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拿英方的译者相比，在清廷做传译的“通事”确是滥竽充数。他们或是洋行买办，或是退职海员，可以想象他们在“诗礼传家”的社会中不会受到尊重。英方译者的出身却易跟教会有渊源。像前面提到的马礼逊。他是在1807年由伦敦传道会派遣到广州的。1809年开始在东印度公司任职，一直到1834年公司商业垄断权结束为止。其间致力于翻译和编辑工作，修订了耶稣会的《圣经》译本，编写了《英华字典》，更创办了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 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在澳门出生，从小就跟父亲学习中文。王宏志文中记载有关马儒翰的部分，说到他1830年10月在广州当上了在华英商的翻译员，当时才不过十六岁，但已负责翻译英商与中国官员间的往来文件。“1832年怡和洋行在找寻翻译人员随船北上售卖鸦片，当时怡和洋行内一些职员知道马儒翰很希望得到这工作，但最终查顿（Jardine）选上了郭实猎，马儒翰很感失望。” 任何一个英方的“译生”渴望得到怡和洋行的指派随船北上售卖鸦片我们都不会感到奇怪，但本分应是拯救人类灵魂的传教士居然热衷贩卖“阿芙蓉”，实在有点不伦不类。 翻译是一种专门的学问。照理说，作为译者的马儒翰，要论他的得失，看他专业水平就够了，何必跟道德层次混为一谈？幸好王教授所引数据中有一条间接的给我们提供了答案。在怡和洋行受薪的英方译者中还有一位叫罗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的，苏格兰人，年轻时即锐意要在商界发展。为了学习地道中文，他从不放过任何跟中国人交谈的机会。1838年12月8日，在林则徐还未抵达广州禁烟前，上头交来一份鸦片烟商因义士（James Innes）的信，要他翻译中文，内容是否认自己输入和在中国售卖鸦片的陈词。 罗伯聃甘冒“炒鱿”的风险，义正词严地回了主管Jardine的话。他告诉Jardine自接文件后长夜失眠，发觉自己不论在感情上或良心上都不能翻译这份“下流无耻”（rascally）的文件。他说自己在任内不敢奢望富贵荣华，只望能竭尽绵力促进英中宾主国间的和睦。他说他不想留给英国人世世代代的子孙一个败德劣行的记录，因此拒绝翻译Innes的文件。 英谚有云Knowledge is power。对英方的译员来说，掌握汉语的能力就是知识，就是他们足以傲人的权力。《南京条约》签订时，不见天朝“通事”在场。条约的中英文条款，皆由英文拟定，遇有争议之处，以英文本为准。从王宏志提供的例子看，英方的译员在中英谈判中所展示的权力，几乎达到“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地步。张喜在《抚夷日记》提到，英军攻克宁波后，准备发兵南京，耆英和伊里布负责谈判“赎城费”的数目，马儒翰因独具中英双语的“权力”，发言每可扭转乾坤。赎城的数额，据马儒翰透露，璞鼎查原定500万两，马儒翰自己减至300万两。“结果不少人都认为马儒翰是勒收赎城费的主事人。其他人甚至包括经常在场的璞鼎查等，结果都变成陪衬角色。”代表耆英出席的家仆张喜，是英语文盲，整个谈判过程中的“话语权”，因此都落在马儒翰手上。 另外一位在鸦片战争前后期为英方立下汗马功劳的，就是香港政府用他名字命街名的郭实猎。此公最富传奇色彩。他1831年初到澳门，不久即为东印度公司招聘，在公司的船The Lord Amherst当翻译到中国沿海查察，航程包括上海、山东、威海卫等地。他有没有从事间谍活动，替英政府刺探军情？顾长声引了郭实猎自己写的航海志一段：“我们巡视了（吴淞口）炮台的左侧，察看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火药的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坏，点火口太宽，制造得不合比例，我确信有些炮对炮手们要比对他们所瞄准的敌方更加危及生命……”
跟马儒翰的身份一样，郭实猎也是一位传教士。据说只要他戴上假辫子，穿上“天朝”衣冠，外人也看不出他原是“夷人”，难怪他一次在英军的占领区中当民政官时，有居民因倾慕他勤政爱民的清誉，愿意把两个女儿送给他当妾侍。 除了官话，郭实猎还通晓福建话和其他方言。这有利他在中国境内明查暗访做“实地考察”（fieldwork）。1838年他出版了一本名叫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 Arts, Manufacturers, Commerce, Literature, Religion, Jurisprudence, etc.“China Opened”就是“中国的门给打开了”，再不inscrutable，不再神秘兮兮了。这本书声称涉及的范围包括中国的地形、历史、风俗、人情、艺术、制造业、贸易、文学、宗教、法律等等（就差没有医卜星相）。但论者认为郭实猎做的，实在只是“大量地剽窃抄袭”。 论者认为，郭实猎为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有不少是“备受争议”的。无可否认的是，他是一个英文说得resourceful man，脑筋灵活，足智多谋。在战场上，他名为“译生”，却因应形势需要，常得权充兼差。1835年他受英国外交部秘密委托，就中英关系发表意见。“他明确建议英国派兵占领舟山的其中一个岛屿，这样便可以对中国沿海好几个城市进行封锁，迫使中国人就范，以跟他们进行谈判，争取较好的商贸条件。” 如果郭实猎平日没有“抄袭剽窃”的阅读习惯、不经常做fieldwork、不会说多种中国方言、他对“天朝”的认识就不会高人一等。那么，他跻身于英廷主持对华战事的官员间就会失去他的话语权。 本文结束前，借用王宏志一句话问一个关键问题：“究竟这些英国翻译人员中文水平有多好？”我们从实例去求答案吧。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Lord William John Napier, 1786-1834）抵华后，曾写信给两广总督卢坤，要求见面商谈改善英国人在华待遇。中译本出自马礼逊父子手笔： 斯王令。准我等英国主所设各位监督。有权治理凡有英国人等自从大英国四海各地方来大皇帝各地方为贸易。向特准属贵公班衙人来广贸易。惟令本国大主同协治国政之大部发谕。令公班衙贸易止息终者。 皇天后土，我真搞不懂这封致卢坤大人的信说了些什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