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时期的报纸杂志当然更包括新近风行的互联网媒体，已经逐步由宣传教育性媒体演变成了新闻舆论性媒体。不是说宣传教育群众的工作不重要，也不是说媒体不再具有宣传教育的功能，而是说，在出版行业不断市场化，媒体的生存和作用不再由政治需要决定，而开始由消费者买不买账，或者借用一句话叫做“开始由消费者用脚投票”决定的社会环境下，任何一个有影响和宣传作用的报刊，它一定是拥有大量及时和视角独特的新闻，一定是能够准确反映读者愿望呼声与公众感觉关注，满足广大读者对最新信息的需求，满足读者对新闻事件评价追问以及产生原因了解渴望的报纸杂志。无视读者的需求、不顾及公众的感觉，不回答公众希望了解的问题，不反映公众的呼声与要求，这样的报刊，自然会被读者抛弃而走向边缘化。我们的一些传统政治大报大刊，一些政府机关报，日益没有读者、日益靠发行摊派和政府经费维持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 就是希望影响和教育群众，读者不买账，没有真实的发行量，也是丝毫做不到的。不论这些报纸冠以什么宏大的名号，不论这些刊物曾经有过多么高的级别，多么大的影响，过去曾经多么辉煌，都一样。市场化的报刊意味着读者主导，意味着报刊消费者的决定作用，尤其是在报刊发行竞争日趋激烈，报刊销售呈现买方市场的条件下，这一特征表现得更加突出，这也给政府舆论引导带来很大的难度。 如果说，过去的报刊生产是计划体制，现在的报刊生产与发行，即使有计划和管理，那也是指导性计划管理。经济实践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指导性计划是间接调控，其作用，有赖于企业根据政府的调控信号进行自主选择，而不是直接规定企业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教育部的此次舆论引导行为，就是犯了试图用直接控制的办法代替间接调控办法的错误，违背了市场条件下媒体运动的基本规律。 违背规律的表现之一： 是试图用舆论管理的指令性计划取代以宏观性、方向性、引导性为基本特征的指导性计划。“我们特别不提倡我们的媒体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突然写出一个困难大学生前面吊着牌子，上面写着‘我考上了某某学校，我没有办法上学’，然后呼吁社会捐助”。这个指令，在报刊发行已经相当程度市场化的条件下，是脱离实际的。你规定了这样的新闻报道方式，制定了这样的报道限制计划，报刊编辑买不买账呢？就是买帐，广大读者又买不买账呢？一厢情愿的言论生产计划，只管新闻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而不管消费者、读者需要不需要，报刊乃至网络媒体能不能生存，这样的舆论生产计划在今天肯定不合时宜。表现之二： 不是用控制改变现实，进而改变舆论观念的唯物主义方法来管理新闻，而是用改变舆论报道内容、报道形式、报道指向的做法，来使现实看起来不那么糟糕、不那么差劲。这个方法，改革前我们力行了不少年，实践证明不仅影响改变不了现实，反而严重损害了我们舆论宣传报道的信誉。今天的舆论需要用事实说话，需要用客观性来维护自己的声誉。“我是某某某大学生，考上某大学，现在没有学费、路费”。这样的事实不是真正存在，如果有这样的事实，它又有足够的新闻价值，你行政部门不让报道，显然有违媒体活动的规律。如果没有这样的事实，小报无中生有，以讹传讹，那不仅是批评的问题，更要让其吃官司。 至于媒体友善不友善，这一方面体现了媒体作者的涵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读者与公众的趣味、感情。只要我们实际工作者做出了努力，改变了现实，相信公众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我们主管部门是掌握着巨大资源和权力、有能力影响和改变现实的强势机构。我们是新闻的生产者和制造者，且可以有效的改变新闻事件的发展方向。俗话说得好：那有吃屎的镇得住拉屎的。掌握着新闻事件生产与事件发展方向选择的公共权力部门，在社会新闻制造、发布、改变、信息把握等诸多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新闻纪录者、传播者和评论者永远难以望其项背的。它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自己改变现实和制造新闻的能力，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着相关事件较全面、较专业的信息这个优势，在新闻引导和传播上占据主动地位，这方面，中外新闻传播史上不乏成功的范例。 就以近年来发生在互联网上引导舆论的成功例子来说，亦不少。当孙大午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有关部门关押之时，网络上纷纷流传此事与孙口无遮拦，网上乱讲话有关，一些人本想借此作醋，但是徐水县有关部门迅速妥善处理了此事，放了人、结了案。不实的议论，别有用心的谣言自然销声匿迹。还有一件事，石家庄市改造火车站的方案，受到一网友质疑，质疑文章甫一发表，市政府第一时间即做出回应，就“为何改造火车站以及为何像现在这样改造”做出了颇具说服力解释，使得网上的质疑没有变成网络文化事件，也没有产生负面的影响和传闻。当兰成长案发生伊始，新闻界震惊，山西个别地方竟然在此时搞什么清理假记者行动，称兰不是真正的记者，这一不可思议的做法正要将这一国人高度关注的新闻事件引向不可收拾的地步。关键时刻，中央高层胡总书记一纸严查批示，不仅使此案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公正处理，也迅速改变了这一新闻事件的发展方向。 你报刊舆论不就是要找“我考上了某某学校，我没有办法上学”这样的新闻嘛，不就是想通过煽情式的报道激发广大读者的关注与同情心，“然后呼吁社会捐助”嘛。我教育行政部门难道不能先下手为强，写一封告困难家庭及学生的公开信，告知他们一旦遭遇无处筹集学费的巨大困难时，向哪个部门求助，打那部电话反映情况，如此，不是将解决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吗？往年国家在这方面的助学资金缺口大，今年大幅增加，这一问题的解决肯定会有大的改观。教育行政部门为什么不可以从高二年级起，就在可能考入各类高等院校的学生中，建立起家庭经济情况的详细档案。尤其是家庭极度困难、学生学习成绩又非常优秀、其学费必无着落学生档案，使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救助部门对这些情况一目了然呢？这样做，既是引导舆论的工作，又是创造新闻的工作，还是宣传党的助学政策的工作。有了这些实际行动作基础，就是有个别记者个别报刊希望从中作醋，也会因为缺乏理想、生动、情节感人的个案而作罢。
现阶段，我国教育资助资金总体上不可能完全满足社会对教育资助的需要，现实中必然还有一部分经济困难的学生得不到政府的资助。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杂志、新闻广播，继续不懈的宣传个人教育捐款的重要作用，号召人们关注和参与捐资助学这项功在当代、利在长远工作。我们所以还在大力宣传希望工程，原因亦在于此。在这一问题上，教育行政部门何不利用人们助学帮困的巨大热情，将捐资助学活动纳入到有序和统一管理的轨道呢？与其给人们留下政府不再鼓励社会资金捐助教育的误会，不如因势利导，既利国家、又有益于困难学生，一举两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