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第一章《我》
本章论证人性自利
第一章 我
万丈高楼由“我”起 舍“我”其谁
非“我”不行
舍“我”其谁(下)
【内容提要】至少就“我”性自利而言，不需要什么基因的根据，即使生物学宣称基因不自私，“我”性也自利，因为“我”是通过所有的人都同一而定义的。如果所有的人都自利，那自利就是“我”的私心所在；如果所有的人都利他，那利他就是“我”的私心所在；如果所有的人都围绕一个叫“王八蛋”的圆心运转，那这一个叫王八蛋的东西就是“我”的私心所在。
如果的确需要一个证明，不妨用反证法来证明一下：假设存在一个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那他利谁呢？这是他每时每刻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若他对对方有一个选择的话，那他凭什么标准来对对方作出判定呢？能定一个标准的人必须有“我”，只能是“我”，而这与他的无“我”矛盾。
于是乎，这一位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没别的法子，他只能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逢人便利，那他能利多久呢？一个人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坐吃山也空，他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吗？偌大的“盖娅”——古希腊人对地球的爱称——这么富有天下，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地下之黑金，而今尚无法自保，况于人乎！
或许，在人类进化中的某一个阶段，由于某种神秘原因，的确存在这样一批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但由于产权不清——逢人便利便是产权不清，最后，这样一批人都因为殚精竭虑而死悄悄了。不客气地说，这样的一批人被生存竞争无情地淘汰了。
也存在另一种可能，这就是所有的人都是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而不只是某一个人或某一批人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如果是这样，那所谓的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就是人心中的“我”。也就是说，如果所有人都利他，那利他就是“我”——这与所有的人都毫不利人而专门利己的社会没任何两样，而完全一个样：所有的人都利他的社会和所有的人都利己的社会实质上是同一个社会。既如此，与其人人都需要别人来利，还不如让每一个人都自己利自己，因为这样成本要低得多。
由此可引出一问题：“我”究竟是怎么定义的呢？答案就是所有的人都在想同一种东西，都在玩同一种游戏，都在干同一种事情，“我”是通过所有的人都同一而定义的，这里面不再有别的定义。如果所有的人都自利，那自利就是人心目中的“我”；如果所有的人都利他，那利他就是人心目中的“我”；如果所有的人都围绕一个叫“王八蛋”的圆心运转，那这一个叫王八蛋的东西就是人心目中的“我”。
话说至此，笔者想起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叫《镜花缘》，是清朝文学家李汝珍写的，我们通常所讲的“君子国”可能就是出自于本书。该书讲的是一个叫唐敖的人游历海外的故事，主要介绍海外各国的奇风异俗，所谓君子国正是唐敖游历的第一个国家。
君子国真的是个个君子，人人以吃亏让利为乐。《镜花缘》第11回就讲了一名在衙门当差的小兵买东西的情形：小兵手里拿着货物对卖货人说：“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
那卖货人也风度翩翩，连忙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敝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
只听那小兵又说：“老兄以高货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方为公允。试问哪个腹中无算盘，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
就这样谦来谦往，谁也不让，那小兵最后赌起气来，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要走，卖货人哪里肯依，一口咬定“价多货小”，把人拦住。最后，路旁走过两个老翁，经过好一阵折腾，要那小兵拿了八折货物走了。
茅于轼老先生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曾就这一场君子国的讨价还价风波发表评论，认为这之中包含了一个既极其深奥而又非常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的谈判具有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都同意的均衡点。11茅老认为，君子国这一场风波最后是用强制性办法——即两个路人的介入——解决的。
其实，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也存在双方同意的均衡点，只要双方心里面都有一杆称，而不管双方用这杆称来称自己还是称别人——但必须同步：或同步称自己，或同步称别人，双方就必定能找到一个均衡点。在这一场君子国的讨价还价风波中，尽管最后是两个路人出面帮助解决了争议，但如果没有这两个路人，小兵和卖货人也能达到一个均衡点。茅老疏忽了那小兵说的一句话：哪个腹中无算盘！有算盘就必定能算出一个均衡点，因为双方都有利益诉求。
顺便说一下，关于“我”性自私，有人找到了所谓基因上的根据。基因是生命最基本的单元，基因的自私决定了人的自私，人的自私来自于基因的自私。1976年，英国生物学家里查德·道金斯发表《自私的基因》，在全世界引发巨大反响，社会生物学乘兴而起。有些人欢欣跳跃，自私从此有了来自自然科学的最有力的支撑，可以问心无愧地自私了。
在西方文明史上，自然科学一有进展，社会科学就有主义，一直存在着所谓“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后，更存在自然科学融合社会科学的强大趋势。比如物理学一有万有引力，社会科学就有万有引力主义；生物学一有基因，社会科学就有基因主义；化学一有混沌，社会科学就有复杂主义。
笔者不主张把自然科学的结论搬到社会科学中来，这不是针对哪一个具体结论，而就是针对用自然科学强奸社会科学乃至哲学这一做法。自然科学是变化的科学，存在自我否定，今天的科学到明天可能就成前科学了。难道社会科学也这样跟着跑？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科学，特别是哲学作为研究具有根本性问题的科学，它应该保持相对恒定。
如果哲学社会科学老跟着自然科学跑，就拿人性问题来说，完全有这样的可能：生物学家某一天突然告诉你，他们最新发现——基因并不是自私的，所谓自私其实是某种更内在的生命物质因某种特定组合而显现出的特例，你怎么办？
至少就“我”性自利而言，不需要什么基因的根据，即使生物学宣称基因不自私，“我”性也自利，因为“我”是通过所有的人都同一而定义的。再重复一遍：如果所有的人都自利，那自利就是“我”的私心所在；如果所有的人都利他，那利他就是“我”的私心所在；如果所有的人都围绕一个叫“王八蛋”的圆心运转，那这一个叫王八蛋的东西就是“我”的私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