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是通过供给满足需求以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行为。由于人的需求的多样性、发展性及人的欲望的无限性，资源的供给呈现出不同性质的稀缺性。因此，经济问题表现为在资源从而供给约束条件下的需求满足问题，经济思想表现为人类为解决经济问题所进行的思考。经济学说是系统化的经济思想，是经济思想的理论形式。由于稀缺性和人的需求的无限性的永恒冲突，选择成为经济问题和经济学说的核心。——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科学。罗宾斯说，“经济学是把人的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①]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稀缺性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手段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历史背景下经济学选择不同的对象进行研究，因此，经济学说史就是“选择”的历史。但是，这种选择并不是经济学自身的选择。实际上，经济学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经济学的选择对象包括经济学本身是被历史所规定的。所以，“选择”的历史事实上是历史的选择。
西方经济学说萌芽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是奴隶主积累物质财富的需要推动了色诺芬和柏拉图丰富的分工思想的产生；是奴隶主维持和巩固其经济社会地位的需要促进了亚里士多德的经济伦理思想的提出；出于维护骑士阶级私有财产的需要才有了西塞罗卓越的产权思想。在中世纪，阿奎那对商业、利润、利息的辩护被看成是应对教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产物。但是，在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传统基督教伦理日益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桎梏的背景下，这种“辩护”实际上是在传统伦理的大幕上撕开一道口子，不仅为教会，也为世俗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一条出路。“财富就是金银”，不论重商主义的信条在今天看来是多么轻率，但重商主义的思想和主张不是来自臆想而是来自现实。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商业流通的地理扩张使二者找到以国家利益为支撑的结合点，于是重商主义成为16到18世纪占主导的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标志着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某种理论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进行辩护，于是产生了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是资本主义革命的直接结果，这在配第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曾经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当然，配第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变节者）。配第身上还有着过渡的色彩，至少在早期，配第还是一个重商主义者。配第之后，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经济学在英国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约翰.洛克的财产思想、大卫.休谟的货币数量论、达德利.诺斯的自由贸易主张，通过传递自由主义的福音，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扫清障碍。由于柯尔培尔主义给法国农业造成的深重灾难，法国古典经济学是从反抗重商主义开始的。从布阿吉尔贝尔、坎替隆到魁奈和杜尔哥，法国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都是围绕着清算重商主义以推动自由放任，振兴农业生产以复苏法国经济展开的。经济学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来自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一座真正的丰碑。亚当.斯密的学术使命是为经济社会构建“牛顿式的自然秩序”，这就是自然和自发的市场秩序。斯密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确立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市场的自发作用使个人的自利行为推动社会利益的实现。但斯密的自由主义思想也不是来自臆想而是来自实践，来自他对格拉斯哥手工业和贸易的讯速发展及残留的重商主义的阻碍作用的观察。李嘉图成为一个杰出的理论家并不是因为他高超的学识——事实上，在经济学家中李嘉图接受的正规教育是最少的——而是因为他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注（当然，他成功的证券交易经验对他的理论研究可能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正是在对当时的货币政策和谷物法的批评中，李嘉图建立了他杰出的理论体系。
在古典经济学及其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风行西方世界之际，经济思想领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这一声音发自西斯蒙第、李斯特和凡勃伦等人。在西斯蒙第看来，古典经济学关注生产而不是消费，关注物而不是人，其政策实施的结果是造成资本主义分配的恶化，造成贫富差距并引发经济危机。李斯特将古典经济学称为世界主义经济学。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倡导的自由主义尤其是自由贸易适应于发达国家的实际，但却不适合经济落后的德国。如果按照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落后国家在国家贸易中将永远出于不利的贸易地位。因此，不存在一般性的和普遍的经济规律或经济原理，各国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探索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建立“国民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真正的异端来自凡勃伦及其制度学派。凡勃伦试图从批判缺乏现实性从而失去解释力的“经济人”假设出发动摇整个古典经济学的大厦。在凡勃伦看来，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是一个被抽象掉一切现实因素的单纯的“欲望小球”，以此为出发点的整个古典经济学，将影响和制约人的实际经济行为的一切文化、政治、伦理等因素舍弃掉，在一个抽象的理想空间研究抽象的人的行为，这使其研究失去现实性。由于人的一切经济行为实际上是制度的产物，因此经济学研究应该转向对制度的关注。异端的出现和发展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发展的倒退。经济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固然需要来自不同出发点并有着不同发展路径的理论体系，更关键的是，在经济学发展出现形式化倾向的过程中，强调特殊性从而强调现实性的经济理论对于保持和增强经济学的解释力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19世纪70年代后，新古典的时代到来了。主流经济学开始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形式化的道路。主流经济学的形式化发展固然是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科学中应用的结果，是经济学自身追求“科学”身份的要求，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形式化是从边际革命开始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加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广泛传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和发展形成了真正的威胁。古典经济学已经失去解释或辩护的力量，甚至，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还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从而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来源。因此，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维持和巩固人们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信心。边际学派在对自由市场的信念和自由放任政策主张方面与古典经济学保持着高度的一致，甚至强化了这一信念和主张。其关键的发展在于以效用价值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这一“革命”的意义实际上在于，避开在价值理论上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瓜葛，而且，同劳动价值论相比，效用价值论更容易进行形式化的处理，从而更有利于论证市场经济的和谐。马歇尔初步完成了经济学的形式化工作。通过综合此前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边际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建立了第一个完整的微观经济学体系，完成了经济学历史上的第二次综合（第一次综合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完成的）。此后进一步的发展中，完全理性、完全信息、充分竞争及对市场的充分信念成为新古典的基本教条。
1929到1933年的大危机打破了新古典的幻想——市场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设想的那样完善。在大危机打击之下，资本主义能否继续生存成为一个问题，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试图对此作出解答。在凯恩斯看来，人的理性并非像新古典设想的那样完全，市场也并不像新古典设想的那么完善。在三大心理规律作用之下，市场运行的结果是使国民经济经常处于低于充分就业的状态，有效需求的不足必然导致危机的产生。由此，凯恩斯推动了经济学的一次巨大的转折。由于人的经济行为的非理性的存在，市场并不值得完全信任；由于市场不能自动解决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政府应该有所作为。通过创造并运用宏观经济分析工具，凯恩斯建立了第一个宏观经济学体系。凯恩斯思想的艰深和语言的晦涩影响其创造性思想和政策主张的传播。传播和发展凯恩斯思想的任务是由萨缪尔森及其新古典综合派完成的。1948年，出于提供一部通俗性和综合性经济学教科书的目的，萨缪尔森出版了《经济学》，将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进行综合，建立了经济学历史上的第三个综合体系。新古典综合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凯恩斯理论的通俗化和系统化及凯恩斯政策主张的具体化和现实化。通过新古典综合，凯恩斯思想得以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广泛传播，成为西方世界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二战后西方持续的经济繁荣，是实施凯恩斯国家干预政策的结果。尽管在《经济学》出版后的数十年间萨缪尔森不断根据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理论的发展修订其综合体系，但微观经济学中的完全理性和充分市场假设与宏观经济学中的不完全理性和市场失败假设的鸿沟依然难以弥合。这使综合的有效性受到怀疑。尤其严重的问题是，进入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也受到了怀疑。
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交替关系。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伴随石油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令新古典综合派难堪的“滞胀”现象。新古典综合派不能对此作出有效的解释，相反，其频繁交替使用的紧缩型和膨胀型政策被认为是滞胀产生的根源。在此背景下，凯恩斯主义衰落了。以此同时，主张约束政府行为甚至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要求恢复市场自发作用的各种经济流派纷纷出马，轮番走上经济舞台。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实际上在凯恩斯主义甚嚣尘上的20世纪50到60年代就举起了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大旗，他们以现代货币数量论和“自然率”假说为基础，提出自由放任、自主经营和自由选择的政策主张。其政策主张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的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供给学派认为，政府干预破坏供给是滞胀产生的根本原因，宏观管理应该从需求转向供给。他们复活了“萨伊定律”，主张通过减税，减少政府干预，恢复充分的市场竞争来改善供求矛盾，实现供求均衡。他们的政策理念和主张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的里根政府政策中得到体现。以卢卡斯、巴罗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自然率假说、理性预期假说、货币中性和非中性假说为出发点，通过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微观基础，构建了一个新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的证明，彻底颠覆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通过对古典和新古典研究方法的修正，将经济学研究引入公共选择领域，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空间。以科斯和诺思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通过修正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应用交易费用等工具，将制度分析重新纳入经济学研究，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值得强调的是，以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新政治经济学，将国家、制度等因素纳入了经济学研究领域，极大地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空间，并有力地遏制了经济学的形式化倾向，使经济学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能力得以增强。
经济理论固然有其自身的逻辑，但认识来自实践，所以理论的逻辑来自实践的逻辑。实践中问题的产生引导着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理论本身是为实践准备的。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②]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③]经济思想或经济学说是对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经济问题的反应，因此，选择的历史实际上是历史的选择。
站在前人的肩上可以使我们看得更远和更全面。这不意味着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向前人表示敬意。但是，承认并接受前人的贡献是我们前进的基础。当然，狂妄的人可能会说，斯密的经济思想对于一个初中生也不是不能掌握。但是，如果没有斯密，我们可能还在1776年之前的经济学水平上探索。按照熊彼特的说法，“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创痕。……任何特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④]而当代著名经济学说史家马克.布劳格则认为，“当代的理论解决了过去遗留的问题、更正了过去的错误。如果没有继承过去的理论，当代的理论将是不可能被完全理解的。”[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作为选择的历史的经济学说史是历史的选择。
附：本文是作者主编《新编经济学说史教程》“导言”的部分内容。该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①]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商务印书馆，2000，P20
[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P143
[③]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P144
[④]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P17
[⑤]转引自[美]斯坦利·布鲁：《经济思想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P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