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学术走笔文章（2）
笔者参加理论研讨会时，经常听到来自实际部门与会者的一句话，即“不要光讲大道理，拿出具体办法来”。坦率地说，在很长时间里，这句话对我的刺激或触动很大，甚至说是“耿耿于怀”。
在研讨会上，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兴趣点”往往不同。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研讨会是阐述学术观点的机会，不少“思想火花”就是在观点碰撞中迸发出来的。当然，为了验证和丰富自己的学术思想，学者们也很想听一听来自实际部门的看法，收集“第一手资料”。但是，对于实际工作者来说，参加研讨会的目的往往不是聆听学者的学术观点，而是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办法。
研讨会上迥然不同的“兴趣点”，至少“折射”出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值得思索：其一，希冀经济学家出“实招”是否现实？其二，在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是否需要中间环节？其三，理论与实际如何才能有机地结合起来？
对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恩格斯曾经做出精辟的阐释。他说，理论与实际就象两条渐近线，两者只能接近，而永远不会重合。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学术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是两个“行当”，“越俎代庖”就会造成分工不足、效率低下。在理论与实际结合问题上，搞学术研究的，往往苦于对实际情况体会不深；搞实际工作的，常常因事务缠身而不能从更高层次上研究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希冀经济学家出“实招”，无异于强迫实际工作者搞理论。
分工的细化，既为我们制造了“麻烦”，也为我们创造了机会。这种机会来自分工基础上的合作。合作的基础是明确的分工，既不能希望经济学家都“充实”到实际部门，也不能逼迫实际工作者都到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静思”。尽管这种双向交流有时是必要的，但是，它不可能取代分工，况且，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和能力从事学术研究。这里所说的分工，首先是指经济研究的分工。经济学家的本行或“长项”依然是学术研究，实际工作者则致力于应用研究。
为了促进和加快学术成果的实际运用，使理论与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似乎需要增加一个层次，我把这一研究层次暂时概括为“沟通研究”。
沟通研究的职责是在学术成果与现实需求之间架起桥梁，沟通学术界与经济界的联系。为此，沟通研究者常常要把学术语言转化为官方语言或大众语言。与学术研究相比，沟通研究没有学术味，其研究成果一般不易见诸报刊，而常常摆在决策者的案头。这类研究者自然也没有经济学家那么“风光”；与应用研究相比，沟通研究不拘泥于每项决策的具体实施步骤，而致力于决策选择或利弊分析。这类研究者自然也没有经济专家那种“名分”。
沟通研究的独立化，是决策科学化的客观需要。从事这类研究一般要求研究者具有较强的领悟力和洞察力，既要透彻领悟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又要深刻洞察现实中的问题和矛盾所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不仅需要经济学家的职业化，而且呼唤更多的学者立志或献身于沟通研究。
本文原载《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