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资产专用性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我国农村土地资产专用性程度各有不同，这对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应该根据农地资产专用性程度高低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农地使用权流转。
关键词：资产专用性 农地使用权 农地使用权流转
一、资产专用性理论综述
资产专用性理论被理论家们科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该理论把资产专用性及其相关的机会主义行为看作是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把专用性投资作为核心经济变量，进而把企业制度的选择看作是资产专用性的函数。其核心思想是，由于交易各方投入资产的专用性和不完全器乐的背景，为保护专用性投资免受机会主义的侵害，使交易成本最小化，让重要的专用性资产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从而就可以确保企业契约的效率。
资产专用性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关于资产专用性的认识，最早可追溯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李斯特（1841）的观点，他认为人的经验、习惯和技术，在失去本业后，一般就会大部分不复存在。这应该是资产专用性含义的最早表达。马歇尔、波兰尼、马尔沙克该问题也有研究。而资产专用性概念的形成及其引入对交易行为的分析则是从威廉姆森开始的。威廉姆森认为，人们的经济活动就是人们的交易活动，不同的经济活动体现不同的交易关系。在交易活动中，由于交易当事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特征，因而就需要设计一个相应的程序（治理机制），来规范这些交易关系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一种交易活动，是适合市场组织或是适合企业组织，取决于不同的交易的特征和相关的交易成本。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的频率和资产的专用性是区分不同交易的三个维度，其中资产专用性是区分交易性质的重要标志。不同资产具有不同的专用性，人们就有不同的交易行为，从而有不同的交易成本。专用性资产有多种形式，如专用场地、专用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产以及特定用途资产等。人们投入的哪一类资产，从而就会有哪一种组织形式（1979，1985，1988）。按照威廉姆森给定的含义，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1975，1979）。即当某种资产在用途上的价值时，那么该种资产在该用途上就具有专用性的，具体来说，专用性资产是为支撑某种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它一旦形成，投资于某一领域，就会锁定在一种特定形态上，若再作它用，其价值就会贬值。它作为生产性资产的一种存在状态，如一件资本设备或一套专用知识。在这种状态不允许将资产转用于其他用途。一种资产是不是专用性资产，主要看该资产是属于用途可变的资产，还是用途不可变的资产，它与会计上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及其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没有多大关系，只有那些用途不可改变的资产才具有专用性质（威廉姆森，1985）。
针对资产专用性对交易行为的重要性，威廉姆森进一步指出：（1）资产专用性是资产交易的专用性。不同的交易具有不同的属性，特质交易不仅要求专一性，而且还要求交易专用性方面的专一性。从这一点来说，专用性资产是交易专用性的资产，从而也就是关系专用性资产。（2）资产专用性和沉淀成本有关，一般情况下，专用性资产一旦投入，若不能发挥作用，其价值就不可能全部收回。原因是资产专用性问题是起源于契约执行期的问题，如果契约不能如约履行或者提前终止，其所有者就不可能在毫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改变这种资产的用途。而对于一般性资产来说不会遇到这个难题。（3）资产专用性的实质是一种套住效应（张维迎，1996）。一旦专用性投资做出，在一定程度上就锁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契约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转变”，事前的竞争就会被事后的垄断所替代，从而导致要挟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生。也就是说，关系专用性资产投资提高了对市场交易伙伴的依赖性，资产专用性越强，对交易伙伴的依赖性就越大，在没有制度阻拦的条件下，专用性投资较强的一方被交易另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损害的可能性就越大。（4）资产专用性只有在契约不完全的背景下表现出来。专用性资产交易的契约是一个不完全的契约。在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交易双方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不可能在事前得到解决，而是被拖到事后，这样交易双方机会主义行为会使双方的谈判和履约变得困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双方相关的专用性投资不能达到最优。因此，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替代市场的纵向一体化选择就是必然的。
因此，资产专用性在交易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不仅引发了交易活动的事前动力反应，而且还会触发交易活动的事后规则。一项包括专用性资产的交易，不仅意味着为保持稳定交易关系的当事人身份的重要性，而且也意味着为支持此类交易的契约以及组织保障措施是何等重要。
威廉姆森（1975，1979，1980）继承了科斯的交易成本思想，把资产专用性和与此相关的机会主义作为分析工具，对交易成本的决定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认为，资产专用性是决定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从而是决定企业和市场的不同制度结构的核心变量。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增加，交易者所选择的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契约安排一定会倾向于向内部组织或关系性契约的方向移动。当资产专用性较弱时，宜适合市场交易；当市场专用性很强时，内部组织有优势，宜采用企业制度。所以经济组织的逻辑应该是，在交易频率很高或交易经常发生时，不完全契约和资产专用性最终导致企业的合并或者纵向一体化。
克莱茵（1978，1980）与威廉姆森的观点一致，从讨论一体化的存在入手，认为纵向一体化并不完全回避缔约问题，在竞争性缔约的过程中，因可占用的专用性准租的存在，机会主义行为有可能变为现实。因为任何一个交易者在作出专用性投资时，专用性准租就会出现，而且专用性投资越大，专用性准租就越多，争夺准租金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越严重，从而缔约的成本就越高，最终将促进资产一体化或长期契约的形成。
在威联姆森和克莱茵观点的基础上，格鲁斯曼和哈特（1986）从不完全契约出发，明确了纵向一体化的含义，指出了一体化水平取决于当事人一方或另一方控制专用性资产的程度，把剩余控制权看成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核心内容，发展了一个合并企业一体化的所有权结构模型。哈特和莫尔（1990）讨论了企业内部的交易与企业之间的企业有何区别的问题，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在一体化发生时的所有权变化，如何影响雇员以及业主——经理的激励，即对专用性投资的效率问题。这最终形成了资产专用性理论的基本框架。阿尔奇安和伍德沃德（1987）从资产对企业的专用性出发，探讨了在团队生产背景下的资产专用性与企业所有权配置之间的关系。道（1993）的模型建立在契约的不完全性、资产专用性的基础上，论证了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命题。布莱尔（1995）对道的模型有所改进，他考虑进管理的混合形式，说明了在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都高度专用化的情况下应该发生的结果。他拓展出一个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的共同治理结构。
无论是资产专用性理论的基本框架（也称格罗斯曼-哈特-莫尔框架）或是被拓展的框架，其核心思想都是，在不完全契约的背景下，为保护专用性资产投资者免受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从而使交易成本最小化，而让专用性资产所以者拥有企业所有权，就可以确保企业的效率。不同的是，前者强调专用性的非人力资本是控制权的起因和来源（威联姆森，1985），后者强调专用性的人力资本所有权也是一个重要权利来源，假定以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不受限制为条件，专用性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都是企业准租金的源泉（奥克，1984），在扩展了资产专用性这一变量的基础上，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那些与专用性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都可能相关的“要挟”问题（布莱尔，1995）及其独立企业内部权利的配置问题。前者把把剩余控制权定义为企业所有权（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1986，1990）；后者则强调企业所有权是剩余所有权和剩余控制权的统一（阿尔钦和伍德沃德，1987），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应在专用性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对称分布（道，1993），以及在专用性人力资本所有者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分散对称分布（布莱尔，1995）。
二、农地资产专用性特征及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根据前面诸经济学家对资产专用性的含义的考察来看，专用性资产就是指具有特殊用途、具备资产专用性特征的资产。依此推断，我国农地资源在专用性程度上是高低不一的。
本杰明·克莱因等人说过：“有些资本对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另一些资产来说非常专用，企业主会租借而不是去拥有它。作为高度专用性资产的农业用地往往不是自己拥有而是租赁。以耕种为目的的土地租赁主要用于一年收获的庄稼，如蔬菜、甜菜、棉花或麦子。而那些用于种植果树的土地，如种植各类坚果、海枣、橘子、生梨、杏树以及葡萄藤这类对土地是非常专用性的植物，往往是种植人自己拥有土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农地流转的背后动因是由于通过流转可以为农地流入和流出各方带来都能接受并愿意接受的收益。如果这种收益不存在或者收益很小，那么我们可以预计以追逐利润为直接目的的土地流转将不会发生或较少发生（不排除为生产的便利进行不同区位地块的互换）。
影响农地收益的主要因素有区位条件（及相应的市场条件、经营环境、交通便利程度）、土壤肥沃程度、气候条件、经济规模、技术水平、灌溉设施配套状况，等等，这些影响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地的专用性程度。一般的气候条件、区位条件、交通运输条件和市场条件及土地肥沃程度的农地属于非专用性的土地资产，而气候条件独特、区位、市场、交通运输等条件优越的农地则具有天然的专用性资产属性。通过资金、技术、人力的投资或转变用途，非专用性或中等程度专用的农地可能转变成为特殊专用的资产。从农地流转尤其是以专业化经营为目的流转来看，农地在流转过程中其专用性程度往往会发生变化，对转入土地的一方而言，对土地进行专用性投资才有利可图，反之则获利甚微甚至毫无利益可言，最坏的结果则是亏本。
现实中有很多实例，大都市周边的郊区容易发展成专业化的果蔬生产基地，气候条件优越的地方容易建立起专业化的经济作物生产区。如新疆的长绒棉生产区、哈密瓜和葡萄生产区，海南省的橡胶产区、香蕉和荔枝产区，青岛的葡萄产区，等等，这些都是得天独厚的区位和气候条件使得专业化的生产区得以确立。这些天然的专用性农地资产适宜生产经济效益可观的经济作物，农地的流转可能存在较大的获利空间，既有较多的土地供给方，需求方的转包农地的动力也较大，因此，江浙及海南等地农地流转市场较为活跃就成为必然。而在其他的广大农区某一特定范围内，由于生产工艺、操作技能、机械化水平、人力资本等具有相似性，导致农户的土地边际产出率相差无几，而且这些土地一般适宜于生产大路的粮棉等农产品，若不转作他用，土地流转的获利空间将十分有限，同时，农户为实现农地承包经营权交易往往面临着高昂的交易费用，显然，当交易收益高出交易成本很少甚至低于交易成本时，农户往往会缺乏在更大范围内寻找交易对象的激励，因而农地流转的交易对象也极为有限，市场不活跃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可见存在潜在流转收益的农地在流转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农地资产在专用性程度上的变化，如普通的田地改建成桑基鱼塘或普通的鱼塘，普通农地改建成蔬菜大棚等等，只有这样，农地流转才有利可图，也才能稳定二流入需求方，越是偏远地区非专用农地转为专用农地越需要较大量的投资量。 农地获得和保持专用性除了需要进行生产性的投资外，往往还需要进行维护和管理、看护、防卫等方面的投资。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中部H省A市的X镇的B村将数十亩灌溉条件良好的适宜于种植瓜果的河滩地租给外省人耕种，这一年，这些租赁者种植的西瓜获得大丰收，但是，附近的村民一夜之间将这些瓜果盗抢干净。同样在该镇，有一些本地的养鱼专业户，他们的鱼也经常被盗，为此他们不得已雇佣一些身强力壮的人进行保护。需要指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的思想素质也将相应提高，专业化农地的看护和防卫成本可能下降，农地流转会趋于活跃，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农户自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行为更多地发生于经济发达地区即为明证。 农地在由普通农地向专用化农地转变过程中，除投资外，农地承接方面临着前契约机会主义行为和后契约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为有效降低风险，使承包方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至关重要。延长转包期有利于形成稳定预期并降低后契约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风险，承包期越长，农地专用性程度可能越高，反之，则相反。显然，专用性投资及其面临的风险将一些潜在的土地流入需求者挡在了门外。 三、简要结论及其政策建议 由上可以看出，农村土地的资产专用性特征是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专业化目的的农地流转可能为转入方提供获利空间，也可使潜在需求方增加，但因专业化而伴随着农地资产在专用性程度上的变化将限制农地的流转。因此，应该依据农地专用性程度的不同，结合实际需要，对农地的专用性程度进行可能的调整，促使农地使用权的流转的健康发展。对农地资产专用性的调整的手段，主要包括对农地进行生产性投资，进行维护和管理、看护和防守等方面的投资。除此之外，在农地使用权交接中，要预防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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