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资委的赵晓老师在他的《房地产“劫掠”的帕累托解释》一文中开篇引用了意大利伟大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帕累托的一个“发现”： “某个措施A将导致1000个人每人损失1法郎，而某一个人将得到1000法郎，则后者将会花很大力气来争取A，前者将只进行微弱的抵抗，因此很可能最后的结果是，试图确保通过A得到1000法郎的那个人将会获得胜利。”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大发现呢？帕累托假说表明，人多并不等于力量大。由少数人组成的有谋利冲动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其力量往往超过“沉默的大多数”，成为利益分配的主导力量。 初看起来，这种现象的确使人不可思议，为什么社会会大量存在这种悖论呢？大多数人为什么会沦落为少数人的“奴隶”？而且是在现代社会。其实如果你仔细用你所学的理论想一想，理解这种怪现象就会觉得它一点也不足为怪啦：1000个人每个人损失1法郎，每个人“伤心”的程度肯定会低于一个人得到1000法郎的“高兴”程度，为什么呢？用金融市场常用的一术语来解释就是：风险共担；而一个人得到1000法郎的“高兴”程度为什么会远远高于每个人损失的“伤心”程度呢？甚至可能高于那1000个人“伤心”的总和。原因也非常的简单，因为后者是不劳而获嘛，所以后者的激励程度远远会高于前者的后悔程度。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如赌博的人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输1000元的伤心程度肯定会比赢1000元的高兴程度要大的多，为什么呢？因为前者说不准是自己的血汗钱，又没有实施“风险共担”，即1000个人承担1000元的损失，这样每个人的平均损失就只有1元，而不是1000元，当然后者也是不劳而获（如果你偏要说“劳动”，那指的不过是赌博的过程罢了），只不过与前面的例子对比是有差别的（其实赌博不是一种0和博弈，而是负和博弈，为什么呢？因为赢钱的人往往要“请客”，再加上赌博场所费用）。 而国际贸易中又何尝不发生经常发生这种现象呢？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快速增长和发展，贸易额也跟着成倍地增长，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继美国，德国后的第三大贸易大国，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达GDP 50%。再加上中国比较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国家贸易摩擦必然会越来越多，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和欧盟发生了贸易摩擦，尤其是和这两个地区的服装和纺织品贸易。如果按照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任何一个国家与世界贸易做贸易都会取得收益的（其实李的思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政治真空里，他的最大的经济假设应该是，没有政治或者战争，如果发生了战争，一个国家会愿意放弃自己的非比较优势产业，尤其是农业吗？而把自己的饭碗又交给另一个国家去保管吗？我想不会的，日本的经济战略尤其苦于此方面），那么为什么还会发生极少数产业左右大多数产业呢？少数利益集团会控制占大多数国民利益的国会或者议员呢？难道大多数消费者会对自己的利益保持缄默吗？其实这也照样牵涉到“激励”和“风险共担”等系列问题。 要求实行保护性关税的压力，最重要的来源于那些强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团，往往不是分享低成本国外产品的大多数国内消费者。企业和工人都很明白，如果对某些商品征收关税，尽管增加了他人的成本，但是对他们本身也许是有利的。英明的亚当·斯密在两百多年前就清楚地认识到：期待贸易自由就像期待乌托邦一样的不可想象，不仅公众的偏见会反对，而且无法克服的是存在许多私人的私利，都会不可遏止地阻挡和反对自由贸易。既然如李嘉图说的，自由贸易对一个国家总体是有利的，那么为什么只占极少数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鼓吹者会发挥那么大与之很不对称的影响呢？其原因在于，这一极少数人可以从某些保护措施中受益，且前提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一大部分同胞的痛苦之上。由此，他们向那些进行游说的政治家们提供大量的资金。相反，（大多数消费者或者受害者）单个消费者们只是在某种产品上受到关税的轻微影响，有且可能全部消费者的总体利益高于利益集团的收益，但是他们只是单个，且极大分散的（这样成本/风险也就跟着分散/共担啦），所以个人就没有什么动力去花费资源对每项关税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少数利益集团就不一样，一个人的利益很大，所以激励就很大。18世纪，美国就直接行贿的办法来获得赞成关税立法所需要的票数。并且有些利益集团公司或者企业花钱资助强大的政治委员会，雇佣大量律师，不断鼓吹对纺织品，木材，钢铁，食糖和其他商品征收关税和实行配额等措施。如果政治投票依据整体经济利益进行，则美国就会废除现在实行的大量关税，但是所有的利益集团的美元总是不足以买够所需要的政治声音。组织广大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倡导自由贸易的好处，比组织几个公司和或者工会反对“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要困难的多。在每个国家，自由贸易的那些永远不知疲倦的敌人，都是那些受到保护的企业和工人所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一个很代表性的例子是：美国对其食糖实行配额，其这一措施仅仅对几个厂商有利，但是可能使美国大多数消费者的利益受损，每年要多支付10亿美元。更有可能的是，普通的消费者可能并不知道食糖的配额使得他们每天多支付1，5（也许是麻木了吧）美分，所以人们游说自由贸易的动力就小的微乎其微啦。也许这就是金融市场常说的“风险共担”的威力吧，金融家常常告戒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了吧？为什么改革的成本往往是由“大家”承担，而不是少数利益集团呢（并且有且只有他们才有承担“成本”的能力）？可为什么政府却宁愿把巨大的成本压在大多数贫苦大众身上呢？是政府故意欺负他们吗？我想应该不是，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也会考虑“平衡艺术”，“度”，“量变”以及“质变”等这些哲学因子的，历史上往往成功的改革是在“质”以内的“量变”的基础上达到“平衡艺术”，以求成功的。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可以什么都不懂，唯一不可缺少就是讲究各方“平衡”。因为任何社会，往往利益集团或者说富人永远是一小部分（可能少于1%吧），如果把巨大的税收或者是赤字融资全部压在少数人身上可能就会导致“质变”，并且这些人往往就是统治阶级或者政府的“基础”，到那时就不叫改革啦，而是社会动乱的革命。如果把这些税收和赤字分给全国人民，那影响就微乎其微啦，只不过少数人承担的成本与他们的财富相比，也显得“微乎其微”。 中国目前的改革应该是这样的：每个人的收入是增加的，但是少数人与大多数人收入增加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样在一定的时期可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越来越大啦。因为帕累托最优只不过是一个“瞬间”的假设罢了，即在一定的时期，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等的限制，任何人收益的增加不可能在其他人不减少情况下取得（即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而现实生活当中，只能存在的是帕累托改进，一个人的收益增加可以在其他人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取得，对于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来说，更是如此（注意：特殊的例子可以推翻一切真理和高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