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内一直存在关于“西方经济学”的讨论。有人认为不应该在前面冠于“西方”二字，比如很多经济学教材上都称作“经济学原理”，也有很多人认为必须在前面加上“西方”二字，比如大多数经济学教材上都以“西方（微观、宏观、产业、福利等）经济学”。两种说法莫衷一是，似乎这种讨论明地里并没有交锋，但是暗中却都以自为是，各采用自己认为正确的名称。对于这种情况，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两种思想、两种路线在交锋。笔者也对该学科名称的叫法存在疑问，但是也认为这不仅是两种路线在交锋那么简单。
赞成“西方经济学”的人，理由是什么呢？这个说起来有点滑稽。这些人主要意在用“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可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这怎么能够区分开来呢？但是不这样做，对他们的危害就更大了：如果承认“西方经济学”为“经济学原理”，也就说这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一般方法和思想，可是明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是截然不同的，这样一来，岂不是自乱阵脚，否定了自己的“正宗性”和“唯一正确性”了吗？只能退而求其次，于是这些人就这样一直没有道理的在这样区分。
其实，所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存在的，但仅仅是经济学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流派而已，不论其影响大小，是否主流。欧洲地区的经济学思想发展到18世纪前几十年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倾向性分野，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矛盾十分突出，出现《资本论》这样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学说和理论十分正常——这也是对经济和社会思想宝库的巨大贡献。但是，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政治化以后便逐渐偏离了学术的客观性而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演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所谓政治斗争，即无论对错，只进行利益之间的较量。但是经济思想不会停步。另一部分经济学家将经济学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不再考虑经济学的“政治性”，只考虑在不改变现有整体社会秩序基础上如何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将原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改变为“经济学原理”，经济学说史上称之为“现代经济学”。（按照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观点，这是经济学“庸俗化”了，而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只属于经济学思想的“古典学派”中的一个分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一直沿用“政治经济学”的名称至今，其经济学思想也超不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和以后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学说，可以说毫无创新和发展。其原因主要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作政治工具的政党执政时，将该学说奉为圭臬和圣经，而不仅仅是众多学说流派中的一个，不准批判甚至批评。一个没有创新和发展的学说和流派能够成为主流乃至长久存在吗？答案当时是不能。但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为饭碗的经济学家，可以借助执政党的力量而不是学术研究和批评使其成为主流，以藉暂时保住自己的利益，以致苟延残喘。（这也是一种损人利己的“搭便车”行为，苦的是被搭便车的政党以及以后研究该学术的学者。）
历史总是在一刻不停的创新着——创新出来的未必都是正确的，但是正确的一定是创新出来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同样如此。现代经济学在经历了马歇尔时代、凯恩斯时代、萨缪尔森时代以后，出现了遍地开花、不断纷争的时代，各种经济学流派层出不穷，各种经济思想不断乍现，尽管各种经济思想和流派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基本的思想脉络以及所使用的基本方法都大体一致，这也形成了经济学研究的通用语言，为经济思想交流、借鉴和批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进一步可能出现的伟大的经济思想提供着土壤。
随着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在我国大行其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日渐式微，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主张将“西方经济学”改为“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原理”。理由很简单，任何经济学思想都是人类通用的，尽管目前经济学教科书中几乎没有出现中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家，但是这种分析方法和思想在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经济社会中同样适用。笔者曾经支持这种观点：把经济学命名为“西方经济学”，难道还有“东方经济学”、“南方经济学”不成？现在的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大都来自欧美国家，相对于中国或者东方当然属于西方。但是我们在“西方”经济学著作中看到了越来越多其它地区的经济学家，非洲的刘易斯、南美的普罗维什、印度的森、日本的青木昌彦等等。这些经济学家尽管研究内容和政策主张都存在极大差异，但是其所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和思想都与欧美经济学家无异，这也是这些经济学家有所成就的重要原因。
可是话又说回来，各个地区历史传统、文化特征和自然条件差异极大，以中国为例，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自然环境、风俗习惯、政治传统等等，中国人的经济行为也肯定有自己独特的一面。这种独特的行为方式是否会产生不同于欧美文化背景下的经济结果呢？这需要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期找到解释中国人经济行为方式的独特性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的钥匙。这种研究也可以遵循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改变、增加或减少假设条件，变动不同的经济函数，或许会寻找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结论，或许也会因此而形成一个具有浓重中国特色的“中国学派”（但绝对不会出现所谓的“中国经济学”）。可是我们现在国内的经济学家大都习惯于跟随，而不是领导，经常借用具有不同假设前提的经济模型套用在中国经济问题上，张冠李戴，刻舟求剑，不得要领。这里要多说一点，即理论联系实际是必要的，但是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1）理论模型（Model）都要尽量地简化假设条件，以利于分析过程和得出结论，而实际（Fact）则是一个多种相关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可知的因素，也有许多不可知或未知的因素，这必然造成理论模型与实际的较大差异；（2）跨越这个差异需要尽可能全面地将众多因素的作用纳入理论模型中来，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许多情况下并不能用数学和机器计算出来，而需要借助人类脑袋的强大判断能力和直觉；（3）任何对实际尚不了解就将理论模型套用在实际问题上的做法都是危险的，因此而得出的任何“政策建议”都是不负责任的。我国许多经济学家在学术上成绩斐然，但由于“学而优则仕”便会把自己的研究结论变为“政策”或者“政策建议”来实施，这更是危险而不负责任的，恰如一头公牛闯入了瓷器店。
“西方经济学”名称之争，反映了我国的发展尚处在意识形态的阴影当中而未进入开放社会，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学发展的幼稚与初步。开放的社会需要容许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政治主张，曾经或正在对我国的国家建设发挥作用，但它的本质是一种思想学说，有其存在必然性和局限性。现代经济学思想和方法也是一些学术思想，它们都在中国经济学界真实的存在着，我们应该严肃而不是教条地研究和批评，而不是倾轧和诽谤。伟大的创新就孕育在这样的研究和批评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