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兴起的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在对科学技术美好的一面热情洋溢赞美的同时,也为其所蕴涵的危险而深深担忧。在他的眼中,科学应该是为人们生活增加益处和便利的工具,而要确保这种属性,则需“人性和慈善加以引导”。一旦人们将科学技术应用于“挣强好胜、追名逐利、挣权夺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劣的目的”,将会给社会带来危险和灾难。大约三个世纪后,当看到人们以自己的质能方程为基础制造出原子弹时,爱因斯坦才意识到培根洞察力的伟大,他痛心疾首地写到:我们的思想创造应该是人类的祈祷,而不应该是人类的诅咒,在你的图表和方程式中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再次印证了培根关于科学技术两面性的判断:一面是天使,另一面是魔鬼。网络的确为我们的生活增加了益处和便利,它使我们可以随时地与行走于地球各个角落的亲人和朋友保持沟通,分享他们的快乐,分担他们的忧愁;也使我们足不出户遍能够在世界范围能寻觅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让自己的产品行销全球。但另一方面,网络也使我们的一部分本应该享受无忧、烂漫、多彩幸福时光的青少年沉溺于游戏、色情和暴力而不能自拔;使那些心怀叵测的欺诈者的阴谋更容易地在更大范围得逞。我们在使用网络为自己制造福利的同时,也正在将其付诸那些为培根所斥责的卑劣目的。在这些所有的卑劣目的中,又以不择手段地获取利润为最。
而在当前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市场化为改革方向的环境下,不择手段地获取利润也似乎披上了一层合法的,甚至伟大地另人崇拜的外衣。市场在促进了网络的繁荣,改进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纵容了将网络应用于卑劣的目的。
市场是一种自由交易机制,也是一种倡导个人进行自我管理的秩序。所谓的自我管理,就是指自己追求财富去满足自己的欲望,从而为自己创造幸福。市场更强调承认和保障个人欲望和个人追求财富的行为,但却不涉及什么欲望、多大程度的欲望是正当合理的,什么样的追求财富的行为是正当合理的外部判断和约束机制,而依靠“个人理性”作为协调和支撑整个体系的基础。当个人理性能够保障市场在合理的范围内运行时,它将使人们能够和谐地创造财富,充分地满足个人欲望,而自由、幸福地生活;一旦,突破这个合理的范围,市场也将会使人们沉溺和放纵于本能的欲望,以欺诈和强权相互掠夺财富,为社会制造灾难。
市场发展的历史证明,个人理性并非象古典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么完美和可靠,我们的互联网市场也正在为这种证明提供着注脚。正如柏拉图所讲,人是欲望、激情和理性的复合体,很多时候并非是理性引领欲望和激情,而是欲望和激情引领理性。单纯的个人理性是不足以保障市场能够在合理的范围内运行。要想市场为人们塑造自由幸福的生活,而非纵欲、强权和欺诈的生活,那么它需要一套合理的道德规范来约束。
道德属于一个社会深层的东西,支撑着各种表层的有形制度。同时,道德也是一个社会长期积累的结果,也就是说他更多地是一种传统,其间凝聚了祖先们的一代一代的智慧。所以道德传统也是一种“公共理性”,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有在当时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中保护人类的生存、繁衍和和谐生活的目的和作用。同时,随着人们知识和财富的积累、社会环境的变化,道德也会因之发生相应的演进。道德这种公共理性可以弥补不充分的个人理性,使人们学会克制和节欲,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激情,从而使自己的行为有益于自己和社会。实际上,马克斯.韦伯在总结资本主义起源时,就认为基督教传统道德,尤其新教伦理拥有巨大贡献。
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却一味地强调可以释放个人欲望和激情的“市场”和“科学”,而忽略可以调节个人欲望和激情的传统道德。实际上,这种倾向或许来源更早,它似乎从五四时期便开始了。从那时起,我们建立了一种强烈的反传统道德的新的传统,认为我们5000年来的传统一无是处,应该彻底杂碎和埋葬。但,事实证明,当你杂碎和埋葬自己的传统道德时,我们的欲望和激情便会失去合理的指引,失去合理指引的泛滥的欲望和激情给我们带来的绝对不是自由和幸福。
现在看来,被我们的五四前辈所批判的我们的“吃人的礼教”对人性的强烈禁锢是固然和显然是无法继续维持的。但我们在打碎这种强烈禁锢的同时,也要需要保持理智和清醒的头脑。在这些看似邪恶无理的礼教道德下,一定隐藏着善良和合理的成分。我们不能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倒掉,而应该区分哪些是邪恶无理的,哪些是善良合理的。以那些善良合理的为基础塑造可以支撑和约束现在的市场机制的新的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