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已进行了整整25年，在这25年之中，无论是在GDP、人均纯收入、个人储蓄、财政收入、外贸出口、粮食年产量等方面，都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与变化，这与我国1980年代初实行的市场化改革模式是密切相关的。1980年代改革的成功，更直接表现在农村发展步伐的加快上，可以说，1980年代的农民和农村，直接享受到了改革所带来的利益和好处。无论如何，谈论20年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都不可能绕开“改革”这一话题。
然而，自1985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随着改革的陆续推进，各种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社会公平问题、利益分配问题、城乡差距问题等等尤其成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关键性难题。而进入1990年代之后，这一系列问题开始伴随着改革的进程与日俱增，甚至成为阻碍改革顺利进行的根本性因素，改革出现了动力不足、改革共识缺乏的现象，以至于被某些学者称为陷入了“改革的陷阱”（孙立平语）之中。“改革陷阱”的出现使得国内经济学家及社会学者进行了普遍的反思，一段时间以来，《经济观察报》、《财经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财经》、《中国改革》、《南风窗》等国内知名新闻媒体都针对中国改革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引发了大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一、中国要不要实行市场化的改革；二、中国要不要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三、医疗改革的市场化模式之争；四、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博弈与争论。这几个宏观命题，既有属于纯粹理论与学术的问题，也有属于纯粹现实的问题。其中，在我看来，最为核心和首要的问题就是，关于主流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市场化模式之争。这一争论伴随着民间对中国医疗改革的失败的批评和反思而愈演愈烈。民间对医疗改革、国企改革、教育改革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失败的抨击与愤慨，又直接延伸到了对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和批判，这一质疑和批判的导火索直接源于2004年的“郎顾之争”，“郎顾之争”不仅点燃了民间对中国改革的愤怒的火焰，而且点燃了民间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愤怒声讨的火焰，在2004—2005年的国内互联网上，到处充斥着网民对主流经济学家的声讨，甚至直接点名的声讨与谩骂。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天涯社区”、“燕南网”、“世纪中国沙龙”、“凯迪社区”、“文化先锋”、“真名论坛”等知名网络论坛上，而且出现在新华网和人民网等官方网站上。而且随着这种讨论的升级，以至于官方与民间都出现了一种质疑改革、反对改革的声音，由反思改革而升级为反对改革，可见其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改革的过程已经了成了利益集团重新攫取社会利益与社会资源的过程，成了利益与资源重新被瓜分与调整的过程。正因为这样，作为引领中国改革进程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陷入困境时，遭到公众的群体性质疑就不显得奇怪了。
回首25年来的中国改革，我们不得不承认，主流经济学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改革进程，他们的名字伴随着改革而生。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厉以宁、董辅乃、周其仁、樊纲、张维迎、林毅夫….，这一系列的名字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国甚至到现在也是写在中国改革的光荣榜上的，他们的名字同他们的“历史功绩”一样光辉灿烂。在市场化已经成为主导改革主流倾向的年代，他们的确成了市场的宠儿。市场经济被赋予了合法性与他们的呼吁是分不开的。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本身就衍生了许多非市场的因素，作为市场经济的衍生物的权力就是其中之一。严格说，权力并不是在市场经济中滋生的，没有市场，权力同样存在，但是，正是因为市场的存在，才使得权力有了足够延伸和产生直接交换利益的空间，市场使得权力能够直接转换成权利，从而产生腐败效应，因之，权力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就演变成了权力经济，从而也使得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慢慢变质，这就是吴敬琏先生所警惕的“权贵资本主义”和吴思先生所说的“官家资本主义”以及我所概括的“权贵社会主义”。
在呼唤改革的时代，主流经济学家不但成了市场的宠儿，而且成了政府的宠儿，成为了自1980年代以降的中国主流政治经济话语的代言人。在新左派代表人士汪晖先生看来，代表着中国市场化趋向的新自由主义者，正日益成为中国1980年代以降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种障眼法，是新左派及汪晖先生的一贯表述策略，汪晖先生在这里将许多的名词杂糅混合起来，以混淆视听，将其攻击的对象——自由主义者统统归入到新自由主义的阵营而将其批臭批倒。事实上，我们应该明白：第一、新自由主义与主流经济学家并不能划等号，前者是一种思想潮流，而后者则只不过是当代中国的一种经济学流派而已，前者的内涵外延明显大于后者；第二、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经济形态，但绝不是中国1980年代以降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中国1980以降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也即代表左派立场的政治形态。在这里，左派学者显然夸大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功能，也完全颠倒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的主次地位；其三、新左派的言说笼统地将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化等问题等同起来，从而制造理论制高点，制造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市场化=资本主义化的逻辑，将自由主义直接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挂钩，而最后再将中国的市场化困境直接归咎于自由主义者，从而达到用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欲设将自由主义重新清扫出去的政治目的，却从不反思“新左派”自身的历史责任。这种做法无论从学理层面还是从现实层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主流经济学家并不等于就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赞同市场化，但不仅仅是市场化，或者说市场化仅仅是自由主义者诸多诉求中的其中之一。自由主义者首先是政治层面的指涉，而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则是经济层面的指涉。自由主义者赞同市场化道路，这一点与主流经济学家殊途同归。但是，自由主义者更主要的是进行政治与社会层面的诉求，比如强调财产私有化、个体权利、宪政民主、政治改革，倡导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开放党禁报禁等等，而要求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则主要是经济自由主义者或者是民营企业家及中小企业主的经济层面的诉求，当然，经济自由化也是政治自由主义者的诉求范围，但是它仅仅是政治自由主义者进行政治诉求的一个必要条件。
主流经济学家的市场化论调如吴敬琏的“吴市场”、厉以宁的“厉股份”、刘国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等，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标志性名词，他们也是改革派的代表性人物。从学理上讲，市场化论调本身是没有错的，而且中国改革必须要以市场化为导向，离开了这个导向，就失去了最基本的航向。但是，现在，无论是新左派也好，反思改革的人也好，反对改革的人也好，都把改革所造成的迷局的矛头和责任指向主流经济学家，我以为，这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第一、这过分夸大了经济学家的自身能量。造成当下的中国这种改革迷局，主流经济学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责任并不主要在主流经济学家身上，也不在主流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市场化、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模式上，而是在于市场化进程中的权力的市场化，权力的市场化恰恰使权力有了可供交易、可供寻租的机会和余地，所以，才导致了市场化改革变质为利益集团进行瓜分资源和权力者进行权力寻租的工具；第二、造成中国当下改革迷局及社会现状的，更不在于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只不过是被新左派当作了攻击的靶子，在新左派的言说中，是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导致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变异，导致了中国的社会现状，而这，恰恰是颠倒黑白之谬论；第三、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的确成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但这与主流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市场化改革模式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而且，就是新左派阵营中的有些人恰恰就是为利益集团代言的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因为，新左派的政治立场与经济立场往往是不相联系的。投机的政治言论人士也恰恰可能就是为利益集团代言的经济学家；第四、市场化并不等于资本主义，这早已为邓小平先生所强调。而权力市场化则恰恰容易导致“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必须要是权贵阶层与资本阶层的结合，那么这里很明显地就是，代表权贵阶层的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恰恰可能就是左派人士或持左派立场的利益集团；第五、自由主义者强烈呼吁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层面的改革，而主流经济学家基本上没有政治改革的诉求，“新左派”人士则反对政治改革，那么，这就为主流经济学家与“新左派”利用改革进行“合谋”制造了可能性，而这种合谋下的改革就完全可能成为一种畸形的改革，甚至陷入困境。没有政治层面的配套改革，那么权力就不可能在市场化进程中得到有效地约束与控制，所谓的经济改革也完全可能成为一种不具有政治合法性的利益分配与利益调整。结果是，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社会资源被强行或非法剥夺，而成为少数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瓜分利益以及权力阶层进行“权力寻租”的工具。而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才出现了民间对中国改革及为利益集团代言的主流经济学家的普遍质疑和愤怒批判。
而且，近年来，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趋势：代表权力阶层和政治保守势力的左派、新左派、主流经济学家与利益集团的确越来越形成了一种联盟，而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阻碍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实施。尤其是“郎顾之争”发生后，民间对张维迎之流的经济学家更是大加贬斥，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打着“市场化”、“股权分置改革”、“国企私有化改革”的旗号而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遭到了普遍的质疑，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如关于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争论、关于怒江水利开发的争论、关于圆明园重修工程的争论、关于医疗市场化改革、股权改革的争论、关于教育改革的争论，等等，这些问题看似是学术问题，而实则是打着学术的幌子，为利益集团代言，从中捞取钱财，是一个伪学术命题。当这种假借改革而进行资源掠夺与利益瓜分的现象愈来愈严重之时，民间就出现了大量的维权抗争运动，强行拆迁、土地流失、国企职工下岗、小区物业维权，等等，从表面上看这些维权运动都只是一种维护个体权利的局部性运动，而实际上是对现行改革模式的普遍质疑与强烈不满，是对改革所带来的利益调整机制的强烈不满，而他们所热切呼吁的，正是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回归自由、追求个体权利、呼唤市场化、伸张市场自由下的民权回归，而所有这一切恐怕都是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及新左派人士所不能容忍的。
2005年秋，香港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再一次将中国的经济学家送上了审判台，对中国大陆经济学家进行良心与道德拷问（而非知识拷问），其“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其中大陆只有一个”的结论引起了大陆知识界、媒体界及民众的震动，最初的时候，大陆的经济学界一直保持沉默，后来中国社科院的一位经济学家站出来说话，但是其声音显得底气不足。事实上，岂止是丁学良，民间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早就开始了。当然，丁学良的论点或许有其偏激之处，但是丁学良的偏激却是建立在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的，这也表征了民间对中国改革现状不满的非理性反思。非理性反思是由非理性的改革所导致的，这就如两个人打架一样，对方打我一拳，如果我能忍耐，则可以忍一拳不还手，但是当对方打第二拳、第三拳的时候，我的忍耐就可能达到极限了，当达到这个极限之后，我就完全可能进行理性或非理性的还击。而如果我不能忍耐，那么，对方打我一拳，我就可能还拳，对方若处于非理性状态，我就可能处于暴力状态。这是根据犯罪心理学推导出来的。改革所导致的利益分配同样如此，当社会群体的权利与利益被非法剥夺或非理性剥夺之后，那么，所引起的就完全也可能是非理性的还击与攻击。所以，当前最急迫之处，不是对民众的疏导，而是对中国改革模式的上层反思，尤其是经济学家自身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