社会的道路。 不过,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中国走上了另一条路,这是需要经历较大的社会动荡,付出较高的社会成本,但有可能一步到位,跨入更先进的制度—民主共和制。至少当时的社会精英是这样相信的。这也是为什么最初支持君主立宪的士绅阶层,后来都乐于支持革命的原因。 但辛亥革命的主力是军队与会党,几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革命不可能走上真正的共和之路。知识精英阶层很快便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整个北洋时代,都可以看到知识精英阶层在为辛亥革命的缺失,努力救偏补弊。那时社会普遍有一种焦虑感,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心急如焚,什么都想毕其功于一役。到五四运动,俄国革命的炮声传来了,人们以为一条更快捷、能够一步登天的途径出现了,于是蜂拥朝那条道上跑。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中国未来的路径,基本锁定了。 现在回过头看,革命不仅不是捷径,而且是一条最漫长、最曲折、最艰苦的路程。许多人都明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的道理,但没想到曲折成这个样子。一百多年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现在依然面临。一百多年前知识分子在讨论的问题,今天仍在讨论。我几乎已经习惯于每当听到当今社会有什么热点问题讨论,就去翻翻历史,看那时的人们是怎么回答的,竟总有所收获,有所启发。这也是我对这段历史着迷的原因吧。 时代周报:在由专制皇朝向共和政体转型的过程中,有很多可考量的政治元素,为何你选择“国会”作为写作的对象? 叶曙明:因为国会是制宪机关,政党在国会内从事政治活动,内阁向国会负责,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它是各种政治矛盾聚焦之处,是国家政治的一个缩影,国会健,国家健;国会病,国家病。 无疑,北洋时代的国会是有病的,于是许多人便据此认为像国会这种舶来品,在中国必然水土不服,没病怎么会死亡?我们不妨抛开这种大而化之的思维模式,具体分析一下国会每次“死亡”的原因,是中国老百姓不愿选举吗?是议员素质太低吗?是中国人不懂得参与政治吗?都不是。国会每次被停止、被解散、被破坏,那只对它施以打击的手,都是来自行政权,从袁世凯、督军团,到非常国会、曹锟贿选,哪一次是因为老百姓的捣乱而使国会破产?一次也没有,都是行政权不能容纳立法权的独立存在。 时代周报:近年来,随着一些历史学者、研究者的努力,既有的一些历史“定论”已经逐渐被撼动,比如对晚清、民初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与评价。你的写作是否也有这种诉求? 叶曙明:在我眼里,一切以史料为依归,以史料为转移。比如以前一说军阀,都是骄奢淫逸、强横霸道的形象,然后说陈炯明也是军阀,于是陈炯明也必然是“骄奢淫逸、强横霸道”。但一看史料,不是这么一回事。陈炯明生活谨行俭用,下野后连买烟的钱也不够,经常是朋友上他家坐的时候,假装把烟忘在他家,以这样的办法来接济他;他一生只有一位瞎了眼的妻子,始终不离不弃;他是买了不干净的马蹄串充饥染病而死;死后连棺材也买不起,要用母亲的棺材入殓。对这样的事实,你是视而不见呢?还是坚持说陈炯明是伪装清贫,欺骗世人呢,还是毅然推翻自己原来的想象呢?
以往我们读历史,经常还会犯一个毛病,就是只问目的,不问手段。其实,坏手段是不可能达到好目的的。比如1917年的护法战争和非常国会,就是一次用违法去反对违法、用毁法去护法的典型。它是不是违法,很容易判断,你拿约法、国会选举法、组织法,一条一条对照,看它有没有遵守,结果一目了然。你不看这些法律文本,只看它的口号,怎么可能得出科学的“定论”呢?事实上,它什么法也没护到,只留下一个南北战争的烂摊子。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因为它的目的听起来很崇高、很正确,就应该予以肯定和褒扬呢?对这样的“定论”,不应该质疑吗? 时代周报:随着“民国热”的勃兴,也出现了一些“民国粉”,你认为,如何才能客观看待曾经被长期扭曲的一段历史? 叶曙明:粉前朝、粉古人,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孔子就粉周公,粉三代之治,感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康有为要变法,也得到古代找资源,要托古才敢改制。九斤老太说一代不如一代,表达的都是今不如昔的意思。粉民国其实也是一种否定之否定,以前对民国几乎是全面否定的,现在想拨乱反正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可以理解,如果只是为了表达一种立场,粉民国、粉晚清、粉大宋、粉三代都无所谓。不过,作为对历史的研究,一旦到了“粉”的境界,就不可能客观了。虽然绝对的客观谁也做不到,但对史实基本尊重的精神还是要有的。 比如我写《国会现场》,最初也很想写出一批风骨峻峭、雍容儒雅的士人群像,让人能够品味到所谓“民国范儿”的风采。但真正落笔时,却发现无法做到,因为历史并非如此,议员也是龙蛇混杂、泥沙俱下的,他们开会时也会互相扭打、抛杯掷砚,并不是人人都是王国维、陈寅恪。 不能因为“粉”,就连基本的是非观念都模糊了,比如现在不少人为袁世凯正名,我觉得这没什么,该正的就正,但像在共和时代称帝这样的举动,再怎么粉也没办法把负说成正的。袁世凯如果在晚清时推翻大清,取而代之,自己做皇帝,然后实行君主立宪,也许他可以成为千古伟人。但历史的列车已到了共和时代,你再称帝,无论怎么说都是千古罪人,至少是个千古蠢人。 民国有其光彩照人的一面,也有其黑暗混乱的一面。但总体来说,正能量高于负能量,进步大于倒退,所以我在书中说:“民国时代之所以让人又爱又恨,原因恒在于此。无论官僚、军阀和政客们如何胡天胡帝,但这个社会的最后底线,依然未被击穿,仍有一股向上的力量,不断把沉沦的社会托起,几千年的人文精神并未失坠,继续维系着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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