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提要：从特定价值观出发得出的有关穷人的经济学新论，将非经济的联系看成经济的联系，用直观的感觉代替理性的判断。从经济学观点来看，穷人不比富人更讲信誉，广告亦非主要为富人所作，富人同样遵循需求定律，穷人并不喜欢假冒商品。从政治学的观点看，有公权必有腐败。 卢周来先生的《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1]一书，通俗易懂、可读性强，作者将深奥的经济学原理阐述得明白通透，使得非专业人士也能轻松阅读。读了其中“沉默与打破沉默”、“科斯定律与产权明确”两文，不仅增加了我对博弈理论的了解，更加深了我对科斯定理的认识，尽管其对樊纲的反驳不一定成立。受了该书的启发，有几点感想和不同观点，愿在此谈一谈。 一、广告主要是为富人做的？ 在《穷人》一书的开篇，卢先生写道，“广告主要是为富人做的”。理由是：广告中的很多东西，穷人很少买得起。并且，发展经济学家M.P.托达罗在他的《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亦论证过，这个世界上80%的购买力，掌握在20%以下的少数人手里，而世界上80%的人口，其购买能力对于市场需求来说无足轻重。所以，“那些广告自然是对着富人，而与我们大多数穷人无关”[2]。的确，能够在电视上做广告的商品，起码是品牌商品，更多的是在一定范围内多少有些知名度的商品。作为低收入者的“穷人”，比如农民，他们购买的往往是档次较低、价格便宜、品牌很少知名度的商品，或干脆就是无品牌的商品，这些商品没有或很少做广告。故表面看起来广告确为富人所作。 但一方面，由于财富的多少与购买力的大小并不等同，富人财富的相当一部分是作为积累，而不是作为现实的购买力存在着；而且，一个人理论上拥有的购买力同实际的购买力之间，差别巨大。许多富翁拥有巨额财富，就他们能够支配的货币价值而言购买力巨大。然而，由于生活习惯、消费理念、道德追求、宗教信仰等等因素，他们实际的生活消费和由此形成的消费品的购买力，与中等收入的人们相差无几。另一方面，富人的购买力相当一部分指向生产要素，这是富人作为企业主与生产主体不同于普通消费者的地方。广告商品的绝大部分是生活用消费品，当然也不乏生产资料如汽车飞机的广告，至少占富人绝大部分开支额的劳动力、土地、厂房、水、电、矿产资源等要素商品，很少或基本没有做广告。富人的实际购买力，如果除去了主要的部分--体现在生产资料消费上的购买力，仅仅在生活消费品方面，是不是还能占到全社会购买力80%的比例，是要大大的打一个问号的。
不应否认，由于贫富差距，不同人群的购买力大不相同，不少商品，低收入者难以问津。但广告更多的是以大众消费品为宣传内容的，诸如酒、保健食品、妇女儿童用品和家用电器广告，几乎全是面向普通大众的。富人们的消费层次高于普通大众的消费层次，其消费取向与消费行为，较少受普通商品广告的影响；而对“穷人”或者一般收入者来说，广告往往成为他们认识商品功能、知晓商品品牌、了解商品质量、获取服务信息的重要途径，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他们的消费行为与消费选择。这一点，从广告商品成为时尚，从大做广告的企业产品销量增加、市场扩大；很少做广告的企业产品销量减少、市场占有率降低的事实中，得到有力的证明。
因此，不能简单的断言，广告主要是为富人们做的。
二、“穷人比富人更讲信誉”？ 这是一个犹如“得肺癌的人更好吸烟”一样的倒果为因的结论。由于经济社会体制的缺陷，使得诚实讲求信用者在特定的环境下难以获得生意上的成功。相反，不讲信誉坑蒙拐骗者，常常获得实惠非法致富。如此，在特定的人群中，不少人的道德品质并不值得夸耀，或者说相当一部分暴富的人士并不是道德过硬、无懈可击的人。但是，如果社会的经济体制与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使得诚实守信的人处处碰壁，难以成就事业；使毫无信誉欺世盗名的人，八面来凤大发其财；这只能说明相关体制、规则存在问题，需要调整与合理化，决不能由此得出穷人更讲信誉，富人不讲信誉的道德结论来。不能因为吸烟者患肺癌的比例较高，就因此得出结论说肺癌患者比非肺癌患者更喜好吸烟；也不能因为某种环境下，不讲信誉者容易获得金钱与实惠，就因此得出结论说：穷人比富人更讲信誉。假若某种体制青睐道德不良者，只能由不合理的体制承担责任，社会批判的矛头只能指向这一体制，而不能指向这一体制的产物--富人或者穷人。更不能将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二者道德观念与道德素质的差异。只要我们把努力使生活变得富裕，把由穷人变为富人或相对富裕的人，看成芸芸众生的正当追求，只要“富人”与“穷人”是动态和相对的概念，那么，我们就不能把讲信用与穷人、不讲信用与富人联系起来；也不能把讲信用与富人、不讲信用与穷人对立起来。由穷变富的过程不是一个道德信用逐渐败坏的过程，而由富变穷的过程，也不需要道德信用的提升作基础。
卢先生用作“穷人比富人更讲信用”的证据有两个[3]：一是，他的一个乡下表叔需6000元钱给儿子交学费，为此他找多家乡亲借钱，却从不用打条子。乡亲们亦不屑提及打条的事情，借钱者从不担心表叔不还钱；另一个是，在不少农村，戏班放戏，从来都是口头商定，很少见到商谈好的戏随便反悔，因为没有合同而束手无策的现象发生。我以为，这两个例子证明不了“穷人比富人更讲信誉”。在传统社会乃至今天依旧比较封闭的农村，经济活动依靠道德规范调整，在发生金钱和物质往来时，以人品和道德信誉作担保，不靠法律；对拥有法律意识的人而言，十分重要的书面凭据、合同等不被重视和使用，是常见的事。在这些地方，不仅穷人是这样，富人也是这样。说“穷人多以建立在互信基础之上的非正式口头承诺进行交易，而富人多以建立在互相猜疑基础之上的正式文本合同进行交易”[4]，怕是失之偏颇的。
随着传统经济社会日益演变为商品经济社会，人们的经济交往从范围到性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依靠法律调节经济活动的观念、做法逐渐形成。经济活动开始依照法律的程序进行，事关资金、劳务、商品、服务的往来要求书面的依据，或者开始订立正式的合同，这决非不讲信誉的表现，而是人们法律意识增强的表现，是人们履行承诺的常规做法。
三、公权与腐败 卢先生还说，公共权力是腐败存在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能得出下述结论：所有的公权都将导致腐败”[5]，笔者以为恰恰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权（或者说权力）是公共事物管理与支配的社会性力量，具体体现为拥有公共权力的人对社会事务及他人行为的控制支配能力。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就会有掌权者偏离权力设置目的使用权力即权力异化的事情发生，也会有借权力以谋取掌权者私利的腐败行为产生。原则上讲，有公权就有腐败，没有公权就不会有腐败；公权存在的范围越广，产生腐败的基础与范围就会越深厚越宽广，这已经由阿克勋爵士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的著名论断所阐明。问题是，尽管公权会带来腐败，人们却不会为了避免和防止腐败而不要公权。公权是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设置，即使它本身是一个祸害，也是人类为防止社会生活中更大祸害而不得不忍受的一种祸害。没有公权，人们的生命、财产、自由、平等等最基本的利益，将失去保障，这比腐败带给社会的危害更大。腐败只是影响这些利益的完整性，而没有公权将会彻底丧失这些利益。因此，明知公权会带来腐败，也必须设置必要的公权，比如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等等。
由于公权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作用，所以设置公权时，必须对公权设置的必要性实施严格的论证，在不需要设置公权或不需要公权干预的领域，可以不设公权或者杜绝公权的进入；在公权带来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大、危害更严重的地方，也应该选择公权退出。主流经济学家所以倡导减少政府审批事项，缩小政府管制的范围，减少公权数目。就是因为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众多政府控制与行政干预，不仅起不到协调利益、保障公平、提高社会整体效率的作用，反而因为行政权力的渗入与干预，使得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部门垄断、地区封锁、不公平竞争等现象日趋严重，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功能得不到发挥。减少政府权力，缩小政府管制范围，一方面可以对相关腐败现象的消除起釜底抽薪的作用；另一方面，将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社会或市场能够管好的事物交由后者去管，不仅有利于公共事物本身的有效管理，还有利于解决政府管理范围过宽、权限过大带来的其他问题。
至于说计划经济时代乃公权无所不在的时期，它在经济方面的腐败现象却很少[6]。这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期权力高度集中，有权力搞腐败的人不多；另一方面，计划控制下的实物经济，管理方式相对简单、财务控制相对严格；加之无休止政治运动的威慑作用，和以道德追求为中心的社会行为方式的影响，使得那时的腐败现象在程度上较之现在好得多。凡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人都知道，虽然名义上厂长管理着一个工厂内大大小小的经济事物，但实际上厂长不仅没有投资的权力（即使很小数目的投资权），而且也没有产品的处理权；厂长不仅无权开支吃喝费用，就是想对做出重大贡献的员工给于经济奖励，也很难做到。那时的工厂，不过是成本落实到个人的生产车间而已。即使如此有限且受到严格控制的“公权”，其运作使用还要定期受到职工群众和党员积极分子的审查、评价与考核。如果有谁违背了公认的道德准则，比如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大公无私、做老实人办老实事等等，就会在运动中过不了关。其可能失去的不仅是厂长、管理干部的身份与权力，而且是正常人的社会生活与基本政治权利。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条件下，腐败现象自然会少得多。至于说西方社会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公权范围的日见扩大，腐败现象却日益减少。这首先是因为，西方社会官办企业（国有企业）为数很少，政府直接控制和管理企业的权限和范围十分有限。其次，西方社会公权的授予、使用向来规范严格，不仅有选票等硬指标，而且有一系列规范的任免程序，财务上更有严格的政府预算制度与政府采购制度的约束，加上政务公开和不断完善的议会、舆论监督等等，公众的呼声与政治要求，已经可以轻而易举的将道德上有污点或者稍有丑闻的人清除出政坛。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公权的扩大与公权授予使用的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是同步发展的。而我国，随着公权事实上不断扩大的，是公权授予、使用、监督上的日益不规范、愈来愈随意，旧的干部任免监督体制因为改革而废弃，新的体制因尚未建立，或尚不完善而不能起到应起的作用。在这样的条件下，公权带来的腐败现象自然愈益严重。
四、需求定律辨 卢周来先生说“商品价格每涨一点，穷人在购买时都会多掂量掂量，只能少买一些；故这个需求定律的确对穷人管用。对富人呢？据说，当年有名的琼.罗宾逊夫人发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现象：当啤酒价格变化时，富人对啤酒的消费量竟然没有什么变化，于是，她认定根本没有什么普适性经济学规律可言”[7]。其实，这个现象只能说明，由于收入水平、生活习惯、消费理念的影响，一些人群对特定商品的需求较少受到价格变化的影响。比如嗜酒者对白酒的消费需求，吸毒者对毒品的消费需求，其数量就不怎么受价格轻微变动的影响；又比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卫生纸、食盐来说，几分钱甚至几毛钱的价格波动，已经不怎么引起市场对这类商品需求量的太大变化了。这是一个需求弹性问题，并不能说明需求定律的无效。现代经济学所以运用市场需求量的变化，而不运用个别人或个别阶层需求量的变化来衡量和揭示市场的需求规律，是因为：就市场整体的需求变化而言，一些人对某一商品的极端青睐与另一些人对同一商品的极其反感，作为两种极端的消费倾向可以忽略不计；某一商品价格的变动不影响其消费量的高收入层的消费行为，与对同一商品价格变动非常敏感的低收入者的消费行为，作为两种对立的消费行为，可以因相互中和失去其在市场总需求变化中的影响权重。萨缪尔森说过，市场需求是一切人的需求总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即使“我的”需求不再随价格的下降而增加，市场总的购买量依然可以扩大，因为新购买者的新的需求会加入进来。正是由于剔除了极端与特殊因素带来的商品需求现象中的个性特征，市场整体呈现出的价格与需求量的关系，才成了几近纯粹和理想的关系。由此揭示出的需求共性（需求定律是其规范的表述形式），才能够更准确更真实的反映出市场需求现象的本质。
所有商品，其需求量均随价格上升而减少，随价格下降而增加，这个规律得到无数事例的证实，萨缪尔森例子是，“当水很贵时，我仅仅需要喝的水，当它的价格下降时，我就买一些洗衣物的水。价格进一步下降以后，我还有一些其他用途。最后，当水真正非常便宜时，我就用它来浇花或毫不吝惜的把它用于任何可能的用途”[8]事实上，需求定律不仅符合人们的生活常识，也符合商业销售的经验。随着自来水价格的调升，其市场需求量会得到控制或减少，自来水会更多的被重复使用；昂贵的新型家用电器，在其价格高昂时，只有很少的人购买它，一旦价格降至普通家电相差无几的水平的时候，该电器的销售量或者说市场需求量就会大大增加；如果说富人的商品需求不遵守需求定律，那么，就无法解释富人们趋之若骛、供不应求的商品，一旦价格涨升到一定程度需求量就会得到控制这样的现象何以会发生；也无法解释，拍卖商品的买家总是随着拍卖师不断提高的喊价而不断减少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在著名的《经济学》一书中，对于所谓推翻需求定律的现象，萨缪尔森曾作过仔细的分析，认为人们常犯的毛病是，对经济学规律是建立在“其他条件相等或不变”的基础上这一点缺乏真正的认识。事实上，除了商品价格以外，收入水平、消费习惯、道德观念等等都会影响人们消费行为和对商品的需求。需求定律是在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基础上，仅仅观察和研究价格变化与商品需求量变动的关系及其规律。如果不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就会出现：因为收入上升而增加的购买量大于价格上升而减少的购买量，从而形成价格上升而需求量上升，即所谓需求曲线向右上倾斜的现象发生，这样，“革命性的推翻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规律”的事实自然就会发生。 五、穷人需要假冒商品？ 人们运用市场需求，而不运用个别人或个别阶层的商品需求来揭示需求规律，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将市场交易的信息问题忽略不计。人们对商品的需求，除了受到价格水平、收入高低、生活习惯、道德观念等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商品质量、性价比、价格变动趋势等相关信息的影响。如果人们听到某商品将大幅涨价，或者某商品的质量和服务超乎一般，而售价却很低廉，这样的信息会大大刺激人们对这一商品的需求数量。如果说卢周来的例子[9]：服装厂老板几百元一套的西服卖不出去，听人支招，将价格提高到5000元一套，很快就销售出去了，此并不是什么违反需求规律的现象；而是服装商贩利用信息不对称，将普通服装作高档名牌服装销售，造成消费者对服装价值与质量的误判。然后利用大幅度讨价还价策略，使消费者以为用1000元的价格买到了价值5000元的名牌服装，占了大便宜，是依靠欺骗实现的畅销。那么，“中西部农村被称为假冒商品的最大集散地”[10]，或者说假冒商品大量流向农村，同样得不出农民需要假货，农民只能买得起假货的结论。假冒商品大量流向农村，应该由商业欺诈（品牌、质量、价格、性价比等信息的欺诈）和非规范的市场环境来解释。农村的消费环境比城市更欠规范，政府的相关管理与人们的商品知识更为缺乏。假货正是以其外观、结构、品牌、名称与真品相同，而价格却大大低于真品的方式，欺骗着大量忠厚老实的农民。离开了欺骗，离开了正品在农民中的名气、信誉，离开了普遍浑水摸鱼的市场环境，假货在农民中同样销售不出去。 至于“正品价格过高，农民消费不起，致使假货流行”的说法，其实是似是而非的。今天，在绝大多数商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国内市场的商品价格是很低的，不论是电视、电脑、VCD，还是玻璃、毛巾、牙膏，抑或是白酒，都是如此。不少厂家为了占领市场和解决库存，甚至不惜血本低价销售，这已使相当多的商品定价直逼成本，甚至低于成本，因此并不存在商品定价过高消费者无法接受的问题。从商业销售的实际来看，并不是地下工厂制造的“自产自销”商品或无品牌商品（这类商品因不办理相关手续、不缴纳税收而能够以非常低廉的价格销售）有多么大销售量。真正销售量巨大，形成地区和全国性市场的，是地下工厂生产的假冒知名品牌、畅销品牌的商品。犹如私酿白酒市场销量不大，足以断言不存在正品白酒价格过高，消费者无法接受一样；地下工厂生产的非品牌商品杂牌商品销量不大，同样可以说明，不存在正牌商品定价过高，农民不能接受的问题。假货是以名牌之名，以知名厂家的信誉，以对消费者的欺骗为基础大行其道的，而不是以价格低、质量要求低，适应了某一特定阶层的消费水平而风行的。 《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海南人民出版社，定价 18元
注释:
[1]《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卢周来著，海南出版社，2002年5月版，以下页码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该书。
[2][3][4]同上书，第3页、8页、9页[5][6][7][9][10]同上书，第54页、4页、5页、6页。[8]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11月版，第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