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鉴今 资政育人 史鉴 从历史看管理成败



  历史上各朝的兴亡,为我们学习组织管理提供了很好的例证。着眼于组织结构,看看历代在建立一个有机地共同体的过程中,在凝聚一个朝代的力量上,有哪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有哪些教训需要我们吸取。

  成功的英雄

    ——列朝统治谋略

 

  西周的包容:上层的坚凝

 以史鉴今 资政育人 史鉴 从历史看管理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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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代统治的地域很广,西周如何征服商代统辖地区并将领土扩张,同时又能将其笼络在西周庞大的体系之内呢?西周采取的战略,是将各种小国的统治阶层收容在周人的宗法封建网络中。

  先是利用亲属关系。周人用宗族结构使得王室和各地的领袖建立起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网。同姓的永远与周代的大宗、王室的大宗保持亲族的亲密关系,同时也保持大宗和小宗、本家与分家之间的从属关系。对异姓,用婚姻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周代是中国第一次百分之一百肯定同姓不通婚,要和外姓结婚的。这个办法使得其他国家的领袖都变成周人的亲属。

  在各处驻防的部队里,有部分士兵是已亡的商国人,周朝并没有去防备商人士兵叛乱,防备他们革命、反抗,而是将商人变成并肩作战的兄弟部队。对过去的敌人不歧视,将他们包容为亲属,让他们变成统治阶层的一个分层,变成亲戚、朋友。

  更要紧的是,周人提出来一个天命的观念。天命是一个普世性的观念,没有偏差的,不对谁特别偏爱。这公平的天命观念,使得凝聚的统治阶层一方面警惕自己,另一方面使成员不再分你我,因为大家注意的不是过去的背景,而注意天命在不在此。周人能在几千年前脱离这种群体优越感,是打造成功上层的重要原因。

  汉代政治权力的基础:中层的坚凝

  汉代有内乱,有外战,但次数不算多,和平的岁月相当长。汉代统治不错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坚凝的中层结构。相对于上层统治阶层来说,中层就是干部。在国家是官吏,在公司里是干部,上层是董事集团,中层是从总经理以下到科长为止。

  汉代一开始管理得并不成功,因此,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方向,逐渐发展出察举制度。察举制发展成熟后的模式是这样的:选拔当地大家认为最能干的人,挑选比例是二十万分之一,一般先让其在地方政府工作,如做文官、秘书等。观其表现,表现优秀者由县长推荐到内政部或省里,继而有机会被推荐去中央。荐到中央去的人才叫“郎”。郎在王宫工作的这段时间里,皇帝和高级官员会通过观察来判断哪些人特别优秀,值得信任。

  汉代的人才从选拔到训练有完整的程序。汉朝靠这个办法把全国的菁华收罗,让他们成为最稳定的中坚力量。

  汉代开启了中国的皇帝制度和文官制度,文官与皇帝互相制衡,这使得汉代的皇帝不能专制。几千年来,中国各朝代的制度建立在此基本模型上,皇帝与文官相配合,世界各地也不多见。所以中国帝制下的文官地位是非常特殊的,朝代更迭,皇帝可换,文官体系却大致不变。

  唐代的用人:中层的变化

  唐朝也有具有代表性的中层结构。唐代所用的办法是回到考试制度上,回到察举。不过,唐朝将旧时的贵族与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新贵配合到一起,构成一个新的中层。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占到三分之二。中层的主要变化就是,这个时候没有了郎官制度,不再像汉朝一样有内庭训练,而是在地方上训练文官。

  此外,唐朝有一套系统的教育制度。唐朝的“学”很多,“医学”专管医学院,“数学”、“算学”专门训练数学人才等等。专业的训练配合在职历练,使得唐朝有相当庞大、相当不错的文官体系。唐朝文官体系中很大的部分在地方上,当时叫作“道”或“州”,用今天的话就是各种省级单位。中央的文官不算多,因为唐朝每个地方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但坏处是这些省级干部地方色彩很浓,没有办法真正理解全国性的问题,而中央政府的文官,又没有办法直接了解基层的困难,以致唐朝并没有在变化过程中取得预期的成功。唐代的中层和汉代的中层相比是分化的。汉代的是整合,唐代是分化,不仅有地域的分化,也有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利的分化。

  假如我们再回到公司组织上,庞大的公司包括许多部门或分公司。部门是以功能来分的,分公司是以地区来分的。分公司的权相当大,总公司只是统筹全局,但因为总公司跟下层间的关系不太直接,所以分公司的影响就非常大。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联系,总公司的部门和分公司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可以部分弥补分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关系。政治和社会是分化了,所以政治管道得不到的信息可以由社会管道得到。一个分公司有相当大的独立自主权,可能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幸亏分公司推销部门和总公司有联系,所以总公司推销部门能掌握基本的推销资料;分公司的购料部门和总公司的购料部门也有联系,因此这个单一的线,可以弥补横的切断,也就是说社会的线可以弥补政治的切断。

  宋代的养士:中层的扩大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相当不错的一个朝代,最了不起的就是,它的中层大到几乎把下层全包容进去了。而宋代中层,不一定是政治的中层,而是社会的、经济的中层。宋朝的考试制度,基本上是公平的。宋朝的教育制度也相当普及,各地办的学校,民间办的学校,一直达到最基层。宋代参加政治结构层次的候选人来自各方。宋代的官员里面,没有多少是世家大族的,几乎都是在考试制度里晋升的。

  宋代的情形是建立在真正的中产阶层的基础之上,这个中产阶层是由知识分子、商人、中级官员、下级官员、地方领袖构成的。这个时候的“士”已经不单纯是儒家的读书人,“士”本身变成同时具有几种社会性格的人物。

  这样的国家结构,从周代上层的凝聚,到宋代中层的逐步变化,我们可看到:各朝代的成长,与这个中层的长大成熟,吸引人才是分不开的。

  所以,周、汉、唐、宋四个不同的时期,中层结构的形成、继续、扩散以及周密化贯穿始终。假定我们拥有一个真正的企业机构,想要建立最健全的企业机构,不是有个很能干的董事会或有个经营之神就足够,好的公司必定是一个很健全、很周密的干部体系,而这个干部体系,必定是不僵化的,必定是灵活运用的,必定是能够从下层往上提升,而且有良好的新陈代谢功能。

  失败的教训

    ——列朝亡国的因果

  

  现在我们谈失败的教训,失败永远是成功的另一面。若不懂得失败,就永远不懂得成功。

  秦代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疏离

  秦代的缺失,原因主要是中层和下层的疏离。秦国是以战争赢得天下的,秦国的军队是当时最好的军队,但从来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中层结构。秦朝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理想和目标,秦朝所有的诏书里都没有提出建国的目的,只强调我要维持秩序,维持国家的存在。

  秦之所以会亡国,是因为反秦的人都是来自下层,少有中层。参加革命部队讨伐的人,一部分是六国之后,他们在秦朝时已经被贬到边疆去,或是打到社会最低层。而民间下层人士,吸收了中层里散乱的成员,构成了革命的队伍。

  所以,秦朝看上去是个非常庞大的帝国,秦始皇本身对法家的研究也非常彻底。上层有像李斯这样的学者,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将领,非常能干的官吏,他们专业化的分工也很好,可是这种合理只存在于统治阶层,中、下层都没有社会基础支持和合适的人才。所以这样的文官体系中,上层对中层可以控制得很好,中层联系下层的工作则完全没有,可说是一个半截的结构,因此不能维持下去。

  东汉的缺失:上层与中层的断裂

  汉朝订了一个规矩:官员不许选拔自己的子弟做代表,如侍郎、孝廉等。大族们遂互相荐引友人之子,以此交叉输送。但政府防备得非常严格,不许交叉,连姻亲之间都不许提名。而且一个官员只能在另外一个省做官,不许在家乡做,防堵非常严密。可是社会关系网已经存在,且多重交叉,最后还是可以绕过严密的制度,造成利益垄断。

  所以到东汉时,上层就被这些人垄断了。等到“郎”这个阶层要派职务时,就靠高级官员指定。而高级官员往往就指定自己的亲属,或指定亲属的亲属,这使得最优秀的人才往往得不到选拔与训练。

  太监和内戚为什么在东汉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就因为原有的中层断成两边,贤才没有出路。教育机构不断训练中层贤才,但却不用他,于是贤才形成一派攻击政权,造成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上层的斗争和中层的断裂,合并在一起构成了东汉三分之二的不安与混乱,以致东汉整个治安和防卫边疆的能力跟西汉差得很远。就因为上中下结构中,上层和中层之间发生了问题,下层既没有人管,人才和力量都无法吸收、传送上去,这是东汉的致命问题。

  明清的缺失:中层与下层的断裂

  明清基本上是宋代制度的复活,但明清有个极重要的现象出现,就是绅士阶层诞生,将宋代本来已经能够下达到中层的制度打了很大的折扣,原因是明朝时候将财富和知识混在了一起。

  明朝为了要收拾这个烂摊子,重建民间系统,采用了两个办法:

  一个是找有钱人。明太祖要重建政府结构,官吏不够用,没有那么多中层干部来源,救急的办法就是起用很多富贾。最简单的是粮长制,委托有赀财的人重新建立纳税的制度。比方说某人在一个地方最有钱,政府就派他负责缴纳本地的税,发给他一个纳税凭单,让他到民间去收税。这种包税制的后果,自然是严重的中饱私囊。就政府而言,只要抓住几个粮长负责收税效果就很快显现,而后果则是这群人将财富和权力结合了。

  二是重建科举制度,用考试来选拔人才。因为教育不普及,考上来的人就要立刻工作,连训练的机会都没有。经验没有,学问也没有,但权力却有了。这些人很快地和包税的人合流。官完全和钱结合在一起了,这是明朝初年立下的坏榜样。到后来继续不断考试,不断选人进来,用通过考试的人建立中层。明清有非常好的选拔制度,但中层没有得到训练。中层的人要靠运气,你碰到一批好的朋友,自己用心,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运气不好,不用心,什么都学不到。所以清代中层里不是没有好官,也不是没有贤才,只是没有培养与训练制度。于是中层坏的地方超过好的地方,再加上钱跟权的结合超过训练和教育的力量,因此国家出现问题。

  等到清朝中叶以后,国家常常有变乱。最多出现的是教乱的形式,因为民间没有别的力量凝聚他们,就只有靠宗教的力量凝聚起来。这时国家要更多的兵、更多的粮,要更多的课捐。清代中叶开始就有捐纳制度,金钱的力量和权力就更明白地赤裸裸地挂钩。有钱人可以从没有官到捐个小官,由小官捐个大官,一字不识的人也可以变成重要的官员。红顶商人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胡雪岩可算是很能干的人了,一字不识一样能做大官。他拿钱买官,靠官生利,花了五千捐来的官,就要收回六千才能保本。这样钱和权的结合,使得明清中层和下层愈来愈断裂,下层的贤才没有出路,中层成为自私的、谋利的阶层。

  将东汉上层和中层的断裂及明清中层和下层的断裂合在一起来看,假定一个企业的中层的产生不是靠选拔而是靠关系,他的升迁、考核也不是靠成绩,而是靠人事建立起的网络,这个公司非垮不可。而上层如果没有使命感,只是想以这个公司作为赚钱的工具的话,公司垮了,他自己却赚了。我们看过很多这种事情,美国钢铁公司就是如此垮的,而美钢的董事都不穷。

 

  所以不仅是一个朝代会有这种上中脱节或中下脱节的现象,公司也一样会,而这种公司是不能存在,不能维持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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