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学的源流，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比他更早的，可以认为是从《圣经》开始，因为它包含了许多关于土地、劳动和资本的陈述。但是《圣经》呈现的更多的是道德态度。亚里士多德赞扬私有财产、谴责为财富而积累财富，并且对经济学有了足够的了解，知道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但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哲学家，他在经济学科的年鉴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深远的影响。中世纪神学者们试图将利息的不同成分区别开来，如：风险、机会成本、通货膨胀以及麻烦，设计了“公平价格”学说，并完善了教会关于高利贷的观点。这并不是极为有助于研究经济学的一种轻松自在的态度。他们宣讲经济，是引导全体教徒升人天堂，而不是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直到16—18世纪，当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荷兰的王室巩固他们的边界，争夺海上殖民地时，律师和商人便开始劝告国王和王太后如何管理他们的经济。
道德哲学是经济学的母体， 这不仅可以从《圣经》中得到启示，还在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了看不见的手之后，又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了道德体系的建立。 现代社会的我们，走进斯密，只知《国富论》而无知《道德情操论》是典型的陋见。亚当斯密1723年4月出生于苏格兰，是个遗腹子，3岁时曾有被吉普塞人绑架拐走的惊险经历，三天后被找回。14岁时，他进入英国牛津大学读了3年书。当时的牛津是所机械陈腐教条主义的学校，斯密对此极为不满，但他在那里的得意之处是充分利用了其藏书资源。回到故乡后，20多岁的斯密到格林斯特大学担任讲师并迅速接替了一位退休教授的位置，其间主要研究道德哲学。1959年出版《道德情操论》，在英法引起巨大反响。31年他成了英国一位公爵的儿子的家庭教师，并带其学生去法国留学，回国后，1776年，《国富论》问世。 在1790年去世之前，亚当斯密一共对《道德情操论》进行了6次修订，而对《国富论》只修订了2次，可见其对这两部作品的重视程度的差别。然而在亚当斯密死后的200多年里，道德伦理作为经济本身的人文属性，逐渐被一代代主流经济学家当做影响其“科学性”的绊脚石.幸运的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并没有妥协，科学和人文之争于是表现为经济学中相互影响并企业改造对方的两种思潮：科学主义、人文主义。
科学主义是源于西方社会的一种独尊自然科学、贬低甚至否定非科学主题价值的主张和信念，它研究的对象从自然界开始,把自然界的演化途径上升到本质的高度.从中寻求普遍的价值和规律.最重要的特征是实证性。与科学主义相对，人文通常被认为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看重和追寻，包括对知识科学真理的重视与求索，对自由平等正义等重大价值珠渴望与呼唤，对生死信仰幸福生存意义和社会终极价值取向的垂询与反思。在科学主义看来，人文具有不可证实性，难以控制、难以量化。
科学主义在经济学中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证主义；二是经济学的数学化。19世纪西方的实证主义，按照孔德(A Conte)的理论，是把社会现象比照自然科学，通过观察、实验和比较来研究，实质是用数学，物理学等严密科学来塑造世界。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但是，经济系统是我们迄今知道的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之一，它无法去量化和和证明某些结论的必然。比如分析苏联崩溃的原因，这是超出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的，经济学考虑的是“1980年代中期的信息革命，拜传真、电话等现代沟通工具赐”，略掉了20世纪的现代化潮流及其内外表现，忽略掉了苏联在阿富汗的战败，这些事实证明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下，抛弃了人的社会因素，无法发现更为深层次的推动力量，也无法为其变化总结出规律。任何一个受过基本经济学训练的人都知道，主流经济学的全部结论都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基本假设之上的：“一是假设人都是‘理性经济人’；二是假设所有的信息都是完全透明的，可以免费获得。”然而，人在很多时候是不理性的，此外“信息的不完全、不透明、不对称”也普遍存在。而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以两个基本假设为基点将其与其他因素暂时剥离，虽然在逻辑上具有内部一致性，更趋向于”科学“，却离现实越来越远。
科学主义一直在追求实证、追求结果的确定性、追求逻辑上的一致性，而数学天然的属性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因此数学被当作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工具。然而，在数学大量应用于经济学的今天，新的问题又来了。许多经济学人只是在固定的经济理论框架内，将现有理论“翻译”成数学形式，并没有实质性的理论创新。我认为，数学的应用，除了出于方便需要之外，似乎并没有给出多少哪怕仅仅是可供交流的最简单的onclick="tagshow(event, %BE%AD%BC%C3%CB%BC%CF%EB);return false;" href="javascript：;">经济onclick="tagshow(event, %CB%BC%CF%EB);return false;" href="javascript：;">思想。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过度应用，是导致经济学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对此，我觉得应冷静对待，自然科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引进数学，使研究不断精细化，因此数学模型的应用是不可否认的，只是经济学家在一系列地深入量化后，应该跳出数学形式，给出实质性的结论。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以沉思的姿态凝视这些流动的场景，最终能够把喧嚣背后的真相揭示出来。经济学既有科学特征，又有人文特征。经济学滥觞于伦理学，并在近现代的经济发展中被证明符逻辑。早在十七世纪，经济学家就发现，经济发展的产业中心逐渐由有形的财务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工业比农业、商业比工业的利润要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进而转商，这是十七世纪就发现的经济规律。到了本世纪四十年代提出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业划分，关键是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又提出了第四产业，也就是将第三产业中的脑力与体力分开，提出了一个以脑力为基础，特别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第四产业。再往后，又出现了更新的说法，如未来学家提出了第五产业，也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业中还有一类是为精神生活提供服务的产业。onclick="tagshow(event, %C3%C0%B9%FA);return false;" href="javascript：;">美国未来学家纳斯比特在《高技术与高情感》中（High tech and High touch），预示了即将到来或者说已经到来的知识经济的时代实际是——用我们的语言来概况——以高技术和高文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社会最后发展到了经济文化化。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将人文因素纳入科学分析当中，并给予充分重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搞》的第三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到：“感性必须是科学的基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含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己的理论是科学，但不仅仅是科学，更重要的是为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人文。对于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这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分析经济总是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但这种抽象力必须建立在“规定性”的基础上，这里的规定性，就是指“人文”。
经济学应该实现“科学”与“人文”的整合。构建我国经济学必须以尊重科学思维的价值为前提和基础，这是总结我国国情的结论。我国近代经济发展衰微，根本的原因不在人文而在科学。onclick="tagshow(event, %D6%D0%B9%FA);return false;" href="javascript：;">中国传统文化重道德轻科学，以onclick="tagshow(event, %D0%DE%C9%ED);return false;" href="javascript：;">修身为木，以求真为末。中国人往往从伦理原则出发而非从客观存在出发，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把伦理观念而不是事实当作出发点，常常导致对事实的歪曲;另一方而，又崇尚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缺乏科学精神导致了国人概念的模糊、逻辑演绎的混乱。科学精神是人对科学之本质的理解和追求，其实质性要素包括:“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王大衍，于光远《论科学精神》）我们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讲人文精神，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建构新的伦理规范。对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来说，看不见的手并不重要，真正的幕后onclick="tagshow(event, %D3%A2%D0%DB);return false;" href="javascript：;">英雄实际上是“道德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