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年鉴学研究的透视
王照伦
当代,我国的学术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新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在学术界涌现成为这一现象的基本标志。但是,我们注意到,有相当一部分被称之为新学科的学科在喧嚣一阵之后便销声匿迹了。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极其复杂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因素。单从学科之内看,其消亡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这些学科的创造者没有把握好学科发展方向而产生了定位错误,致使所创立的新学科没有生命力而灭亡;二是有些新学科尽管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由于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不成熟而不能称之为“学”,虽然它们被人们冠之以“某某学”,但实际上它还不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一门科学。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对年鉴学进行一番透视,看看它能否成为一门科学、是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和怎样才能成为一门学科。 一、年鉴学能否成为一门学科 在今天,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又是每一位年鉴学研究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把话题扯得远一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关于某个对象的学问。因此,有没有一个独立的、内容丰富的研究对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不是任何一个对象人们只要对它进行研究都会导致一门新学科的产生呢?也不能这样说。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起码要有三个条件。第一,它必须能够吸引并能激发研究人员的兴趣;第二,它能够唤起研究者的创造热情;第三,这个研究对象还应提供研究者丰富的、多层次的内涵,可以使研究者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而对研究对象有更深入的揭示,直至其本质,并通过在对研究对象的揭示过程中所认识的这一领域内事物的运动规律,去指导人们在该领域的实践活动使之开展得富有成效。那么,我们的年鉴学存在这样一个研究对象吗?尽管年鉴界对年鉴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仍不尽一致,但是,这个对象的存在是任何一个年鉴研究者都不能否认的事实。
我们且不说年鉴学这一名词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也不去追溯国内外年鉴和年鉴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就连国内外年鉴学方面的专著和论文的是非曲直也不去分析,仅从年鉴与地情、年鉴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的角度去探讨,就可以确定年鉴学存在这么一个研究对象。根据辨证唯物论的观点,地方情况是客观存在,不论是否编年鉴它都按照自己特有的形态存在和发展。就是真正学科意义上的年鉴甚至萌芽状态的年鉴没产生前,地情已经存在和发展了。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中需要对上一年内的地情进行认识和研究,就需要对地情进行整理,于是就有了年鉴编纂活动,随之便产生了与年鉴有关的一系列年鉴现象。每一种年鉴现象都与一些具体的年鉴运动相联系,所有年鉴现象的集就是年鉴领域内事物的全体,每种年鉴现象都是这个集的元素。这些年鉴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按照什么方式运动,其结果如何,年鉴学都要去研究,并在研究各种年鉴现象的过程中揭示各种年鉴现象的运动规律,给人们的年鉴编纂、年鉴评论、年鉴应用和年鉴事业的管理等各种与年鉴有关的活动指明方向。这样一来,年鉴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具备了有研究对象这一基本条件。 二、年鉴学是否已经成为一门学科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确衡量一门科学是否已经是真正学科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目前很难找一个像物理量那样精确的尺度。但是,为了年鉴学研究的需要或者说为了对年鉴学研究的状况进行描述,可以借助于学术界公认的一些准则去衡量年鉴学是否已经成为一门学科。下面,我们参照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用以解释科学革命的“范式”(Paradigm ,亦译为“规范”、“范型”)的理论,去看看当前的年鉴学是个什么样子。一门科学能不能称得上一门科学,关键是要看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研究群体(库恩称之为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指科研活动的主体)中是否形成了一个“范式”。“范式”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它包括科学理论体系(指定律、理论、模型、方法、技术等)、运用科学理论体系的心理认识因素、对特定模式的信念、自然观和世界观,等等。例如,狭义相对论就是一个“范式”,它以洛仑兹坐标变换式为核心,并有用这一理论正确解释的星球的光行差现象和多普勒现象,还有一套完整的时空概念,等等。我们的年鉴学,有这么一个“范式”吗? 客观地讲,在年鉴学领域我们还没有这么一个“范式”。年鉴学的“范式”是年鉴学研究者共同采用的准则性的东西,它应包括研究年鉴学所使用的方法、理论原理、研究工具、方法论及典型事例等,我们尚未构建起这样一个完整的框架。我之所以这样说,基于下面两个方面的事实。第一,年鉴编纂的历史虽然很长,从历史到如今在国外编年鉴和当今在国内编年鉴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但在古今中外的年鉴编者当中,对与年鉴有关的各种现象(年鉴现象)的研究者为数极少,并且专门对它进行系统研究只是近代甚至是当代,更确切地说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年鉴学还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在今天,虽然国内外年鉴工作者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但他们大都是年鉴编纂和年鉴事业管理的实践者,并不是研究人员。就像农民不是农业专家、战士不是军事家、银行职员不是金融家一样,在年鉴工作者中,真正研究年鉴学的人并不多,年鉴学的科学共同体尚未形成,或者说目前从事年鉴学研究的群体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年鉴学的科学共同体”。第二,从年鉴学研究的现状分析,虽然国内外有一批年鉴学方面的期刊,并且有些非年鉴类的刊物也设置了研究年鉴的栏目,但在所刊文章当中研究年鉴学特别是对年鉴学基础理论进行研究的论文极少,大多数文章仅限于探讨年鉴如何编纂等实际操作领域,有很多只是在年鉴工作中的体会或总结,很少看到提出某种理论,尤其是“革命性”的理论更是罕见,别说年鉴学研究者共同接受的理论和公认的研究方法了。尽管在年鉴领域有大量共同的“问题”或“疑难”需要解决,但目前国内外年鉴界均未形成足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协同作战的攻关能力。虽然国内成立了中国年鉴研究会和部分省、市成立了年鉴编研机构,并且先后召开了几次“年鉴编纂经验交流会”和“年鉴学术研讨会”以及一些地区性年鉴研讨会,但这些组织和活动的深度及其广度都有待提高。以上足以说明,我们在年鉴学研究中既没有形成“年鉴学范式”,也没有组成“年鉴学科学共同体”,因此,目前的年鉴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科学。 但是,由于年鉴在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有着其他信息载体无法取代的作用,加之社会各界对年鉴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正在逐步提高,年鉴界大多数同仁已经认识到在各种年鉴现象运动过程中存在着大量急需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随之有越来越多年鉴编纂者自发地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次上对年鉴学领域里的问题进行着不同深度的研究,还有各级各类年鉴研究会、学会、协会组织的各种类型的年鉴学研讨活动,提出了许多见仁见智的观点,推动了年鉴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对年鉴编纂实践活动起到了较大的指导作用,促进了年鉴事业的发展。这些现象告诉人们,国内的年鉴学研究已经进入了酝酿和构架“年鉴学范式”的时期。因此可以这样说,目前年鉴学仍处于原始科学状态,但已经开始了向常规科学发展的进程。 三、怎样才能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 要使年鉴学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一要建立“年鉴学科学共同体”,二要构建“年鉴学范式”。这两点是相伴而生,同步产生和发展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要求将全国的年鉴学研究者联合起来,并加强与国外年鉴界的交流与合作,在年鉴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年鉴编纂技术研究两个方面都力争实现历史性的突破。 学界一致认为,任何科学对它特有对象的研究,其目的不外乎两个,一个是认识或者说理解它,另一个就是利用它。具体到年鉴学的研究,我们应开辟两个战场。一个是为了认识研究对象而搞的描述性研究,去描述或者解释年鉴学的研究对象,创造性地提出新的理论去说明各种年鉴现象,从而使年鉴界对年鉴领域里的各种事实和所产生的各种现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这一研究最终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基础理论体系——描述性年鉴学或者说理论年鉴学。另一个是为了使年鉴编纂活动更加有效、更趋合理而进行的规范性研究,要解决各级各类年鉴编纂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既包含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如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年鉴编写问题、电子计算机在年鉴领域里的应用等),也包含一些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如年鉴的谋篇、选材、组稿等)。因此,年鉴编纂技术是一门综合性技术。对这些技术的研究最终会形成一套完整的年鉴编纂规程或规范——规范性年鉴学或者年鉴编纂学。 年鉴学的描述性研究是从理论的高度上去说明各种年鉴现象,进而揭示各种年鉴现象的运动规律,这是一种基础性研究。衡量这一研究的基本尺度是研究者提出的理论是否具有说明力,其理论观点是否深刻。目前年鉴学研究在这方面还很薄弱,具有深刻见解和强大说明力的理论尚很缺乏。但是,只有提出这样的理论见解,才能在年鉴学研究者中产生赞成或批判的欲望,也只有在不同理论观点的激烈碰撞过程中才能达成共识,形成公认的年鉴学术语、共同的研究方法、共同的研究课题,从而产生公认的年鉴理论,使理论年鉴学成为成熟的科学。只有在这样一个年鉴学研究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年鉴学科学共同体”才能生成。 年鉴学的规范性研究是要人们真正认识特定区域中一个方面或各个方面上一年内信息与它的载体——年鉴这对矛盾的运动规律,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年鉴编纂的理论和方法,把年鉴编得既科学又实用,使之成为具有良好社会效益和丰厚经济收益的文化商品。目前我们的年鉴学研究大都集中在规范性研究上。 年鉴学的描述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但要使年鉴学成为一门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其描述性研究更为重要。因为它是产生“年鉴学范式”的必由之路,或者说描述性研究的最终结果就是“年鉴学范式”,同时它又是形成“年鉴学科学共同体”的充分必要条件。只有在描述性研究中有了突破性进展,年鉴学才能自立于学科之林。
年鉴信息与研究,1998,(2):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