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马克.斯考森的《现代经济学的历程》[①]是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一个通俗读本，阅读该书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
经济思想史被看成是一门灰色的学科。其从业者一般有两类：一是曾经在专业领域有过卓越贡献，但到了晚年（或者如熊彼特所说过了神赐的黄金十年后）创新能力基本丧失，只能靠整理故纸堆维持学术生命。二是可能缺乏经济学天赋，从来不曾有过创新能力和创新成就，但勤奋刻苦，或者说对经济思想演进的历史有着特殊的偏爱。由此，你可以想像，这基本上是一门老人从事的无为的学科。其从业者大多年岁较高，头发灰白，目光呆滞，行为规矩，生活单调。这样一群糟老头子捣鼓出来的东西，必然是晦涩、枯燥、乏味、冗长……[②]所以，萨伊也不屑于经济思想史，他说：“研究那些很久以前已经被推翻并且应该被推翻的荒谬的观点和教条有何用处？只有那些迂腐的人才会尝试去复活它们。”[③]我们大多数人学习经济思想史或阅读经济思想史著作的感受和本书作者是一样的，“我作为本科生学过的最令人失望的课程之一是经济思想史。这门课程令人厌烦，教材枯燥乏味，经济学家的生活似乎毫无情趣，即使最好的学生上完了课也在心里嘀咕经济学家是不是都是疯子。”[④]特定时代的经济思想本来是鲜活的。但思想一旦被历史沉淀，尤其是被形式化或结构化为“学说”，就成为枯涩的陈列品。因此，经济思想史自然是枯燥和乏味的。阅读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会不断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但这种收获背后却是地狱般的劳累和艰辛；读罢埃克伦德和赫伯特的《经济分析和方法史》，我在扉页上写下“在时间隧道里的旅行是一件奇妙的事，新的朋友如卡巴卢斯[⑤]、杜普伊特[⑥]的意外加入带来了持续的欣喜”，但我知道，这种欣喜并不是来自阅读武侠小说那样的轻松。在斯考森看来，传统经济思想史存在的问题是不仅是思想的贫乏和论述的杂乱，而且是缺乏故事的主题和情节。“经济学的故事在传统上是以一种随机的、零散的方式讲述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故事。没有连续的情节，没有引人入胜的戏剧，没有唯一的主要人物。经济学家被一个挨一个地摆放在历史的书页上，配上对其生平和贡献的说明，这就是一切了。每个人都是单独地、孤立的站立着。今天的经济学史缺少一根真理的主线，没有一致的观点，学生无法了解一个学术的粗制滥造者何时沿着峡谷和狭路前进。”[⑦]正是出于对传统经济思想史著作的不满，斯考森决定写作《现代经济学的历程》。
斯考森写作此书的另外一个动因与海尔布伦纳有关。1953年，年轻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罗伯特.海尔布伦纳写作出版了《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时代、生平和思想》。该书内容简练，写作手法轻松活泼，极受市场青睐，一再再版，成为最受欢迎的经济思想史通俗读本。但斯考森认为，海尔布伦纳的意识形态倾向使他过于注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而对斯密及其自由主义关注不够。斯考森认为需要一部同样篇幅的自由主义通俗著作来纠正这种偏向。1980年，作为美国“经济学教育基金会”主席的斯考森邀请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穆雷.巴斯巴德来写作。双方约定：预付稿酬2万美元；从斯密写到现代；篇幅300个印刷页左右；1年内完成。巴斯巴德一直艰苦地写作着，但他逐渐脱离了当初的约定。他从古希腊开始，直到第16章才接触到斯密。15年过去了，到1995年，才写到马克思，还没有进入现代经济学。这一年，巴斯巴德因心脏病去世。他完成了两卷共1000多页的《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和《古典经济学》。但这不是斯考森要求的通俗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史。于是，斯考森只能自己来完成这一著作。
斯考森决定将其著作处理成一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奇：它不平凡的出生，它饱经磨难的成长，它的风华正茂和硕果累累。作为一部传奇，它有唯一的主人公——亚当.斯密，其使命是探寻牛顿式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和构建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厦。其他的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完成不同的历史使命而出现。萨伊、门格尔、米塞斯、马歇尔、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坚定的信仰者和勤劳的建设者，他们的工作为大厦的建设加固了基础，在必要之处进行了改进并扩大了空间；亨利.乔治、凡勃伦和加尔布雷斯等，是一群愤世嫉俗者，他们对正在建设的大厦指手画脚，却没有进行任何建设性的工作；凯恩斯、琼.罗宾逊、斯拉法等，是斯密体系的怀疑者，试图在大厦建设过程中改弦易辙；马克思、恩格斯等，是斯密体系的“伟大的批判者”，他们怀疑斯密大厦设计和建设的合理性，打算拆掉这一大厦，从头再来。在作者看来，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厦建立的开始，但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一直命运多舛。虽然一开始在法国得到坚定的同盟军萨伊和巴师夏的支持，但在斯密的故乡，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却对自由市场体系运行的有效性产生了深深怀疑，悲观主义的流行实际上是对自由主义的嘲弄。而到了约翰.穆勒那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相比甚至被看成是轻如鸿毛。第一次颠覆性的打击来自马克思。马克思应用他从李嘉图那里继承的劳动价值论，发展出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自由市场体制的剥削实质，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斯密大厦似乎飘飘欲坠。拯救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力量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这就是边际革命。边际学派边际方法的采用及进一步的经济学的数学化和形式化使经济学的“科学性”不断增强，其边际效用价值论在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对抗中也不断取得优势。进一步，经过马歇尔的综合，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取得了统治地位。斯密对社会经济运行的乐观前景再一次回到人们心中。真正的毁灭性的打击不可避免的到来了。这就是1929—1933年的大危机。市场能自发地有效运转吗？看来不能；资本主义能够生存下去吗？不能确定。凯恩斯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了。但他要拯救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斯密。在凯恩斯看来，资本主义经济自发运行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处于低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危机不可避免。治理危机的关键是借助于政府干预增加有效需求。这样，凯恩斯以市场的不完善假设对抗斯密的市场完善假设，以人的非理性假设对抗斯密的人的理性假设，以国家干预的政策对抗斯密的自由放任主张。因此，凯恩斯被作者称为“背叛者”。按照作者的判断，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衰落，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厦可能成为一座“烂尾搂”。实际上，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被认为是干预主义的功劳，经济自由主义受到了普遍的怀疑。但作者似乎并没有丧失信心。“我们的主人公在200多年的经济史上经历了无数的胜利和失败。在其对手的打击下，有时他似乎已失去生机。然而，他似乎有很强的生命力，总能缓过气来。”[⑧]20世纪70年代，伴随石油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滞胀现象，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了契机。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高举斯密的“自由放任”大旗，再次登上了历史舞台。 “大厦终于接近完工了。”[⑨]20世纪90年代苏联经济体系的崩溃，使作者相信，“市场取得了完全的胜利。”[⑩]
斯考森写作此书的另外一个动因与海尔布伦纳有关。1953年，年轻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罗伯特.海尔布伦纳写作出版了《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时代、生平和思想》。该书内容简练，写作手法轻松活泼，极受市场青睐，一再再版，成为最受欢迎的经济思想史通俗读本。但斯考森认为，海尔布伦纳的意识形态倾向使他过于注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而对斯密及其自由主义关注不够。斯考森认为需要一部同样篇幅的自由主义通俗著作来纠正这种偏向。1980年，作为美国“经济学教育基金会”主席的斯考森邀请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穆雷.巴斯巴德来写作。双方约定：预付稿酬2万美元；从斯密写到现代；篇幅300个印刷页左右；1年内完成。巴斯巴德一直艰苦地写作着，但他逐渐脱离了当初的约定。他从古希腊开始，直到第16章才接触到斯密。15年过去了，到1995年，才写到马克思，还没有进入现代经济学。这一年，巴斯巴德因心脏病去世。他完成了两卷共1000多页的《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和《古典经济学》。但这不是斯考森要求的通俗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史。于是，斯考森只能自己来完成这一著作。
斯考森决定将其著作处理成一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奇：它不平凡的出生，它饱经磨难的成长，它的风华正茂和硕果累累。作为一部传奇，它有唯一的主人公——亚当.斯密，其使命是探寻牛顿式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和构建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厦。其他的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完成不同的历史使命而出现。萨伊、门格尔、米塞斯、马歇尔、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坚定的信仰者和勤劳的建设者，他们的工作为大厦的建设加固了基础，在必要之处进行了改进并扩大了空间；亨利.乔治、凡勃伦和加尔布雷斯等，是一群愤世嫉俗者，他们对正在建设的大厦指手画脚，却没有进行任何建设性的工作；凯恩斯、琼.罗宾逊、斯拉法等，是斯密体系的怀疑者，试图在大厦建设过程中改弦易辙；马克思、恩格斯等，是斯密体系的“伟大的批判者”，他们怀疑斯密大厦设计和建设的合理性，打算拆掉这一大厦，从头再来。在作者看来，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厦建立的开始，但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一直命运多舛。虽然一开始在法国得到坚定的同盟军萨伊和巴师夏的支持，但在斯密的故乡，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却对自由市场体系运行的有效性产生了深深怀疑，悲观主义的流行实际上是对自由主义的嘲弄。而到了约翰.穆勒那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相比甚至被看成是轻如鸿毛。第一次颠覆性的打击来自马克思。马克思应用他从李嘉图那里继承的劳动价值论，发展出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自由市场体制的剥削实质，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斯密大厦似乎飘飘欲坠。拯救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力量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这就是边际革命。边际学派边际方法的采用及进一步的经济学的数学化和形式化使经济学的“科学性”不断增强，其边际效用价值论在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对抗中也不断取得优势。进一步，经过马歇尔的综合，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取得了统治地位。斯密对社会经济运行的乐观前景再一次回到人们心中。真正的毁灭性的打击不可避免的到来了。这就是1929—1933年的大危机。市场能自发地有效运转吗？看来不能；资本主义能够生存下去吗？不能确定。凯恩斯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了。但他要拯救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斯密。在凯恩斯看来，资本主义经济自发运行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处于低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危机不可避免。治理危机的关键是借助于政府干预增加有效需求。这样，凯恩斯以市场的不完善假设对抗斯密的市场完善假设，以人的非理性假设对抗斯密的人的理性假设，以国家干预的政策对抗斯密的自由放任主张。因此，凯恩斯被作者称为“背叛者”。按照作者的判断，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衰落，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厦可能成为一座“烂尾搂”。实际上，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被认为是干预主义的功劳，经济自由主义受到了普遍的怀疑。但作者似乎并没有丧失信心。“我们的主人公在200多年的经济史上经历了无数的胜利和失败。在其对手的打击下，有时他似乎已失去生机。然而，他似乎有很强的生命力，总能缓过气来。”[⑧]20世纪70年代，伴随石油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滞胀现象，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了契机。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高举斯密的“自由放任”大旗，再次登上了历史舞台。 “大厦终于接近完工了。”[⑨]20世纪90年代苏联经济体系的崩溃，使作者相信，“市场取得了完全的胜利。”[⑩]
该书对思想家生平和思想发展的细节描写确实引人入胜。如对凯恩斯的介绍中，不仅生动描述了其思想成长的社会及家庭背景，还提供了反映其个性的丰富资料。文章标题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如“谁来拯救资本主义”、“‘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凯恩斯写了一本畅销书”、“在卧室里赚钱”、“凯恩斯对亚当.斯密毫不同情”、“谁来承担责任？非理性投资者！”……
尽管令人耳目一新，但该书在思想内容、材料取舍、结构安排及思想评介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在研究主题上，作者希望以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为主线将整个经济思想史串连起来，使其成为一个有内在逻辑甚至是有单一主题和具体情节的体系。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斯密以来经济学的发展和斗争，不仅围绕着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还围绕着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价值理论和价格理论，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等等。这众多的发展或斗争主线，是很难用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的关系来概括的。比如，按照作者的理解，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后，就遇到了李嘉图的挑战。在这里，对立的双方实际上是斯密的乐观主义和李嘉图的悲观主义（当然，斯密和李嘉图的对立还可以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的实体主义与形式主义、逻辑演绎和经验归纳的矛盾），至于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李嘉图和斯密同样是自由市场的坚定拥护者。在材料取舍和结构安排上，作者过于注重对思想家生平及其逸闻趣事的介绍，思想及其发展被置于一个很次要的地位。这样做，虽然增强了其可读性，但对于思想史著作来说，无异于舍本求末。这种情况在全书各章都存在的。最典型的是第十一章《费雪捕捉宏观经济学的缺环》。首先将费雪单列一章就是一个问题。在全书仅17章的格局中，费雪对经济学或者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贡献是否能独占一章值得怀疑。如果费雪可以独占一章，那么哈耶克呢？其次，在全章18页中，对费雪经济理论的介绍仅仅有2页多。其余内容除了费雪充满传奇色彩的奇闻佚事意外，费雪对大危机预测的失败成为主题。至于费雪何以“捕捉宏观经济学的缺环”，书中基本上没有给予交代。另外，作者对非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思想评介不同程度上存在有失公正和持平的问题。作者显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由于失去了公正和持平，可能使他在企图消除某种偏见时带来了更严重的偏见。比如，由于坚持效用价值论而反对劳动价值论，他说“李嘉图徒劳地追寻内在价值”，[26]——其实，也许是作者不愿意正视，他所崇尚的斯密才是劳动价值论真正的创始人之一；再如，由于对自由主义的极端信赖甚至迷信，作者不能容忍任何其他意识形态，所以他说“穆勒与社会主义眉来眼去”[27]。其实，穆勒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其《论自由》迄今仍然是自由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至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评介，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存在常识性错误。他说：“马克思为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建立了一个数学公式。利润率或剥削率（p）等于剩余价值（s）除以最终产品价值（r）。”[28]利润率和剥削率（即剩余价值率）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不是一回事。这部分的标题是“剩余价值理论”，因此作者讲的应该是剥削率或剩余价值率，应该是等于剩余价值除以可变资本（极端自由主义者往往冷漠、枯燥、乏味。看在斯考森热情、平和、亲切的份上，我姑且不追究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无知）。
可见，《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实际上并不是一部学术性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将其理解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奇”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①] [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著作》，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当然这里应该允许有例外的存在。熊彼特一直到老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和创作能力。而另外一个极端是，罗伯特.海尔布伦纳在研究生期间就完成了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时代、生平和思想》。当海尔布伦纳将写作计划交给导师时，导师说，年轻人，你做不了这样的事。海尔布伦纳写完前三章后，导师说，你必须写下去。
[③]转引自[美]斯坦利·布鲁：《经济思想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P5
[④] [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著作》，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5
[⑤] 卡巴卢斯，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班牙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其《卡塔斯》对婚姻问题的深入经济学研究实际上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加里.贝克尔的先驱。曾因其“危险的思想”被投进监狱。
[⑥] 杜普伊特（1804—1866），法国工程师。第一次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推导出需求曲线；第一次提出消费者剩余思想；第一次研究了垄断与歧视定价问题。是现代微观经济学重要的先驱者。
[⑦] [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著作》，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5
[⑧] [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著作》，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1
[⑨] [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著作》，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6
[⑩] [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著作》，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3
[11] [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著作》，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3
[12] [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著作》，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3
[13] 转引自[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著作》，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1
[14] 亚当.斯密
[15] 阿瑟.庇古
[16]凯恩斯。凯恩斯看过查尔斯.达尔文的兄弟乔治.达尔文的手相后说：“他的手看起来确实像继承自一只猿猴。”1934年，凯恩斯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时，全神贯注审视总统的手而忽略了宣扬其经济思想。最后，罗斯福对凯恩斯及其思想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凯恩斯的收获是对罗斯福手相的分析：“坚定而有力，但不聪明又缺乏技巧，相当短的弧形指甲跟商人手指上的指甲没什么两样。”凯恩斯一直不喜欢亚当.斯密，因为斯密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17]边沁
[18]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19]柏姆—巴维克，即庞巴维克
[20]马尔萨斯
[21]维克塞尔
[22]凡勃伦。他给所有学生的成绩都打“C”。熊彼特则对学生比较友善，他给三种学生打 “A”：所有犹太学生、所有女生和剩下的所有其他学生。
[23]费雪
[24]弗里德曼
[25]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展示了一幅人类的悲观前景：贫穷、饥饿、疾病、战争。为此，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在《黑人问题》中说：“经济学不是‘快乐的科学’，而是阴郁、孤独而且的的确确是相当悲哀痛苦的科学。”卡莱尔还挖苦经济学：“在所有的鸭鸣声中，政治经济学家的叫声是最响的。它不是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什么使人幸福、道德、有信仰，或者相反，它告诉我们如何用法兰绒上衣去交换猪肉。”——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著作》，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78、80
[26] [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著作》，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106
[27] [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著作》，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126
[28] [美]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著作》，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