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提要：本文对恩格尔系数在中国的失灵现象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阐释，并指出居民因医疗、教育、住房的刚性需求而压制食品消费支出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本文所提出的恩格尔系数普适的三种具体情形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恩格尔系数 失灵 消费结构 适用
在中国历史上，对“食”的认识是很有深度的。有两句话足以代表其水准，一句是“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汉书·郦食其传》），另一句是“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时至今日，我们见面打招呼用得最多的仍然是：“吃了没有？”但是，把“吃”上升到经济理论的高度，则是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1857年，恩格尔阐明了一个定律：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这一定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国际上通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意味着生活水准的提高。近几年来，这一概念悄然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并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新词之一。各级政府也比较关注本地区的恩格尔系数，藉此来衡量本地居民生活状况。分析恩格尔系数，对于研究经济社会运行情况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笔者以为，对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要“慎待”，其参考价值值得商榷。如果过于看重这一指标，则过犹不及，往往会一叶障目，误导我们的决策和工作。
恩格尔系数带来“富裕幻觉”
如果我对你说，荆州的城镇居民现在已进入富裕阶段，而且比武汉市要提前两年。你肯定会认为笔者是在信口雌黄。但是，从两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来看，理论上的确如此——《荆州市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4荆州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上年的38.9%下降到38.8%。《武汉市2005年暨“十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5武汉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上年的41%下降到38.8%。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数据明确显示：荆州和武汉的城镇居民分别于2003年、2005年先后步入“富裕”阶段，且荆州城镇居民2004年的富裕程度，武汉市2005年才追上持平(恩格尔系数同为38.8%)。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武汉显然要比荆州发展得快、富裕得多。但是，荆州与武汉的城镇居民恩格尔系“倒挂”现象是个别或偶然的吗？2005年广州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3%，2004年宁夏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6.0%，宁夏居民比广州居民也好像更早进入富裕阶段？而2005年山西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2.4%，则又似乎山西居民比广州居民更富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公开的信息看，恩格尔系数在“小康”、甚至“温饱”档的城市已不多，绝大多数处于“富裕”或逼近于“最富裕”，而且落后地区的恩格尔系数似乎普遍比发达地区要低，从而形成种种“富裕幻觉”。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恩格尔系数这一概念移植到中国后，普遍“失灵”。用这种脱离实际情况的恩格尔系数来衡量居民生活状况，只会闹出荒唐的笑话，甚或贻误我们的工作。前一段时间，就有媒体称中国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并简单地得出了居民消费已“从生存型向享受型转变”的结论。试想，如果以之作为我们制定政策、指导工作的重要依据之一，岂非贻祸无穷？笔者以为，衡量一个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指标很多，绝不是单一的恩格尔系数所能反映的。对于恩格尔系数，我们可以重视，但不能迷信，正确的态度应是冷静地对待、如实地统计、科学地评判、合理地利用。
恩格尔系数“失灵”原因透视
恩格尔系数是研究机构和经济学人在评估经济与社会的现状及变化趋势时习惯使用的数据之一。为何这一个在国际通用的重要指标，在登陆中国后却“淮橘为枳”，频频失灵？当前，有不少理论研究者从消费物价水平、消费习惯、消费政策、食品加工业和饮食业的发达程度、家庭人口结构、通货膨胀预期以及享乐价格、“棘轮效应”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影响恩格尔系数的因素很多，其本身在项目设计上的科学性也有待改进，但是笔者以为，探求恩格尔系数在中国普遍失灵的原因的关键是要从我国居民特殊的消费支出结构入手。
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结构具有十分鲜明的特殊性。其实关于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作过较为深入的研究。1984年，苏志平、张克昕等教授曾对河北省几个县的农民消费作调查，发现农民普遍的食粮费用支出全在25%以下，这个数字相当于发达国家城市居民的食物支出比例。同时指出，农民的主要支出在住房方面，占总支出40%以上。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情况又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那就是近几年来我国居民收入虽然取得较大增涨，但是在高额支出方面，除了住房外，又新增了教育、医疗两项。当前，看病贵、上学难、房价高，被网民们戏称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在前不久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而现阶段大学生年均费用支出至少在1万元以上。在住房消费方面，目前房价与居民收入之比已超过7.8，而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应在3-6之间。“一个学生让你家徒四壁，一个病人让你四壁漏风”，再加上“一辈子只想有一所像样的住宅”，人们不得不节衣缩食，从牙缝里抠钱出来就医、就学、买房。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比较普遍，农村尤甚。正是这些非食品支出性消费，使得“吃”在家庭总收入中难以上升，从而使得我们的恩格尔系数始终维系在低态。这也是我国的居民储蓄率为何一直高居不下，而消费支出却没有同比增长的关键所在。但是，在“吃”之外，教育、住房、医疗等都是现代社会里人的基本需求，同样是必要的生存条件，其支出具有极强的刚性。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医疗、教育、住房＋食品支出/消费支出总额，才应当是当前我们居民实质上的“恩格尔系数”，才是我们居民的真实生活水平。而照此推算出的恩格尔系数当大幅上升，大多数居民则恐怕很难迈进联合国粮农组织划分的“小康”、“富裕”标准了。
可见，我国恩格尔系数显示的“富裕”是居民压制食品消费支出，被动地将收入的大部分投入医疗、教育、住房的消费和储备而造成的一种假象。淮橘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正是这一种被强行扭曲的极具特殊性的消费支出结构，致使我国恩格尔系数普遍较低并使之失去原来设计的真实意图，失灵了！此亦可较好地解释落后地区的恩格尔系数缘何比发达地区低，因为越是落后的地方，居民在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支出比重相对越大，在吃穿方面则更为节俭。
恩格尔系数之适用及替代
按照恩格尔的本意，除食品支出之外的家庭主要支出，只有大量用于家庭设备、服务和娱乐方面时，才能算是逐步富裕。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恩格尔定律在两个前提下是普遍适用的：一是假定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包括内生变数和外生变数）。二是“食物支出”有统一的含义。结合前文分析，笔者以为恩格尔系数在以下三种具体情形下当是普适的：
适用情形之一：物质溃乏或者相对短缺。任何一种经济理论的出现，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恩格尔系数也不例外。恩格尔所处的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还不高，物质供应并不十分丰富。此时，恩格尔系数一经提出就得到广泛的认同。我国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吃的、穿的、用的等都还不是很充足，都要凭票定量供应，人们的生活水准整体不高。这种情形正类似恩格尔系数诞生时的环境，理所当然地能够真实地反映居民生活水平。据统计，我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1978年农村与城镇分别为67.7和57.5，1980年为61.8和56.9，1985年为57.8和53.3，1990年为58.8和54.2，1995年为58.6和50.1。这一时期农村、城镇居民大体上都是1/2甚至2/3的消费资金用于食品支出，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此外，在物质极度溃乏的情况下，人们的追求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地吃饱一点、穿暖一点，其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吃穿方面，恩格尔系数自是可以准确地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
适用情形之二：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健全。按照恩格尔的理想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设计，当居民的收入大大提高，在食品支出相对降低的同时，社会福利将大幅度提高。也就是说，只有当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相对比较健全时，恩格尔系数才会如实反映居民的生活水平。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同样是恩格尔系数，在发达国家为什么比较通行，而在中国则水土不服了。在居民消费支出构成之外，美国和西欧等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的收入水平与抗风险能力都已经历了发展的检验。在这样的前提下，单纯的恩格尔系数就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居民的生活质量。此外，可以推测在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健全（即使其水平还不是那么高）的发展中国家中，恩格尔系数也应是不会失灵的。相反地，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就会居高不下，从而导致恩格尔系数下降，但是这不是真正的进入了富裕或者消费结构升级，而是“失灵”了的恩格尔系数。
适用情形之三：走出“国际标准”的束缚。恩格尔系数是判断一个地区社会发展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今日之中国，要回归恩格尔系数这一参考价值，首要的是抛开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不束缚于富裕与否等档次之争。这样，再单纯地看待恩格尔系数，则可以发现，原本“失灵”的恩格尔系数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一个地方通过对近几年的恩格尔系数的比较来评判本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趋势，还是有着相当参考价值的（当然，对恩格尔系数必须如实统计。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倾向，认为恩格尔系数只能降、不能升。荆州2005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0.1%，较2004年的38.8%有所上升，当是一种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这是同一地方不同阶段的纵向比较问题。那么不同地区能不能横向比较呢？也是可能的，但要有前提，那就是参与比较的地区的消费支出总额应基本相当。当然，上述设计仅限于一隅（一个国家或一定区域），因为参与比较的若干城市的消费政策、消费物价水平、通货膨胀预期、社会保障等外生变数还须基本一致。从这一点而言，笔者以为如果按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等多个层面分别计算恩格尔系数，再按比重加权计算出综合的恩格尔系数，可能更具参考价值。
作了这么多的分析和探讨，笔者对这一水土不服的恩格尔系数的感觉真得有点像“鸡肋”了，食之无肉，弃之可惜。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结合国情，设计一种替代品呢？笔者以为，大胆地尝试一下，亦未尚不可：一个当是“人情系数”。国人最讲究礼尚往来，红白喜事，莫不要大宴宾客，我们完全可以依据来往的红包消费支出设计一个“人情系数”，与之类似的还有“压岁钱系数”。另一个则是从“国粹”入手，按牌局支出设计一种“麻将系数”（仅限娱乐，赌博不在此列）。“十亿人民九亿麻，还有一亿在观察”，虽然比较夸张，但是不管你承认与否，在中国麻将确实是最普及的群众活动之一。当然，因地制宜，亦可衍生出“花牌系数”、“斗地主系数”等。这正如西方有根据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包而设计的“巨无霸指数”和以巴黎妇女裙子长度等为依据的“裙边指数”及“女人整容指数”等。虽是戏谑之言，但也颇具人性化，至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分析问题，兴许比现在这“失灵”的恩格尔系数更能真实地反映国人的生活水准呢！
参考书目：
（1）苏志平 张克昕：《消费经济学》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2）谢健：《恩格尔定律的适用性及恩格尔系数的修正》
（3）欧阳文和：《恩格尔系数及其在中国适用问题的再思考》
（4）《武汉市2005年暨“十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5）《荆州市2004、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6）其他相关省市统计资料
注：该文已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2006年第15期
（（联系方式：刘旭 中共荆州市委政策研究室 434100 0716—842110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