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些非主流学者反复表达的反对市场万能论，反对泛市场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合理的方面在什么地方呢？或者说有些什么值得同情的加以理解的内容呢？笔者以为，有这样一些方面和内容：
一、现实中，一些问题是深层次体制上的原因造成的，改变体制是治本措施。当下治标，须通过强化行政控制，遏制腐败与任意行为，才有可能加以解决。一些官员和主持改革的人士却盲目的认为，只要将其推向市场，实行企业化与商业化经营，就能一举解决问题。一如前些年，个别干部迷信承包，以为无论什么事，一“包”则灵一样。比如，教育上存在的学生择校问题，重点学校人满为患难以发展的问题，还有教育质量问题，一些人就认为，只要给学校以经营管理自主权，允许其对外招生或收取择校费等等，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增强学校办好教育的积极性，解决重点学校教育服务的供求矛盾，还可以为重点学校的发展提供经济基础。然而，放开经营的结果却是，重点学校教学愈来愈偏离国家的教育方针，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全面发展愈来愈受到忽视。与此同时，学校收费名目愈来愈多，数量愈来愈高，使得普通民众不堪重负，而走后门送红包、任意作为等不正之风却始终得不到解决。
实际上，公立学校是国家投资建设，垄断着国家教育经费的使用分配，垄断着优良的教育资源的特殊部门与垄断组织。试图通过放开经营的方式，解决因为垄断，因为教育市场封闭，因为缺乏竞争带来的诸多问题，是走错了路，开错了方。在制度性改革措施未能采用之前，强化公立学校这样的特殊垄断组织的行政控制，是解决相关问题的切实可行之法。比如，由政府直接控制学杂费（包括跨区费）的收取标准，控制学生的课时长短与课业总量；令学校公开它的收费项目、招生标准、择校生录取方式等等。总之，要将公立学校的主要“经营活动”置于政府与群众强有力的监督之下。这样，才能减少学校管理者的任意行为和寻租空间（例如，以不让孩子上学相威胁，迫使家长赞助学校，迫使家长完成有关部门摊派的集资任务、拾棉花任务、购买指定商品的任务等等）。
二、有些问题，比如公共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供需矛盾，明明是国家医疗卫生经费投入不足，国有医疗机构垄断经营，医疗市场存在准入限制，竞争不够，导致服务供给难以增加，服务质量难以提高，医疗服务远远满足不了社会需要。我们却错误的认为，只要赋予医院自主经营、自主收费、自主决定医药医疗收费标准的权力。换句话说，只要给医院放权，就可以解决相关的问题。因为，有了自主权，医院可以优化管理，提高服务水平；有了收费与使用的自主权，医院能够增加收入，提高设施设备的投入，改善医疗服务条件；可以通过奖励的方法，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殊不知，高度垄断缺乏竞争的“特殊企业”与“特权部门”，手中的权力越大，权力的范围越广，其所作所为就越缺少制约，它的行为就越发具有随意性和霸道性。
由于垄断着政府医疗卫生经费的投入与使用权，掌握着个人医疗国家经费补贴的“审批权”，垄断着高素质的医务人员与先进医疗设备，加上医疗服务市场的不开放，国有大医院在所属地区实际上居于寡头式的经营地位（一般公立医院因服务水平、设备条件乃至所提供服务的品种质量与其差别巨大，几乎不构成与这些医院的同行业竞争）。虽然这一地位在改革前就已存在，但在过去，公立医院运行受到政府政策与计划的直接控制，医疗收费与药品价格由政府制定，收多收少与医院干部职工的收入没有联系。医院的主要任务是救死扶伤，满足群众看病求医的需求，因而其垄断权力受到多方限制，造成的危害和弊端仅仅在有限的方面表现出来：比如，与院领导医生有关系者可以住进大医院，没有关系者要住进很难，需排很长的队，等很长的时间；一些人可以得到名医的检查治疗，没有“后门”没有关系的人则不行。一旦赋予医院收费进药的自主权，加上没有上交利润的压力，没有医疗服务竞争的压力，有的只是发奖金盖住房办福利设小金库的权力，一切垄断的弊端就非常严重的暴露出来。它可以任意收取医疗医药费，10元价值的药品，可以100元的价格卖给患者；患者住几天院，可以收取百万几百万元的医疗费；回扣红包遍及从院长副院长到主管部门主任、办事员，乃至门诊开处方的医生，等一切可能影响药品使用采购的人员。
没有来自同行业的有效竞争，医院不需要通过改善经营、提高服务水平来增加收入，只需要加点价什么都能做到。没有收费使用的严格监督，医院可以在自主权的名目下任意办福利，相关人员既可以对患者大收红包（因为患者有求于它，在全中国只能找他——一些名牌医院全中国只有一家），更可以对药厂及药品销售人员大索回扣（因为名牌大医院是国内少有的药品大买家）。有高收费乱定价作基础，又有无穷无尽永远不用发愁的客源作保证，医院除了大量非法收入流进了个人的腰包，更有数量不菲的合法收入进了医院集体的帐上。从现象上看，国有大医院不论从收入到上缴，从服务能力的提高到医疗设备条件的改善，都做的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好。发展下去，它们的经营状况将会越来越好，国家的福利拨款会不断减少，医护人员的收入和福利待遇亦会水涨船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更会大大提高。总之，咋一看，国有大医院的“生产经营”的确是搞活了。
问题是，这种集多种权力于一身的寡头垄断式经营，这种抢劫式的收费，拿着刀想要多少收多少的高收益，其经济效益向来毫无意义，其“活力”愈强，给患者与社会带来的危害愈重。因为愈活，它的运行偏离国家举办公立医院的宗旨愈远，背离它的社会福利性质愈严重。
三、市场化与商业化对于社会上的许多事物是不合适的，有些事务从根本上或者说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合适的。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特有的历史条件，特定的环境，很多东西至少目前还不具备实行市场化商业化的条件。比如火车票价格变动的市场化，金融服务收费的市场化，利率的市场化，在现阶段的中国就不适合。只要铁路客运永远处于极度紧张的状况，只要铁路客运服务事实上不存在同行业的竞争，只要提供这一服务的商家永远是全国唯一，国家就必须对火车票价进行直接控制，以防止各铁路局这个以铁道部为最高首领的，兼有行政权与经营垄断权力为一身的特殊部门，在收费上的任意行为。道理显而易见，铁路运输因为其特有的技术性质和高度垄断，在当下供需严重失衡的条件下，提高票价除了进一步增加铁路部门的高额垄断收益外，不会起到任何调节需求、增加供给、提高服务质量的作用，就像提高邮政服务资费，不会增加邮政服务供给，提高邮政服务质量一样。同理，只要国内金融服务的寡头垄断依旧，只要国有大银行没有形成真正有效的竞争，政府对银行的服务收费进行直接控制，就是对这些特殊垄断企业必不可少的约束。这一点，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早有相关论述，在此毋庸赘言。
四、如果我们把一些东西应该市场化还是不应该市场化，应该私有化还是不应该私有化的讨论研究，称之为改革的技术问题，那么我们发现，时下改革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是非技术方面的问题，甚至是非经济方面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反感，使得人们起而反对所谓“改革”。是匪夷所思的私有化，使人们对国企转制的改革颇多非议，是匪夷所思的市场化商业化的实践，令人们对市场化商业化的改革极为反感。比如，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转让，即通过较少准入限制的大范围的公开竟拍转让土地使用权。按说，这一方式没有人会反对，因为市场化的土地出让，一可以使国有土地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二可以减少行政审批制度下的暗箱操作与腐败问题，三可以削弱房地产开发上的垄断性，减少房地产行业的暴利现象。显然，这是一个多赢的改革举措。
但是，如果这样一项好的改革，不是按照正常合理的程序进行，而是在只有少数人知道竟拍消息、甚至知道拍卖底价的情况下，搞所谓形式上的竟价拍卖，实际却是以内定的方式低价出让给关系户。那么这样的土地转让市场化，就是假市场化之名，行任意定价之实，借改革之名，行腐败之实。这里的问题，既不是土地转让市场化方式合理不合理的问题，也不是相关人员懂不懂得正常的市场交易是怎样的问题。而是明明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但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为了权钱交易的实现，非这样做不可，非抢在国家规范性措施出台之前办成不可。如此这般的问题，与土地转让市场化改革是否合理是否科学有什么关系呢？是市场化或是非市场化争论可以解决的吗？
再举个例子，说明区别不同性质问题的重要性与关键性。一个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为共同储存的一窖苹果怎样分配争执不下。一些人说要平分，一些人提出按劳动贡献分配，还有一些人说应按人口的年龄不同区别对待。这时候掌握苹果窖钥匙的家长，开始放弃自己监护保鲜的责任，令苹果大量烂掉。为解决烂苹果的问题，家长又随意将苹果送给自己偏爱的子女，乃至相好。眼看苹果快要烂完了，也快要送完了，吃苦最多、贡献最大、家庭负担又最沉重的老大兄弟愤而发言：“分什么分，要是一开始就不分苹果，事情还不至于到这一步。按什么方式分都是错误的”。早就不同意分苹果的其他小兄弟此时也帮腔说：“‘分到个人’这个新自由主义观念指导下的改革，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然而，这几位兄弟没有看到，也没有想到，从来不分苹果的家庭（如老金家），苹果窖里早就没有苹果，只有葫芦了；没有想好是不是该分的家庭，窖里的苹果也早就被保管员随意送人了，没有送的也全烂了。这又作何解释呢？
实际上，在这里，苹果分还是不分，是一个与迫在眉睫的弊端无关的次要问题。就如同今天，市场化还是非市场化、私有化还是非私有化，是一个与迫在眉睫的社会弊端无关的次要问题一样。为解决现实的弊端，而争执分与不分、私有化与非私有化、市场化与非市场化，那个更为合理这样的问题，争执由自由主义思想指导改革还是由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改革，哪个更为正确这样的问题，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是跑题，是在讨论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