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提要：本文首先指出，当前对解放思想的解读众论纷纭，似成难解之迷。认为迄今的解读皆因未能正确体现解放思想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陷于偏颇。认为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解放思想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则，既要倡导全方位的思想解放，又要重点攻关。重点是破除“市场万能论”，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新机制，解决机制性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实现新发展。为此，必须大力加强机制设计理论与应用的研究。关键词：解放思想 科学发展观 市场万能论 构建机制 机制设计作者：陈国恒（1934—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青岛 266003）一、当前解放思想似成谜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把“继续解放思想”作为大会主题中的思想前提提出，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①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排除改革开放的思想障碍，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排除体制、机制、手段、方法等等创新的思想障碍，有效解决不利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以实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因此完全可以说，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卓有成效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对当前解放思想的现实针对性，《报告》没有做进一步的论述。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代会期间面对记者对此的提问，也未正面作答，只是提出解放思想“将永不停止”。思想理论界则有诸多不同解读。有囿于非“左”即右的思想范式，把矛头直向“左”而欲先发制人者。他们认为，凡是阻碍彻底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思想理论观念，都得“左”边站，都是当前解放思想的对象。有的更是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皆姓“左”，当前解放思想的“重中之重”就是“彻底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我把这种解读称为“左”论。也有主张当前解放思想的对象十分广泛而不得要领者。他们或者认为“必须从封建主义思想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必须从资本主义思想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必须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特别是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或者主张要“从那些与科学发展观不相适应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或者主张要破除形形色色的“马教条”、“西教条”和“新教条”。这类解读可称作“泛”论。还有把这次思想解放看成只是上次思想解放的简单继续而不明真谛者。他们认为，对当前的解放思想，十七大报告并没有提出有哪些具体的新要求，媒体上的言论也“没有明确提要解决什么问题”，也就是说，当前的解放思想并无特定的对象和意涵，够不上前两次思想解放那样的“等级”。实际是把当前的思想解放大大地淡化了。所以可把这种解读称之为“淡”论。如此纷纷解读，难成共识，使这次思想解放似乎成了难解之谜。二、全方位解放思想与重点攻关须并举对当前的解放思想众论纷纭而迟迟不得解，说明在新时期新阶段的解放思想具有了全新的意涵，必须有新的视野才可得解。首先是要明确解放思想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简称“两性”），并把两者结合起来，不可偏废。所谓解放思想的普遍性，一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解放思想的问题。因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①]必须通过理论、制度、方法等等创新来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而创新就必然遇到传统的或既有的过时的思想理论观念的阻碍和束缚，所以必须通过解放思想破除这些障碍和束缚，以实现创新，达到解决各个领域的矛盾和问题的目的。二是指解放思想的对象往往是多元的，即阻碍创新和矛盾解决的错误思想理论观念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必须注意从各种错误思想理论观念中解放出来。三是指解放思想的延续性或永续性，即解放思想是一个永远继续不断的过程。因为“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②]任何领域原来的矛盾和问题通过解放思想和创新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继续破除那些阻碍新矛盾、新问题解决的思想理论观念。这是意涵对象不断更新的解放思想的继续。我们应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十七大报告中的“继续解放思想”的提法，而不应象“淡”论那样理解。所谓解放思想的特殊性，首先是指不同领域和各领域的不同阶段的解放思想都有其不同的特定针对性或意涵。这是由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的矛盾和问题的性质和表现是不同的，“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③]即必须通过不同内容的创新才能予以解决。由于创新内容不同，或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的方法不同，阻碍这种创新或新方法采用的思想障碍当然也就不同，因而解放思想的针对性或意涵也必然是不同的。其次，解放思想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一定阶段的思想解放是有主次、轻重之分的，必须抓住重点攻关，并由此影响和带动其他方面的思想解放。这是由于，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决定或影响着其他的矛盾和发展。”[④]为了解决这种主要矛盾和问题，就必须着力于解决主要矛盾和问题的理论、制度、方法、手段等等的创新，着力于从阻碍这种创新的主要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明确认识解放思想的这种普遍性和特殊性，是合理解读当前思想解放的一个理论前提。迄今的解读都未能体现这个“两性”原则。“泛”论虽然大体上体现了解放思想的普遍性，有合理之处，但忽视了新时期新阶段解放思想的特殊性，特别是没有揭示新阶段解放思想的重点和主攻方向。如果按此解放思想，将严重阻碍创新的重点攻关，不利于主要矛盾和问题的解决而导致战略性失误。“左”论则将解放思想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都置诸脑后，处处是“左”，反“左”就是一切。正如毛泽东在70年前所指出的：“教条主义者……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⑤]“左”论者的公式只有两个字：反“左”。在他们看来，前两次解放思想主要是反“左”，现在和将来也一定主要是反“左”，直至把社会主义彻底反掉为止。所以他们现在公开把“彻底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解放思想”的最高目标了。众所周知，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当然包括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关于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理论。这都成了“左”论者要“彻底摆脱”的对象。这样的“解放思想”，难道不是要彻底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吗？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⑥]“左”论者的目的不就是要毁掉这个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吗？这样的“解放思想”是与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解放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根据解放思想的“两性”原则和当前实际，笔者认为，当前的解放思想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既要倡导全方位的思想解放，又要着力于进行思想解放的重点攻关。所谓全方位的思想解放，就是要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一切领域中进行思想解放，破除各个领域中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思想理论观念的束缚，从小生产意识、封建意识、封建迷信、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中解放出来，从对西方理论的迷信和西教条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从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之所以要倡导这种全方位的思想解放，一是客观要求，二是条件具备。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在各个领域产生和积累了许多不利于科学发展的新矛盾、新问题，需要通过各种创新予以解决，以利科学发展。而形形色色的过时的、错误的思想理论观念都不同程度地阻碍这种创新，因而亟待通过全方位的解放思想清除这些思想障碍。经过30年来的思想解放，解放思想的意识已深入人心，识别是非的能力大大增强，全方位解放思想的主观条件也准备得较充分了。至于当前解放思想的重点和攻关方向，则是由当前面临的主要的新矛盾、新问题及其解决的新举措与社会思想实际决定的，需要深入分析。三、前两次解放思想的启示在研究解放思想的重点攻关时，我们所要关注的主要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不是指某一种具体的矛盾和问题，而是指某种或某类性质的矛盾和问题。而且这里讲的“性质”，也不是指常讲的“对抗性”或“非对抗性”、“敌我性”或“人民内部性质”这类性质的矛盾问题，而是指根源性的矛盾和问题，即从产生的根源上加以区分的矛盾问题，如根源于基本制度的制度性矛盾，根源于体制、机制的体制、机制性矛盾，根源于结构处理不当的结构性矛盾，根源于政策不当的政策性矛盾等。我们划分这种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目的在于根据其性质而采取相应的新方法、新举措解决这种矛盾问题。如果主要是制度性矛盾，就要着力于基本制度的变革、创新；如果主要是体制、机制性矛盾，就要通过改革，着力于体制、机制的创新；如果主要是结构性矛盾问题，就要着力于结构调整和创新；如果主要是政策性矛盾问题，就要着力于政策调整和更新。在采取这类创新举措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不同的思想障碍，要求通过解放思想而予以破除。所以，只要找准了当前这种主要新矛盾、新问题，解放思想的重点对象也就会明确了。这种根源性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与解放思想的相关关系，在前两次解放思想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出来。第一次解放思想时面对的主要矛盾是体制性矛盾，即根源于当时的经济体制固有弊端的矛盾和问题。其主要表现是：企业缺乏活力，效益不高，供给短缺，流通不畅，结构失衡，资源配置不合理等。这都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这就要求着力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予以解决。但当时的“两个凡是”却阻碍着改革。因此，通过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就成为当时解放思想的重点攻关对象了。破除的办法就是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揭示“两个凡是”的谬误。这次以破除“两个凡是”为主要对象的思想解放运动，确定了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扫除了思想障碍，使改革开放得以高歌猛进，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是一次成功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所以成功，就在于“三准”、“一坚持”，即看准了主要新矛盾、新问题——体制性矛盾和问题，找准了解决主要矛盾和问题的新举措——改革开放，瞄准了解放思想的主要对象——“两个凡是”；同时，解放思想一开始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不断排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确保了解放思想的正确方向。第二次解放思想面对的主要也是体制性矛盾，但已不是单纯的旧的即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引起的矛盾和问题，而是新、旧两种体制即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是由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的矛盾和磨擦引起的新矛盾、新问题，特别是价格“双轨制”引起的矛盾和问题尤为突出。其主要表现是国家计划受冲击，生产和市场出现混乱，经济过热，物价过度上涨等。而“治理整顿”的结果又出现生产停滞，市场疲软等问题。如何解决这种主要的新矛盾、新问题？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强化计划管理，回到旧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二是停止进一步的改革，维持现状；三是继续市场取向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第一种选择只能使旧体制的弊端依旧，阻碍经济发展。倒退不是出路。第二种选择只能使既有矛盾和问题继续存在和发展，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只有第三种选择才能解决两种体制之间的矛盾，确保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但遇到传统理论不可逾越的障碍。这种理论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否定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传统理论的影响下，当时对搞市场经济的主张进行了猛烈批评。这时，这种传统理论就成为解放思想的主要对象了。只有通过解放思想，破除这种影响极深的错误理论的束缚，才有可能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两种体制之间的矛盾和磨擦引起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再次发动了思想解放运动，并亲自否定了这种传统理论。他反复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清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⑦]正是破除了这种错误的传统理论的束缚，实现了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为继续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除了思想障碍。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功，也是在“三准”，即看准了主要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的矛盾，抓准了解决主要矛盾的新举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瞄准了解放思想的主要对象——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传统理论。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中，邓小平仍然不忘叮嘱：“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⑧]遗撼的是，邓小平的这个遗言曾一度似乎有所淡忘了。四、重在“一破三新”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发展中，国民经济正在持续快速发展；但在改革和发展中产生和积累的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也充分显露了出来。这些新矛盾、新问题有悖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必须采取新的举措予以解决。在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中，我们必须认准主要矛盾和问题，采取新的举措着力予以解决。那么，当前主要的新矛盾、新问题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是新体制中因机制障碍而产生的矛盾，所以可称作体制机制性矛盾和问题，简称机制性矛盾。理由是：第一，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旧体制已不复存在，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因此当前的种种新矛盾和新问题就再不能主要从旧体制或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的矛盾去寻找其根源，而只能主要从新体制中寻找其根源。既使有旧体制或新旧体制之间的矛盾的残余引起的矛盾和问题，也决不会成为主要的。如果我们把这类残余性矛盾和问题视为主要矛盾和问题，并集中力量去解决，就会重犯党的“八大”后把阶级矛盾看作主要矛盾，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相类似的战略性错误。“左”论的实质就在于此。事实上，当前面临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大都是在新体制初步建立后显露出来的，是过去未曾有过的新矛盾、新问题，其根源当然只能从新体制中去找。这是否导致对新体制的否定，甚至导致对改革开放的否定呢？当然不会。我们说新矛盾、新问题根源于新体制，并不意味着新矛盾、新问题是新体制固有弊端所致，而只是由于新体制的不完善所致。其所以不完善，主要是尚未建立健全合理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运行机制，因而产生和积累了由于机制障碍而引起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即机制性矛盾和问题。第二，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前的诸多新矛盾、新问题主要确是因机制障碍所致。例如，收入分配不公、贫富矛盾是当前最受关注、影响全局的新矛盾、新问题，其最初根源是国有企业机制不健全，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私有化，使极少数人暴富。而后主要是根源于缺乏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在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中，由于机制不健全，一切权力集中于高管却无有效的制衡和制约，企业收入分配完全由高管决定，自然形成以高管收入最大化为依归的分配格局，结果是高管收入“跑步提”，职工收入“爬着走”。在私营企业或私有控股企业中，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运行目标的企业机制，收入分配自然服从于资本利润最大化而抑制职工工资的增长。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长期供过于求的形势下，自发的市场机制必然抑制职工工资的增长。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在缺乏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的条件下，国家的任何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政策措施的效果都是十分有限的。再如房价过高且飞涨不止，并非住房建得太少了，而是由于在改革中不顾住房作为人们安居的基本生存条件和供给有限等特点而过度市场化，未能构建一套合理开发、分配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因而只好任由房地产商与地方势力结成利益共同体去操弄的结果。以致国家为抑制房价而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归于无效。再如，在对外开放问题上，当前正面临两难选择的矛盾。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国家经济安全的现实和潜在风险日益增大；不扩大开放，影响发展，事关重大。之所以存在这种两难选择的矛盾，是由于缺乏一套科学的、切实可行的防范风险的机制。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机制，就可以在风险可防范的范围内大胆开放，做到既扩大开放又可保国家安全，两难选择问题就将从根本上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环境污染，资源遭劫；股市狂涨暴跌，循环不止；等等，皆因缺乏健全合理的机制所致。
第三，当前的新矛盾主要是机制性矛盾之说，是与十七大报告完全吻合的。《报告》在论述科学发展观时明确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的一个“主要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⑨]这里讲得十分清楚，对发展形成障碍的是缺乏合理健全的机制（体制中的机制）。正是由于机制障碍，产生和积累了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即机制性矛盾和问题，影响了科学发展，因而必须通过改革攻坚予以解决。那么，应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攻坚举措来解决这些深层次的即机制性的矛盾和问题呢？唯一可行的举措就是通过改革，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新机制。对此，十七大报告更有明确论述，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⑩]简单地说，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就要着力于机制构建。只有通过改革攻坚，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新机制，才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面临的各种深层次的即机制性矛盾和问题，实现科学发展。我们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或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新机制。所以十七大报告在接下来论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发展问题时，都突出了这个中心任务，提出了在各个领域构建和完善机制的任务，提出要构建或完善的机制达25种之多。可以说，十七大报告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新机制，以解决面临的机制性矛盾和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遗憾的是，构建机制这个中心任务和重大举措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以致有人在解读十七大报告时，在其列举的诸多“关键词”中，竟找不到“构建机制”一词。在理论文章中，研究构建机制问题者也鲜见。这显然是由于对构建机制这一重大举措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而其主要认识根源是受“市场（机制）万能论”的影响。所谓“市场万能论”，是指对市场经济的一种理论认识，即认为市场经济是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和支配的经济，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由“看不见的手”支配的经济。这种理论认为，只要彻底私有化、市场化，“看不见的手”就会支配一切经济活动，达到效率最高，资源配置最优。正是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我国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与私有化、市场化等同起来，与自发的市场机制的作用等同起来，根本排斥自觉地设计构建新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根本否定自觉构建的机制对市场经济的作用。因此，在整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从来只讲私有化、市场化，只讲“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从不讲机制的设计构建。认为只要私有化、市场化了，“看不见的手”起支配作用了，市场经济体制就建立起来了。而当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时，出现了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就把它们统统归咎于私有化、市场化不到位、不彻底，国家干扰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因而要求更进一步的、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进一步取消国家的干预。而对此持异议者，就被指责为极“左”，被看作是当前解放思想的对象。这就是前述“左”论的理论。正是受这种“市场万能论”的影响，在整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都忽视了自觉的机制构建，以致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机制性矛盾，使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而当我们为了解决这些机制性矛盾和问题，排除机制障碍时，又遇到了“市场万能论”的阻挠。因此，只有通过解放思想，破除“市场万能论”的束缚，深刻认识自觉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机制的重要意义，才能真正着力于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新机制，有效地解决当前的新的即机制性矛盾和问题，求得新的发展即科学发展。这就是所谓“一破三新”。这就是这次解放思想的攻关重点。五、从“转换机制”到“构建机制”：区别在设计，成也在设计解放思想“重在一破三新”的命题要成立，还必须说明“构建机制”与“转换机制”的本质区别。本来，从党的十三大以来就十分重视“转换机制”，采取了许多转换机制的措施，特别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更是声势十分浩大。但都效果有限。现在提出的“构建机制”与之前的“转换机制”是否有本质区别？如无本质区别，“构建机制”就不成其为重大新举措了，而只是十三大以来“转换机制”的继续而已。果若如此，则解放思想“重在一破三新”的命题就不能成立了。“构建机制”与“转换机制”是有本质区别的，决非修辞之别。“构建”是创新，是必须进行科学设计的；而“转换”则非创新，最多只是换“新”，是两个既有事物之转移、置换，是不需科学设计的。如建房、造车，是必须设计的；而换房、换车，则只需买或租用另一已有的房产或车即可，是无需设计的。换房容易建房难，能换何苦去自建？但如果所需房、车有特殊要求没法换，那就非建造不可了。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是一种特殊的机制，没有现成的可供转换。如果硬把不相匹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拿来转换，是必然出现“排异反应”而归于失败的。这已为实践所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各领域的机制，不能转换，只能构建，只能通过科学的精心的设计去构建。对此，笔者在1987年初就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改革和重新构造经济机制”，“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改革和重新构造经济机制”。[11]并在此后的20年里,对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与应用进行了持续研究,发表了60余万字的论著。遗憾的是，笔者“构造机制”之说未被采纳，“机制设计”理论也遭冷遇。20年来一律采用“转换机制”一词，也讳言“机制设计”。十七大报告提出“构建机制”而弃“转换机制”之说，机制设计之议也随之兴起。两相对照，泾渭分明。我们还应从机制的形成方式来说明两者的根本区别和取舍。机制的基本形成方式不外两种：一是自发形成，即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然形成并自发作用，不受人们主观活动的影响；二是通过人们的主观活动，自觉设计构建形成。是自发形成还是必须自觉构建？主要由机制构成要素的特点和复杂程序而定。从经济机制来说，它的构成要素是经济机体中各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正是这种经济利益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互为因果而形成了经济机体自我运行的机能，即经济机制。当这些经济利益关系比较简单时，在经济活动中会自发地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而导致经济机体的自我运行，即自发形成经济运行的机制。资本主义的前期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自发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当时那种自发形成并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象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和支配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故有“市场万能”之说。而当经济利益关系变得十分复杂时，就难于自发地形成合理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互为因果的关系了。如果没有人们的自觉合理安排，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就会发生紊乱而导致经济运行的失序，即不能形成导致经济合理有效运行的机制了，因而客观上要求自觉地合理安排这些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使之相互联系合理、相互制约有效、互为因果相生而形成导致经济合理有效运行的机能，即自觉地设计构建经济机制。以高度社会化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利益关系十分复杂，是必须自觉地设计构建经济机制的。正是适应这种客观要求，西方的机制设计理论悄然问世，并已在“经济领域和部分政治学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弥补了“看不见的手”日益暴露出来的局限性，以致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提出和完善这一理论的三位美国经济学家。[12]这标志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已从自发形成转向自觉设计构建，宣告了“市场万能论”的终结。当然并不是说，“看不见的手”已消失，而只是说，它的“能量”已日趋缩减，不再是万能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自觉地建立起来并使之完善的，其运行机制自然要通过自觉的设计构建形成；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其运行机制当然也必须自觉地设计构建。但我们在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长过程中，都拒绝采取自觉设计构建的机制形成方式，而是采用了单一的“转换机制”的方式。所谓“转换机制”，实际是一种变相的机制自发形成方式。这就是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通过各种市场化乃至后来的私有化改革，创造市场机制自发形成的条件。于是，随着私有化、市场化的发展，市场机制就自发形成并自发地发挥作用，计划机制就转换成市场机制。这种机制的转换，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是必要的、必然的。问题在于单一地采取了这种变相的机制自发形成方式。因为其他许多机制，如国有企业内部机制（包括企业收入分配机制、企业治理机制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宏观调控机制、公益事业运行机制、社会保障机制、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机制等等，都是不能自发形成或转换的，而只能自觉地设计构建。由于只“转换机制”而不“构建机制”，结果导致诸多机制的缺失，产生了大量机制性矛盾和问题，阻碍了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通过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机制自发形成的过程已告基本结束，“转换机制”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应是舍“转换机制”而取“构建机制”的时候了。这一舍一取标志改革开放的一个阶段——初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的结束，一个新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的到来，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由于构建机制是必须进行机制设计的，因此构建机制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做出科学可行的机制设计。而要做出科学的机制设计，就必须有科学的机制设计理论的指导。机制设计理论包括机制设计的一般理论原理和不同机制的个别设计理论。前者包括机制的内涵、特征、功能、类型及其与客观规律、制度、体制的关系等等。后者则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有关理论。在我国，这种机制设计理论是十分缺乏的。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虽曾出现过研究经济机制理论的热潮，但研究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及其应用者寡。直到现在，对机制设计理论及其应用作系统深入研究者也仍少见。以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谈构建机制却不谈设计机制。这种现象，应引起高度注意。现在应是大力加强机制设计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的时候了。否则，“构建机制”就只能空喊一场。笔者认为，机制设计理论与应用的研究应引起社科界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中央有关部门的研究机构更应集中力量进行各种机制的精心设计。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在各个领域构建科学合理的新机制，有效解决面临的各种新矛盾和新问题，实现新发展即科学发展。联系方式：email:[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争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5页[②] 同上书第305页[③] 同上书第311页[④]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0页。[⑤]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1页。[⑥]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争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367、373页[⑧]《邓小平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⑨]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采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页。[⑩]同上①[11]陈国恒：《规律·范畴·机制·杠杆——略谈经济研究中几个方法论问题》，《财经理论与实践》1987.2[12]《参考消息》2007年10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