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93岁奶奶上大学 周守正教授93岁溘然长逝 巫继学哀悼恩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讯 公元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四日凌晨,我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周守正教授永远的合上他那智慧的双眼,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周守正教授的去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是《资本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损失。消息传来,经济学院,河南大学,河南省经济学界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一片哀伤。同仁们悼念这们德高望重的良师益友,悼念这位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理论研究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理论伟人。

病重入院后,省市各界领导人、社会名流、周先生的弟子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望,大家一致祝愿这位老马克思主义学者早日康复。然而事不由人,周先生经过与病魔进行长期的斗争,终于惜别了他的家人,他的同事,他的弟子,他的友人。

不过,周老师作为中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以93岁的高龄与他留下的宝贵理论财富离开了我们,这也给了我们一丝丝安慰。

安息吧,敬爱的周守正先生!

我们在这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累累硕果纪奠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站公元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四日于开封

 

巫继学哀思

公元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四日凌晨,我的师弟耿明斋(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特聘教授)悲情短信告诉我,周守正老师于2006年7月14日溘然长逝。消息传来,我无比震惊,无比难过。在此,我深深地向敬爱的周老师三鞠躬,愿他老人家一路走好!

前不久,蒋金波、巫继学、许兴亚我们师兄三人才去到老师的病床前,我们有说有笑,还在一起合了影,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几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是无法接受现实。

周老师在我的生命中给予了我决定性的帮助。1978年,我以一名煤矿工人的身份考取周老师的研究生,从而进入了我梦寐以求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开始了我崭新人生。在三年学习期间,我从老师的身上学做学问,学做人。特别是通过研读马克思《资本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毕业后的几十年里,我依然不断地从他老人家身上汲取智慧。每每想起这些,我都会陷入悲痛与难过之中。

周老师作为中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以93岁的高龄与他留下的宝贵理论财富离开了我们,这也给了我们一丝丝安慰。

恩师周老师安息吧!

学生巫继学在这里向您叩首。

公元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四日于广州敝室

 

附周守正教授学术生平

周守正老师是江西清江县人,1914年生。早年曾就读于南昌中学。1934年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翌年东渡日本,考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现东北大学)经济学部,攻读经济学。在那里,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回国,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曾经给邹韬奋主办的《救国日报》和《生活》杂志写稿。1941年,在江西泰和县农业高等职业学校,他受聘为教师,参加教育工作,讲授过农业经济等课程。1945年,受聘于广东中华文化学院(后改名为文法大学和文化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并曾兼任该院工商管理系主任。1946年,在广州创办党所领导的外围进步报纸《每日论坛报》,任主笔,撰写了大量的社论,后因抨击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政策,报纸被查封,他和其他一些同志被迫转移至香港。在那里,他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委派,撰写了《封建剥削》和《官僚资本》等著作,由三联书店出版,配合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斗争。

1949年初,由中共党组织安排,经杜宣、冯乃超等同志介绍,他与黄元起先生等一起,经广西、武汉等辗转来中原解放区首府开封,在河南大学原址中原大学参加革命工作,为我人民解放军南下培训了大批革命干部。1949年4-8月,中原大学南迁武汉,同时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建河南大学。周老师与中原大学的部分同志留下来,在校部参加新河南大学的创建。同时在新成立的河南大学行政学院从事培训干部工作,为河南省各条战线培养了1800余名干部。

同年10月,学校成立政经研究室,郭晓棠同志与周老师任负责人,周老师兼任该室新民主主义政策研究组组长。1950年初,河南大学成立财经系,周老师兼任系主任。1952-1953年,河南大学院系调整,财经系整体南迁合并至中南财经学院,周老师因工作需要留下来,于1953年9月任教务处副处长,同时兼任全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1956年-1966年间,历任政治理论教研室副主任、政治系教授、副主任等职务。

1951年4月,为进行教学改革,学校派周老师与张柏园副校长一起率团赴人民大学参观学习,回校后制定了加强全校教学改革的5项措施,并派出教师50多人到人民大学等校去学习。在此期间,从1953年到1960年任教务处副处长和政治理论教研室副主任期间,为支持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进修提高,曾一度一个人单独承担起了全校6个学院近20个系的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1960年,在担任政治系教授期间,为了支持新成立的郑州大学的建设,曾接受委派,同时在我校和郑州大学两个学校担任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不仅为我校的建设,而且为郑州大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整个1950-60年代,作为我省高校政治理论课和政治经济学专业中的唯一的经济学教授和学术带头人,他不仅领导、组织和实施了我校政治理论课特别是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而且多次组织编写了全省高校和中学政治理论课的教材。1962年,他代表我校教职工出席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报告,回校后向全校师生员工进行了传达,极大地鼓舞了我校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推动了我校教学和教育改革的向纵深发展。

在19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校的教学和教育工作受到严重的冲击,周老师也遭受过各种磨难和屈辱。但他始终对党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始终相信群众、相信党,并且尽其所能,为党的教育事业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在70年代学校恢复招生后,他又立即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学工作,先后为几届工农兵学员和新招收的大学生亲自讲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并且亲自为学生编写了《〈资本论〉注释》的讲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暖了中国大地。周老师重新担任了政治系的系主任,进一步焕发了他的学术青春。同年10月, 以他为导师,以《资本论》研究为方向,招收了我校历史上的第一届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1979年,在他担任系主任的政治系,在原有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我校《资本论》研究室和人口研究室,由他亲自担任《资本论》研究室主任。在他的精心培养和指导下,我校的《资本论》研究工作和该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很快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并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公开出版的《〈资本论〉学术研究与动态》曾专门载文介绍了《河南大学的〈资本论〉研究生班》。1980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追求的夙愿。1981年,我校政治经济学专业获得国家首批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这是我省高校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并在此后10多年的时间内,也是我省唯一的经济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来我校选点检查,对我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导师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从课程设置到毕业及学位论文的写作和答辩,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办法”,“研究生所撰写的论文一般均具有较高的质量”,“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至1990年代中期,由他作为导师,单独和联合培养的毕业研究生已经超过100名。这些毕业生后来都成为我国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其中有不少人走上了各条战线重要的领导工作岗位,也有不少人成为国内《资本论》学术界的知名学者。

1985年,在他的支持下,由他的学生许兴亚倡议,经学校批准成立了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他任所长,并兼任政治系名誉系主任。该所自成立以来,一直成为我校的校级重点研究所。其间在1988年,以他为第一学术带头人,我校政治经济学专业首次被确定为省级重点学科点。自此以后,该学科点连续5届15年被确定为省级重点学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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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校恢复、成立了财经系。1993年,我校成立了贸易系。同时以经济研究所为依托成立了经济系。1994年以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系为依托成立了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上述单位,共同组成了现在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的前身。现在,经过多年的努力,该院已经形成了包括4个系、1个校级重点研究所、8个硕士生专业和4个本科专业、1个省级重点学科点和1个校级重点学科点的专门的经济学院。在校研究生和本科生合计超过1000人。根深才能叶茂。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院的发展能够有今天,离开了周老师的精心开辟和培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周老师不仅在对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中殚精竭虑、精心指导,而且多年来笔耕不辍,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理论精品和学术珍品。

20世纪末,在他接近90岁高龄的情况下,为了不占学校的编制,在他本人一再坚持和要求下,校党委和校行政尊重他的意见,同意他在编制上光荣离休,退出了在职教师的岗位。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校经济学院和经济学科的发展,关心着他的在他身边的以及走上全国不同工作岗位的学生的健康成长。并在身体健康允许的条件下,继续为研究生担负一定的课程。同时以他深厚的学术底蕴和过人的睿智,以超凡脱俗的心态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继续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论》方面的科学研究。就在不久前,他和他的学生许兴亚教授合作的100万字的学术著作,刚刚获得了河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1等奖。他的有关《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研究方面的其他著作,正在进一步整理中。

由于他对我校、我省和我国高校教育事业和经济学理论事业的突出贡献,他曾先后当选为河南省第二、三届人大常委、全国第五、六届人大代表、河南省社联副主席、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和顾问、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理事和顾问,并曾多次获得河南大学和开封市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及开封市优秀教师、河南省优秀研究生导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河南省优秀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等项荣誉称号。他精心治学、教书和育人,成为我校经济学科的一面旗帜。

以上,是从他的生平和业绩方面所做的一些介绍。下面,再就他的教育思想和若干学术思想进行一些粗浅的介绍和探讨。

一、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人生观”

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人生观,这是周老师在20世纪50年代编写的《历史唯物主义革命人生观》一书中所论述的宗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都深刻地表明,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前途和归宿。它既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又是一种思想体系,同时还是一种运动。革命青年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就要自觉地走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同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和剥削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积极投身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够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才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才能够更好地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共产主义战士。在今天,时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和宗旨仍然没有变。我们作为周老师的学生,仍然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的思想改造,更好的树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我认为,这也是作为周老师的一个好学生的前提。

二、确立新型的办学方针和教育思想

20世纪50年代,新河大建立之初,学校就提出了“为工农服务,为河南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的方针,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并且把这些课程放在一切课程的首位。周老师作为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负责人和教师,与其他同志一起,积极贯彻了学校的这些方针和措施,为培养学生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和马列主义的世界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教学原则和方法上,他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采取启发式教学,反对注入式。1951年,为了进一步搞好教学改革,他受学校委派,与张柏园副校长一起率教师赴人民大学学习,回来后经学校研究制定了如下改革措施:1.加强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课程建设,注意课程的系统性;2.拟定教学大纲,按照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和讲授;3.加强政治理论课教学,并注意在各学科中进行思想教育;4.加强教研室和教研组的教研活动;5.注意系统讲授规律性的知识,减轻学生负担,注意学生身体健康等。同时,学校于同年6月召开了科研工作会议,把科学研究列为教师的重要任务之一。以后,在担任教务处副处长、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研室和政治系负责人的过程中又不断按照上级的要求,不断进行了一系列教学和教育的改革。总的来说,都是要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后又红又专的要求,尊重教育和科学自身的规律,尊重实践,尊重教育对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专门人才。

三、为四化建设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周老师作为我国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导师中的一员,招收了我校第一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的经验发表在我校主办的《高教探新》上的论文《为四化建设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中,和其他一些经验总结中。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招生方面注重能力和基础知识的考察,而又不拘一格地选拔考生;二是制定明确的培养目标,也就是要“为四化建设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三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严格把关,“管住”、“管死”,在政治上必须与四项基本原则相一致,不允许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和言论在研究生的论文和作品中出现;四是在学术上又要放开、放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鼓励研究生之间互相争鸣和争论,创造条件让他们外出参加学术会议,鼓励研究生对外投稿,发表学术论文,以便开阔视野,参加学术界的讨论,同时也接受社会的检验;五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面向经济体制改革和四化建设的实际找课题,努力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服务;六是注重能力的培养,因材施教,发扬教学民主等。这些经验,现在看来,都是研究生培养方面的一些较为共同的做法,因而反映了研究生培养的一般规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均属首创。由于他的精心教育和培养,所以由他亲自指导和培养的研究生均能较早、较快地取得较为明显和突出的成绩。他的《研究生教学与培养》和《面向经济建设、深化研究生教学改革》的成果,先后获得河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

四、在实践中研究和丰富《资本论》科学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也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之一。早在50年代初的干部培训和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他就不仅率先垂范,学好和讲好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而且组织教研室的教师一起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后,在他的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他一贯不断地认真从《资本论》和其他马列经典著作或中吸取营养。20世纪70年代林彪集团垮台后,他很快就组织编写了《〈资本论〉注释》并在政治系的学生中开设了《资本论》课程。其中坚决驳斥了林彪一类关于《资本论》“过时了”的反动谬论和无知妄说。在以后的研究生教学与培养中,以及在他组织和进行的《资本论》研究中,又不断地深入研究和探索。尤其注重对于《资本论》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研究和运用,并且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组织研究生深入开展讨论,并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本人也先后撰写和编著了《〈资本论〉逻辑开端的研究》、《〈资本论〉中的动态、静态分析和质、量分析》、《〈资本论〉中剩余价值到利润逻辑转化的中介》、《马克思对待先前经济学家的科学态度》、《〈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之一、之二)》、《〈资本论〉教学与研究纲要》等著作,为我校的《资本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他还写有大量的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第4卷即《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笔记、提纲和手稿。凡是读过这些手稿和札记的他的学生,都认为这是十分成熟、十分难得的珍品。

五、关于《资本论》中两个“三统一”的思想

这一观点,是周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召开的以他为理事长的河南省《资本论》研究会的几次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即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另一方面从方法上看,又是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这三个方面的统一。这既符合马克思《资本论》的实际,又符合列宁的有关论述。但是,如果没有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融会贯通地把握,就难以做出这种高屋建瓴的概括。

六、重视对于《资本论》的方法的研究

周老师对于《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除了注重它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外,特色之一还在于尤其注重其中的方法。除了在他的许多专门文章中关于许多具体方法的探讨和研究之外,我体会,他的这些思想从总体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明确地把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方法的意义,它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周老师看来,学习和研究《资本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学习和研究它的方法。方法就是工具,就是桥梁,就是武器。在立场问题,即要不要学和为谁学的问题解决了的前提下,方法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了解、不懂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使用的总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不懂得它在《资本论》中的具体运用,也就不懂得《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何况,《资本论》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也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总方法。而这同时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方法又总是与立场、观点和原理直接相联系的。

二是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方法,只能从《资本论》自身的理论中去发掘。不能拿现成的方法去套。否则也就不能把握马克思《资本论》方法的真谛。

七、学习马克思对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它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强大的思想工具,同时又是全人类的共同的思想财富。然而在人类经济思想史的长河中,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批判地继承了包括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内的人类经济思想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科学的变革而创立的。在它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中,还要不断地面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主张。周老师在《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中,一贯倡导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对待先前的经济学家的科学态度。他写道:“马克思始终一贯地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的评价每个资产阶级学派和主要经济学家,批判、继承、变革它们的经济理论和观点。”“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评价,总是从批判他们的方法论开始,将它们进行必要的阶级分析。但又不随意贴‘阶级标签’,把阶级立场当大棒,横扫一切。马克思经常具体地分析以往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指出他们的思想、观点、学说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他特别研究经济学家的认识论上的缺陷。”“马克思对前人的评价具有极高的科学性。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就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然后具体分析了“一、从批判方法论开始并且贯彻始终”;“二、对各个经济学家作阶级分析”;“三、对各个经济学家作历史的分析”;“四、深入研究各种观点的认识论根源”等等[1]。在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面临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同样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而在这一过程中,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做到对于当代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既不简单排斥、一概否定,又不盲从,而是要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这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八、关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

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是亚当·斯密以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在周老师《〈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提纲和笔记中,详细地归纳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见解。其中特别指出:生产劳动范畴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本质的概括。其中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劳动首先是生产商品、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或资本的劳动。“生产劳动不过是对劳动力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系和方式的简称”[2]。马克思批判了亚当·斯密单纯地从一般物质生产过程或使用价值生产的角度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而肯定了亚·斯密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指出:“亚·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因此,这些定义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所固有的特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这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区分的”[3]。周老师解释说:“资本家只看是否给他创造剩余价值或资本。是这样,他就承认这种劳动是生产劳动。至于劳动的具体形式如何?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劳动的物质内容或劳动的结果如何?劳动者创造的使用价值是现实的还是相象的?等等,只要不是生产剩余价值或资本的劳动,那就都不在话下,统统是非生产劳动。”[4]此外,在这个提纲和笔记中,还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分别指出了还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意义,以及“服务劳动”的几种类型等。

应当说,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这是构成全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讲清并且强调指出生产劳动的定义“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所固有的特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这一点,不仅对于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而且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今天所处的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因此,在今天,判断我国社会中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同样也应当依据我国现阶段劳动的“社会形式”,以及“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就是说,主要应当依据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及“三个有利于”来判断[5]。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周老师这个提纲和笔记涉及的内容还很多,例如其中还有:《马克思在再生产理论上的批判、继承、创新》、《马克思创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经过》、《马克思在论战中创立地租理论》、《马克思论经济危机》,以及《〈资本论〉的结束部分》(其中包括了马克思《资本论》逻辑终点的研究、批判“三位一体的公式”、批判斯密教条、批判资本的拜物教和收入的拜物教等),等等。限于时间和篇幅,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总之,周老师的业绩和风范是多方面的,是光彩夺目、彪炳后人的。我们有理由为成为周老师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一定要很好的把周老师开创的事业和风范继承下来,并且加以发扬和光大,把我校、我院和经济学科的建设工作做的更好,以不辜负周老师的业绩和期望。

 

———————
[注] [巫继学]人本经济学-自主劳动网.中国经济学(www.economics.com.cn ,www.wayee.com)网上首发。

[1] 摘自周老师《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手稿。

[2]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426页。

[3] 同上书,第148页。

[4] 摘自《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研究》手稿。

[5] 参见许兴亚:《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原载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年度报告(2001)。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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