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竞争优势向高层次的品牌、技术等方面转移,这是中国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根本出路
对于中国人在入世三年中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外国人有完全相反的两种心情:惊喜和畏惧。一些外国公司看到了中国所创造的巨大的商业机会,另外一些外国公司则感到了中国所带来的压力,当然更多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挑战。
有些公司把制造中心迁到中国,它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与日俱增。这些公司是受益者。也有些国家的公司承受着中国廉价商品所带来的沉重压力,或者因中国竞争而失去部分客户,许多国家失去了一部分就业机会。这些是所谓的受害者。
尽管世贸组织总干事素帕猜在中国入世3周年之前表示,中国认真遵守了它在加入世贸时作出的承诺,取得了巨大成功,“我要给中国打一个高分”。但是,入世三年来,伴随着中国的对外贸易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潮水般涌向世界各地,已经成为事实。
外国政府:两反两保齐上阵
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国际间通行的贸易救济措施是两反一保:即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在中国的入世谈判中,由于进行了战术性妥协,外国可以对中国实施另外一种贸易救济措施,就是特别保障措施。所以,中国产品在国际上遇到的狙击有两反两保。
据商务部的统计,截至2004年11月底,国外共发起673起针对或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调查案件,累计涉案金额超过190亿美元。
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局长王世春为此发表评论:“多年来,中国一直是遭受贸易救济措施最多的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并呈滥用之势。”
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纺织品。2005年1月1日之后,全球取消纺织品配额,发达国家为防止竞争力强大的中国纺织品冲击本国市场,纷纷采取或正在酝酿采取措施限制中国纺织品的进口。欧盟已在2004年6月对中国纺织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涉案金额近5亿美元,是欧盟迄今对华标的最大的反倾销案。美国政府也在国内相关行业团体压力下,接连对中国纺织品实施进口设限。
面对频频发生的外国政府对中国产品进行的反倾销,中国企业的应对措施,已经从多年前的不敢应对、不知道怎么应对,转变为积极应诉。但是,和特别保障措施相同的是,在入世谈判中,中国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进行了妥协。其结果,是中国企业在应诉外国反倾销时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以欧盟为例,虽然欧盟早在1998年就修改了相关规则,规定中国企业可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但是,6年来的实践表明,欧盟在这一政策上越来越趋于保守,尽管中国应诉企业中私营企业越来越多,但是得到市场经济地位者却越来越少。
外国大企业:从港口刁难到抢注商标
对中国产品进行的两反两保都是相关企业提出申请,由相关国家政府实施的。在鼓动国家出面阻挡中国产品的同时,一些外国公司从另一个渠道,展开对中国产品的封杀,其中应用最多的手段,就是知识产权。
厦门东林与德国欧司朗公司的恩怨纠葛,就有知识产权斗争的影子。
2003年12月27日,一只号码为MSKU826191-6的集装箱运抵荷兰鹿特丹港口,箱里装载的是中国厦门东林公司巴基斯坦分厂生产的节能灯。这并不是东林公司第一次向欧盟出口产品。2000年,中国节能灯被欧盟反倾销,该案终裁之后,高达66.1%的反倾销税,使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不能继续对欧出口。东林公司则转战巴基斯坦,在那里开设了分厂,并以此为桥头堡,继续开拓欧盟市场。
按以往的惯例,东林的客户很快就可以办妥通关手续,将货物运走。但是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鹿特丹海关当局没有解释任何理由,就将这只集装箱扣押。经过漫长的等待,海关官员命令打开箱子,对货品进行检查。
就这样,这箱货物跨越年度,被整整拖延了一个月。2004年1月26日,客户终于将货物提走。
这次延迟,东林公司额外支付了滞港费、装卸费、扫描费、等待费共计1449.7欧元,而客户因为交货延迟,向东林公司索赔3548.86美元。
这只是开始。从那以后,2004年1月4日、1月18日、2月1日、2月19日、3月30日、4月6日、4月7日,东林前后共有9批次抵达鹿特丹港的集装箱被滞港调查。这些集装箱,停留在港口的时间最长达40天,最短也有13天。以上滞留造成的直接损失和律师费接近2万欧元,正在谈判中的客户索赔金额超过3.5万美元。
在自己的货物被欧盟海关无理刁难之后,东林公司总经理贾强开始寻找原因。
欧盟海关刁难东林公司的缘由,乃是由欧盟节能灯厂商以及相关调查公司向欧盟提交的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指称中国节能灯企业为了逃避反倾销税,借道第三国,继续向欧盟出口产品。所以欧盟海关才对东林的产品进行滞港调查。
在欧盟市场奔走多年,贾强也有自己的信息搜集渠道,很快,他就拿到了那份秘密报告。结果,在报告发起人名单里,贾强看到了熟悉的名字:德国欧司朗。
欧司朗是中国节能灯企业的老对手了。2000年,欧司朗联合其他欧盟厂商对中国同行发动反倾销,2001年竟然抢先一步注册了东林公司的“萤火虫”商标,2002年提出反吸收调查申请,2004年向欧盟申请发动了反规避调查。
截至目前,东林与欧司朗的对抗,从中国打到德国,从媒体打到法院,正处在横眉怒目、难解难分之中。
无独有偶的是,德国的博世-西门子公司也抢注了中国知名企业海信的商标。
据公开的信息,1999年,海信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之后不久,博世-西门子公司将海信所创设的原创性商标在德国抢先注册。
在得知自己的商标被抢注后,海信曾与博世-西门子进行过谈判,但是对方开出了4000万欧元的转让要价,对此,海信表示不能接受。目前双方已经在德国打起了官司。
外国小企业:怒烧中国鞋
刚刚过去的2004年,中国商品在国外最惨痛的经历不是反倾销、不是保障措施,而是发生在西班牙东部小镇埃尔切的一起暴力事件。
2004年9月17日,西班牙东部小城埃尔切的中国鞋城,约400名不明身份的西班牙人聚集街头,烧毁了一辆载有温州鞋集装箱的卡车和一个温州鞋商的仓库,造成约800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这是西班牙有史以来第一起严重侵犯华商权益的暴力事件,世界为之震惊。
仅仅六天后的9月23日,当地又爆发了一轮针对中国商人的示威游行。示威者扬言以后将每周举行一次抗议示威,以抵抗中国商人的廉价产品给西班牙本地商人带来的不公平竞争。所幸各方努力之后,双方的情绪正在逐渐平静下来。事实上,这并不是温州鞋第一次在海外遭遇不测。
2001年8月至2002年1月,俄罗斯曾发生过一次查扣事件,温州鞋卷入其中。那次查扣货物历时最长,整个浙商损失大约3亿元人民币,个别企业损失达千万元以上。
2003年冬,20多家温州鞋企的鞋类产品在意大利罗马被焚烧。损失不详。
2004年1月8日,尼日利亚政府发布“禁止进口商品名单”,温州鞋名列其中。
在匈牙利,温州商人也经历不幸。温州鞋商林达夫回忆说,1994年的时候,他去欧洲转了一圈,发现那边鞋子市场潜力很大,于是就开始通过外贸公司把温州鞋卖到奥地利和匈牙利,匈牙利是当时欧洲最大的鞋类批发市场,辐射乌克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温州的鞋子便宜,一开始生意很好,每天都有四五个集装箱的交易量。但是好景不常,匈牙利本地鞋商扛不住了,开始向政府施加压力,从1996年起匈牙利就对中国鞋类和服装征收高额税收,原来一个集装箱才2000美元的关税,到1997年的时候就涨到20000多。很多中国商人被迫离开了。
接下来,1998年7月16日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件。那天,匈牙利政府调集四支队伍来市场查关税,即使手续齐全,也会莫名其妙地被罚款,以售价为基准,征收80%的税款。中国商人想理论,反而遭到殴打。
结语:中国企业如何应对
贸易摩擦考验企业的智慧。
在外国政府两反两保、外国大企业明枪暗箭、外国小商贩暴力相向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企业怎么办,是一个非常现实也很严峻的话题。
专家们普遍的观点:低成本、低价格是中国企业现实竞争优势所在,但这不应成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一劳永逸的“杀手锏”,更不能成为中国产业的长期贸易利益所在。如何实现竞争优势向高层次的品牌、技术等方面转移,才是中国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根本出路。
提高技术含量、培育知名品牌,当然是一条非常好的应对之道,但是,技术和品牌的提升并非一日之功,尤其是品牌的成长,是一个长时期培育的过程,不能应付迫在眉睫的困境。
从目前的大环境看,中国企业出口增长是大势所趋,贸易摩擦的增长也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应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灵丹妙药,但是,有一些措施还是需要加强的。
其一,就是加强信息搜集和预警能力。在西班牙烧鞋事件发生之后,就有温州商人表示,他们早就感觉到西班牙要出事。这样的表态虽然有“事后诸葛亮”之嫌,但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常年在海外市场打拼的中国商人,对海外市场的变化还是有一定的把握能力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把这种信息、这种商人的感觉及时通报给相关的企业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以便早做应对准备。
其二,就是融入当地社会,“化敌为友”。中国人行走海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躲进唐人街,不与当地人交往,不能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更很少对当地的公益事业进行捐助、帮助。这样的行事风格与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形成鲜明的对比。很多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一再宣称他们是中国的企业公民,每年都会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资助、支持中国的公益事业,造福桑梓。这样的做法,值得中国企业效仿。
其三,必要时坚决反击。近年外国发起的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中,出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有一些跨国公司,一方面到中国投资,一方面又在自己的本国发动反倾销调查,意图里外占便宜。对于这样的公司,中国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强有力的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