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者按：2006年4月27日，在甘省省武威市凉州区张义镇河湾村出土了一件巨型青铜器，压在它上面的一块红色石头上还发现了一些“天书”，其中有许多“象形”图案和类似“八”字及“三角形”的符号，它们在光滑的石头上刻得不太规范，这种“天书”造型奇特，武威市考古研究所相继排除了属甲骨文、藏文、西夏文、汉文的可能性。据此，甘肃省的考古专家普遍认为是匈奴人的文字。 但是，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第二次对武威市出土的青铜器进行鉴定时得出了最终结论，认为出土时在铜器口部所置的天然石头，有人猜测其表面似刀刻的“符号”是“文字”，其实为自然风化痕迹。客观存在的冷酷现实和考古专家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但是依据“匈奴文字”得出是一件罕见的秦末汉初匈奴铸造的大型青铜器结论的专家却不改口，他们将如何继续忽悠知识丰富的广大读者呢？）
2006年5月12日，甘肃的许多媒体上都出现了《武威巨型青铜器年代确定聚焦石头“文字”解析》的报道，称武威的文物专家对凉州区张义镇发现的巨型青铜器进行了鉴定，由于青铜器里外没有明显的文字和图案，究竟是出自哪个年代，至今没有结论。就在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有人从当时盖在青铜器上的红色石块上发现一组“文字”，这一发现令各位专家兴奋不已。有专家称，也许破解了石头上的“文字”，关于这个巨型青铜器的具体年代将被确定。
原来，武威文物部门组织文物专家再次奔赴发现文物的现场，本打算是勘查发现这个文物的那片耕地是否是一个古代遗址。但是到了现场，经过调查和询问后，专家们得知当时是从一个石头下发现这个青铜器的情况后，立即派人找回了这块石头。随后的发现令各位专家都大吃一惊，原来，这个红色的石头上竟然刻有“文字”。一时间，石头上的这些“文字”又成了专家们关注的焦点。 经过几天的鉴定和考证，这块石头上的“文字”给专家们带来了一丝希望。可是看着这些“文字”，专家们又犯起了难，原来，这些刻在石头上的文字谁也看不懂。当地的西夏文字专家看过后说不太像西夏文字，而藏文专家看过后也否认了藏文的可能性。这些文字刻的不太“规范”，也不像汉字，倒是很像象形文字。 业内人士说，在我国的汉代和东晋时期还曾使用一些象形文字，而南北朝时期，汉字已经演变得比较规范了。专家推断，这块石头上的“文字”也许比汉代还要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块石头和发现的青铜器同属一个年代。如果破解了这块石头上的“文字”，那么将有助于确定这个巨型青铜器的具体年代。 不久，甘肃的媒体上又出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将派人鉴宝》的报道， 5月13日下午，记者们再次来到武威市考古研究所试图了解文物考古的最新进展，但被婉言谢绝，并被告知，从即日起待鉴定的青铜器文物和刻字奇石在专家的最后鉴定结果出来之前暂停对媒体等方面开放。这位负责人还对记者透露说，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知名文物专家将于近期前来武威进行综合“会诊”，以期破解青铜器身世之谜。武威市一位文物专家介绍说，目前无论媒体还是文物界，对武威出土的青铜器文物和刻字奇石的推测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 说法一：个别专家认为这件文物是西夏时期的文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件青铜器将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西夏时期唯一的一件文物。 说法二：从4个环扣和被烧过的痕迹上看，专家推断这应该是一个祭祀用的器物。
说法三：据文物专家分析，从3个“虎耳”分析，老虎的眼睛、牙齿为典型的西汉和战国年代器物的特征。由此推断，该青铜器至少在汉武帝以前，可能是当时匈奴的“王者”器具。大多数专家认为该青铜器名称趋向于“釜”，并称如此巨大的青铜器在国内也屈指可数，可能在这方面“夺冠”，甚至可能是一个时期文物的“断代”标志。有专家还大胆推测：“目前所言的‘青铜器很有可能是‘黄铜器，那样，文物的年代更为久远，价值更大。” 说法四：刻字石头上的文字造型独特，考古研究所相继排除了属甲骨文、藏文、西夏文、汉文的可能性，奇石上密密麻麻的文字成了难懂的“天书”。武威市博物馆的一名文物专家分析认为，文物的出土地在历史上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出土过许多重要的文物，被国家确定为重要的文物出土地。这块奇石上的文字从字的构造到书写方法，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的史料依据。“从现有的文字记录和书写方法进行排除，我认为这块石头上的文字至少在东晋以前，可以说，这块石头对研究整个青铜器类文物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5月23日，甘肃的媒体上又出现了《武威青铜器为匈奴铸造》的报道，称省文物局组织的文物鉴定专家组对武威市凉州区发现的青铜器进行了初步鉴定，认为是一件罕见的秦末汉初匈奴铸造的大型青铜器，是研究该时期匈奴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5月11日，省文物局组织文物鉴定专家组，由副局长张正兴带队，原省博物馆馆长初世宾研究员、张东辉研究员、贾建威副研究员，省考古所副所长王辉研究员、周广济副研究员等专家一行到文物出土现场进行了考察，对出土文物进行了初步鉴定。 青铜器物整体为圆球形，下面为喇叭形圈足底，底侧开3小孔，肩部有3虎耳，中部为4环。从器物表面看，4环以下外面有一圈铸缝，4环以上外面，上下有3道铸缝，内壁光滑无缝。因此，整个器物除了3虎耳外，其他为一次铸成。根据文物的器型、铜质以及3个“虎耳”等形象分析，器物具有典型的战国末到汉代早期的特征。由此推断，该青铜器最晚年代应在西汉武帝公元前140年以前，是一件罕见的秦末汉初匈奴铸造的大型青铜器。“刻字”石头两面均有刀刻痕迹，像似文字，又像记事符号，是否匈奴文字或符号，有待进一步研究。 匈奴是我国以至亚欧古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长时间活动于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汉武帝以前，武威为匈奴休屠王所据，休屠王在距今武威市城北六十里石羊河西岸上，筑休屠城作为王宫，又在今武威市城所在地修建了“盖臧城”。“盖臧”被后人，读为“姑臧”，据《河西旧事》记载：姑臧城呈方形，南北长七里，东西宽三里，周长二十里。由此可见，当时匈奴经济势力强大。出土的青铜器，当为这一时期的遗物，如此巨大的青铜器在国内发现的匈奴青铜器中十分罕见，它反映出了当时匈奴国力强盛，社会经济的发达和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 2006年6月9日，甘肃的媒体上又出现了《武威出土青铜器通过最终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三虎耳小圈足青铜鳆》的报道，称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再次对武威市出土的青铜器进行鉴定。认为，此青铜器为国家一级文物三虎耳小圈足青铜釜，是我省迄今发现器型最大的早期青铜器，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铸造的炊具，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 该青铜器被发现后，省文物局于5月11日组织专家进行考察鉴定。由原省博物馆馆长初世宾研究员、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贾建威、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东辉组成的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组进行鉴定，认为该器物硕大浑圆，造型古朴拙奇，遍体薄绿锈，耳处锈似“绿漆古”。器型特征与甘肃大堡子山春秋初中时期的青铜釜，以及山西、陕西和内蒙古所出土战国釜皆相似。同时与国外如北欧、小亚细亚、西伯利亚等草原青铜、铁器釜形亦十分接近。 专家组认为，该青铜器具有单纯而强烈的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特点，耳(手)的虎形乃典型阿尔泰、鄂尔多斯样式，腹型、环钮亦战国中晚期特有和多见之形式。结合出土背景，认为是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至迟到汉武帝派霍去病征河西走廊之时)，游牧于河西和武威一带的匈奴王公贵族御用之物，也不排除乌孙和月氏的可能性。史载匈奴右部有休屠、昆邪等部，因休屠王居武威姑臧，出土地距姑臧南不远，故休屠王遗物的可能性最大。元狩二年，骠骑将军三出河西，杀休屠王，降昆邪王，灭右部诸王国，故此器也可能是汉军俘获之物。 由该器底足烟灰遗迹及腹内壁似脂肪类垢物推断，该器物用于熬煮牛羊牲畜。操作时以吊链悬系，下腹近地处还可用石块支垫。出土时在铜器口部所置的天然石头，有人疑石头表面似刀刻的“文字”或“符号”，其实为自然风化痕迹，并非文字或符号。但是，2001年9—10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赫章县文管所在赫章可乐发掘古代夜郎时期“南夷”民族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108座，有许多重要发现，其中一些奇特的埋葬习俗及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随葬器物更为珍奇。２７４号墓出土的一件大铜釜肩腹部装饰一对圆雕立虎，立虎昂首扬尾，呲牙长啸，十分威武，这一造型与甘肃武威出土的巨型青铜器“立虎”艺术构思十分相似，所以“该青铜器具有单纯而强烈的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特点”之谬说不攻自破。
凉州区张义镇在东汉时称作“张掖县”，今张掖地区被称作“张掖郡”。甘肃省博物馆馆的研究馆员祝中熹竟连“张掖郡”和“张掖县”都分不清，还大言不惭的在《甘肃日报》上攻击教训其它青年，实足的草包武夫一个！该馆的李永平, 1963年出生，山西人氏，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曾化名“李绛”，活像一个文革期间的“红炮手”，嫉妒青年学者患上“红眼病”，干起了“落井下石”的勾当，被钉在了考古史的耻辱住上！据2000年1月8日《兰州晨报》消息：“甘肃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永良等16人贪污、挪用、侵占公款和严重违反财经纪律案，有关犯罪嫌疑人员得到撤职处理。”试问，国家为何花老百姓的血汗钱，来养活这样一批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