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世纪的中国基础教育改革正试图从课程改革寻求突破口，这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抉择，它借鉴了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传统经验，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推进模式，试图在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三个不同层面寻找平衡点。理论上，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改革思路，因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带来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所以不可能用一个模式概括所有的变革路径，也不可能要求所有地区获得相同的改革效果，这三种课程方案可以应付教育发展的不同要求并适应这种差异性。
但事实上，我们面临的更严峻的挑战可能来自学校教学的过程本身，这个活生生的教学过程包含着复杂而精细的运作，它建立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丰富的教育理念上，既有教育目标的具体选择、也有教学实施和技术方法的运用，还有学业成就评价标准的重建及班级与学校文化的创设，甚至有学校的规划、布置及校园媒体的利用等文化氛围的设计。课程改革的基本假设之一是通过改变知识内容而改变学生的素质，但教学不仅是知识的传递，素质也不是在获得知识过程中自然产生的，这个过程所蕴涵的教育的复杂性不是由课程改革所能涵盖并由课程变革所能兑现的。例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投入及由此产生的成功或挫折体验、积极的探索及由此培育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多重智能的发掘及成功智力的建构等。所以，更需要进行“过程理念的改革”。过程改革的基点不在宏观的教育制度，也不在预设的课程纲要，而在每一所投入素质教育实践的学校，学校构成国家教育改革的细胞组织。
现有的课程改革由于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推进模式，其实施必须首先通过改变规则而实现；另一方面，着眼于校本发展的学校改革模式多半采用“网络扩散”的方式实施改革，两者比较，前者的执行成本要大得多，尤其在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中，其转型常常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价值、习惯、理解等的冲突，所以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人力和财力去寻求协调和妥协。而且，统一的行政式改革提出的是普遍的标准的问题，不可能刻画具体情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逐一解决针对不同层次或区域学校的复杂问题。于是，校本改革应运而生。但后者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即基于学校的教育改革由谁来领导？正如经济领域的现代企业制度一样，学校教育改革需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建立面向未来的学校制度，其前提是宏观指导下的基层教育改革的授权，即行政部门不再对基层改革包揽一切，而是诉诸掌握现代前沿教育理论、能管理学校变革的经营人才或新世纪的教育家作为领导具体学校改革的代理人，并建立起责权对等的学校制度框架，这就提出了“职业校长”的概念。
什么是职业校长？职业校长是指专门从事学校经营和教育服务的专业校长，它不是一种职务，而是指一个具备某种能力和精神特质的社会群体。职业校长代表着双重身份：一是学校的决策者（而不仅是政策的执行者）；二是学校内部协作群体中的“首席教师”。由美国学校管理者协会(AASA)出版的专著《成功学校领导的技能》，系统阐述了转型后学校领导所应具备的技能：学校文化气氛的培育和评价、课程开发、教学管理、职员评价、教师队伍建设、资源配置和教育研究评价等。全美中学校长协会(NASSP)认为校本管理中的校长应具备卓越的分析能力、判断能力、果断决策能力、组织能力、领导能力、敏感性、对压力的忍耐力及交往能力。
职业校长的概念意味着对校长专业化的确认。职业校长的专业结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1、教育和管理信念。包括学校观、教育观、教育活动观、学习观及自我观。
2、专业知识。包括学校管理的知识、学习者和学习的知识、教学和课程知识、情境处理的知识。这些知识不仅是前人总结的普遍适用的“原理”、“规律”或书本知识，而且富有“个人特征”的知识，每一位校长实际拥有的知识都渗透着价值、情感、审美等因素。校长不仅要吸收他人归纳的已经获得确证的知识，而且要拥有历经自身体验的“实践智慧”，并在学校管理的具体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
3、能力。包括一般能力（即个人智力）和校长专业能力两方面。校长专业能力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与校长管理实践直接相联系的特殊能力，如领导决断能力、情势判断力、学科敏感性，包括对改革过程进行规划、引导和控制的战略领导艺术和现代管理技巧；二是有利于深化校长对管理实践认识的研究能力及自我完善能力。
4、专业态度和动机。它们是校长职业活动和行为的动力系统，直接关系到校长工作绩效的重要因素。它涉及校长的职业理想、对职业的敬业心（态度）、工作的积极性能否维持（专业动机）和某种程度的专业动机能否继续（职业满意度）等方面的问题。简言之，职业校长必须具有自律的职业道德、良好的专业能力、基于学校发展的决策能力和学校文化的建设能力。
职业校长的目标是什么？职业校长所面对的是一个教育的服务组织，其重心是促进学生才能的发展，所以其目标是：
1、实现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Learning-Cen-tered Education)把重点放在学习和满足学生的真正需要上，这类需要来自社会和公民职责的要求。学校的课程必须建立在学习的有效性之上，而教学的有效性必须强调促进学习和成就。知识社会要求生产者是一种知识型工人和问题解决者，能与市场的迅速变化相适应。因此，各类学校必须更多地强调学生的主动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而学校的主要目的就是开发所有学生的全部潜能，并向他们提供获取成功的各种机会。
2、建立学校与社会的联合体。学校应该寻求建立内部和外部的伙伴关系，以更好地实现学校的全部目标。学校的内部伙伴关系包括促进教师和员工团体（如工会、系科、工作小组等）之间的合作；内部伙伴关系还包括在各学校之间创设网络关系，以提高学校工作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学校的外部伙伴关系包括与其他学校、企业、社区及社会服务组织，即所有受益者和未来的贡献者，建立起伙伴合作关系。伙伴关系应该寻求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并为此而开创一种互为支持的基础，以发掘资源实现共享最大化。合作伙伴应该明确伙伴关系的目标、成功的关键要求、通常进行交流的手段、评价进步的方式、适应不断变化之条件的手段等。
3、对学校进行质量管理和评估。质量管理首先在于设计符合学校自身发展需要的质量保障体系。其次着重于具体的质量评估并依据反馈而不断修正，特别是厘清如下问题：a.明确学校的使命目标与被评估的内容之间的关系，这就不仅要了解学生需要知道什么，而且要了解他们能够做些什么；b.重视质量提高，包括学生成绩的提高、教师能力的提高、学校计划实施的提高等；c.评估以课程为基础，以确定的标准为导向，符合主要的学习目标和全面的成就要求；d.依据新理念对评估系统本身要不断进行评价，以增强评估与学生成功之间的联系。应该以来自于社会、其他内外部的要求为出发点，以不断发展为基础来明确成功的因素。
4、建立协同改革的文化氛围。学校校长在发展以学生为重点、以学习为导向的环境和氛围方面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学校在这方面必须确立清晰可见的方向和较高的期望。学校领导以及所有教师和员工都能参与制定实现优异的战略、系统和方法，而这类战略、系统和方法应该具有一种不断学习和持续提高的基础。学校校长应该确保学校的政策有助于形成学习和提高的氛围并鼓励自我指导的职责。
5、创建学习型学校组织以提高办学效能。学校领导应充分利用其他渠道，如社区的支持系统及企业资源，来加强校内的学习环境。一所学校在提高成绩方面的成功与否，主要依赖于学校教师和其他员工的知识、能力、技能和动机，而教师和员工的个人成功则依赖于不断有机会去学习和实践新的知识和技能。学校应该通过继续教育、培训和持续发展的机会，对教师和员工的持续发展进行投资和激励。
6、促进学业成就多元评价观念和体系的形成。由单一的纸一笔测验转向多元智慧评量已是一种国际潮流，从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的多重智力学说到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腾伯格的“成功智力”学说，都倡导对人的才能进行多方位的考察。在具体方法上，我们可以采用纸一笔测试、对学生学习活动的观察、对学生整个成长过程档案记录的分析等多种形式，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进行评估，以求全面了解学生的发展态势。
由于学校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组织，职业校长需要廓清改革行为的伦理取向。马克斯·韦伯曾区分了两种行为准则，即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秉持“意图伦理”的人以自己的意图为行为目的，相信善的意图必然带来善的后果，然而在实践中，常常不知如何处理他发自善良意图的行动所带来的未曾预料的、甚至是有害的后果。于是，为了实现伟大的目的，他们认为有理由使用极不道德、极不公正的手段以达成这个伟大的目标。另一方面，秉持“责任伦理”的人特别注意世界的不合理和不完善，也知道善良的意图可能带来与原初意图相反的后果，所以他们更关注实现目的的手段，认为应为自己的行动可以预见的后果负责，而这些后果是他所追求的道德性目标的一部分。当然，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互补的。对于教育改革而言，人们很容易为改革的美好构想所吸引，因此对改革可能付出的代价及负面效应置之不理。但是，教育改革承担的不仅是当下的，而且是国家一民族和每个家庭未来的使命，我们必须有深思熟虑的方案才能将风险降到最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作为基础实践者的校长，也面临同样选择：可以为改革而改革，甚至可能由改革的意图走向个人的辉煌；也可能因为对责任的冷静抉择而失去已有的荣耀。领导学校是一项艰辛的工作，它需要激情和眼光，并听从教育职业的“召唤”。历史经验证明：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我们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同时，学校改革本身也不是目的，改革的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推进人的才能的发展，所以，它不仅是一种意图，更是一项伟大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