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用新道德观统领采访
——偶听广播有感
陈力丹 张婷婷
2008年3月14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夜航”栏目播出一期题为“十八年不离不弃”的节目。新闻故事发生在山东省胶州市铺集镇，故事主人公叫池增梅，今年56岁，丈夫和她同岁， 1990年冬天，丈夫被确诊患上了病毒性脑炎，虽然治疗后保住了性命，但从此生活不能自理，心智也停留在一两岁的孩子阶段。于是，照顾丈夫的重担都压在了池增梅的身上。她成了家里的顶梁柱，18年来春种秋收、照顾老人、抚养孩子、给丈夫喂饭喂药，她艰难地维持着全家的生活……
在对事件做了简单回顾之后，主持人播放了一段当天下午对池增梅的电话采访的录音。在采访中间，主持人试图去反复地诱导池增梅说出在丈夫生病以前，两人的感情是如何得好。主持人询问池增梅原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您和叔叔原来的生活是不是也挺浪漫的？”“他是不是还经常在出车回来的时候给您买点儿小礼物什么的？”面对这样的问题，池增梅的回答总是含含糊糊地，“嗯，（感情）还行吧”、“嗯、挺好的”之类模棱两可的话。随后，主持人以非常肯定的语气表明正是因为他们夫妻之间感情好，所以在丈夫出事之后妻子不离不弃，不仅如此，整个节目都试图在强调他们感情好的“标准”是夫妻不红脸、不打架，而且在节假日丈夫还会送妻子一些小礼物等等浪漫之举。
一、感动之余的疑问
这期节目确实令人感动。多少年来，常相厮守、不离不弃一直是人们对于爱情、婚姻的一种美好夙愿，而池增梅正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不论贫困、疾病、灾难，都在一起”的情感诺言。但是另一方面，听完主持人的采访之后我们不禁生出很多疑问。
其一，事情真是主持人描述的样子吗？这个情感故事取自山东某报的一条新闻，而且主持人在节目中也采访了写下这篇报道的记者。在关于人物的报道中，涉及人的思想状态的描述，必须要由当事人来讲述，否则其真实性会受到怀疑，这是采访学的基本要求之一。电话采访中池增梅说得最多的是“还行吧”、“嗯，是”，并没有说他和丈夫感情如何如何好，所以，主持人关于他们夫妻关系非常好的不容辩驳的判断，给人一种强加的感觉，不够真实。
其二，主持人想象的原因与被采访人的生活情境大相径庭。主持人简单的把池增梅对生病的丈夫不离不弃，归结为他们曾经生活得美满幸福、浪漫甜蜜。日常生活中，作为众多中国乡镇老百姓的一分子，池增梅和丈夫不会有太多的玫瑰花、巧克力，也没有花前月下。不仅如此，反而因为生活所迫，他们整日埋头于柴米油盐之间，还会因为一些生活琐事拌拌嘴、嚷嚷架等等。就池增梅像说的简单一句话：“他是我丈夫，我们是一家人，我咋能不管他呢？”这恰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理解的爱情。也许他们曾经吵过架，正是因为这份朴素的真实，所以在遭遇不幸时不会抛弃对方。
主持人得真正了解他的采访对象的生活，才可能提出与他们的生活贴近的问题。这个节目多少有一定的宣传色彩，宣传的要义之一也是要了解采访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批评过一位青年宣传者以雇农的口吻说的话，他们写道：“雇农对于新的文学、最近的艺术展览和漂亮的芭蕾舞演员所作的惊人的离题的谈话真正值得喝彩”。（马恩全集第3卷451页）因为生活的农村的雇农，如论如何不会说出传单中那些只有城里人才可能谈到的话题，太脱离实际了。当我们听到“您和叔叔原来的生活是不是也挺浪漫的”、“他是不是还经常在出车回来的时候给您买点儿小礼物什么的”等问题时，不由地想起了马恩批评的那位青年宣传家，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其三，守着1岁心智的丈夫，只能是妻子唯一的选择吗？讲述这个故事，目的无非是要树立榜样，希望所有的女人向池学习。池本人自愿这样做，仅是她自己的选择。现在作为大众传播的内容，就带有号召的性质。一旦作为宣传，这种要求是不是太残酷了？听了这个故事，我们感动之余，也对池的前途和未来发展担忧，要求每个女人都可以像池增梅一样坚强地独自承担吗？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当承担什么？如果池选择离开，难道有错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不是天天在讲“以人为本”吗？池的丈夫是人，池也是人啊！
二、如何形成的这种采访的观念倾向
就道德观而言，节目主持人引导的生活方式看似革命，其实是缺少人性的。当我们赞扬某个人贡献自己为别人的时候，这个人的权利同样也要得到保障，这才是现代道德的表现。如果要求一个人在和平时期为了另一个人牺牲一切，这本身就是不道德。这类选题（或主题）显得陈旧了，广播表现的主题应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给人以启示。这类的事实，可以适当赞扬当事人的奉献精神，同时还要报道社会保障系统做了什么（如果根本没有，反倒可以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组织讨论），要有解决问题的人道主义的方式方法，例如这位妇女另行结婚，同时民政部门和新的家庭共同承担照顾她的前夫的责任。如果广播中展现的人物行动一方面让人感动，一方面反而把其他人吓住，不敢学，也不能学，这种效果不是我们的传播目的。
就这个节目的具体操作看，还有两个小问题。
其一，记者（主持人）缺乏“对象自我”的认识。梁一高在他的《现代新闻采访学教程》中提到了记者要把握好三个“自我”，除了是普通谈话者（“普遍自我”）和记者（“角色自我”）之外，记者还是“对象自我”，即：深入到采访对象的心灵或意境中，体验其内心世界或内在本质，从而进入“采访对象角色”当中。“对象自我”是记者对感受客体地反映，记者要在思想感情上和采访对象息息相通、融为一体，像刘白羽所说的“同心同跃”。节目中之所以池增梅只能含含糊糊的回答“还行吧”，是因为主持人没有设身处地的想象她的真实生活情况，两人心态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缺乏“对象意识”正是造成主持人完全局限在采访任务中，反而连普通听众能感受到的都感受不到的原因之一。
其二，记者（主持人）采访前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没有全面了解、把握采访对象。新闻界对电话采访有个比喻：“麦当劳式采访”。虽然方便、快捷，但是存在着采访不细致、不深入、流程化等缺陷。记者为了在有效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信息，就难免采用封闭式提问，把问题化小，让对方易于回答，但这样也给采访对象的回答带来了局限，限制对方用自己的思路、自己的语言来自由表达。这样电话采访，容易使采访对象被动回答问题，有一种的压迫感。因而，广播记者的电话采访通常有一句话：“要打电话，功夫先下”。电话采访的“功夫”是熟悉采访对象。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过，她每次采访前就像“小学生准备大考一样。”在采访邓小平之前法拉奇准备了几公斤的材料，熟悉邓小平的生平和思想观点，为的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获得到更多、更有价值的信息。池增梅生活在中国农村，她每天面对的不是田间地头就是锅台灶火，所谓的甜言蜜语、花前月下，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与这位中年妇女的真实生活相去甚远。主持人如果稍稍熟悉一下池增梅的生活环境、成长经历、受教育程度等等信息，恐怕也不至于问出这样的问题。
三、我们能做点什么
记者（主持人），尤其是工作经验不多的青年人，要具备新的衡量社会事物的标准，既能跟上时代精神，又要有道德和法治的理念。思想的更新是选题能够吸引人，同时又能让听众真正获得有益感悟的前提。八年前，大庆建行储蓄所发生一起歹徒抢劫案，一位男性职员反抗被害，另一位女性职员没有反抗，钱被歹徒抢走。当地建行因她“未能与歹徒进行殊死搏斗”而做出开除其公职的决定。该职员就此决定起诉建行，大庆法院终审做出恢复其公职的判决。《中国青年报》2000年3月24日发表评论《不是英雄，也有权利》，文章展示了现代道德标准的内涵，值得我们的传媒工作者关注。文章写道：“与人的生命相较，财务本身没有什么更神圣的意义，无论它们属于私人、集体，还是国家。把财务看得重于生命，是评价尺度的扭曲。文明进步就包含着道德更新，其中就必然包含尊重生命的命题。没有把人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的道德，就没有道德。”
这个事件就内容而言，与采访池增梅似乎无关，但是关涉的与被扭曲的道德认识有关。我们曾经有一个时期，对于道德的认识存在偏差，这种认识无形中延伸到现在。而编播人员的思想认识怎样，就会影响到听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提倡现代道德观和法治意识，编播人员要学会多观察、多体会、多思考，形成独立的思考、辨别能力，形成发散式思维，能够有意打破思维定势。要把遇到的人、遇到的现象看作是复杂的有机体，切不可单调、死板的一对一的归纳、概括。
另外在操作上，记者（主持人）在采访前要做足准备工作，尽可能熟悉采访对象。其一，设计问题从实际出发，在采访过程中忌主观诱导。其二，提问时，开放式问题和封闭式问题相结合，有张有弛，使采访对象在轻松的氛围下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最后，避免抽象、笼统的词汇，充分意识到代沟、农村和城市认知习惯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