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地下经济，首先，它是一种经济活动，是指那些逃避政府监管和税收的各种经济活动的统称；其次，它是一种经济活动的结果，是指从事各种地下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入。从经济活动及其结果是否合法的角度，可以将地下经济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合法的经济活动，非法收入所得；二是非法的经济活动，非法收入所得。前者一般被称为灰色经济，是指其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本身是合法的，但因为逃避税收等原因没有从国家税务、工商、质检等部门获得相关的手续并拒绝国家监管，如无证照经营行为（如民间交易、现金交易、劳务交易、网络交易等），部分或全部收入隐匿不报而偷税、逃税、漏税（如隐性就业的隐形收入，公司企业通过做假帐逃避税收等），等等。后者一般被称为黑色经济，如贪污受贿、侵吞国家财产、制假卖假、非法传销、走私贩毒、卖淫嫖娼、贩卖人口、非法融资、非法搏彩、网络诈骗、洗钱、黑社会等。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说，“我国从前的地下经济很少，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几乎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偷税、漏税的，不领执照从事生产经营的，冒着被法律惩罚的危险从事犯罪的地下经济活动时有发生，“在有的地区还相当普遍”，规模还“相当可观”。
1、地上经济的供给水平、结构与需求水平、结构的矛盾为地下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物质匮乏和产业结构重型化的双重困惑。体制的松动，首先造就了第三产业中以流通业为代表的地下经济的繁荣。最早在农村和城市边缘人群中涌现出来的“万元户”，以及后来出现的“官倒”、“私倒”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微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产业结构轻型化的调整，极大地缓解了短缺经济所造成的供需矛盾，但与此同时，在生产领域，8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股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多属低档货）的狂潮。关于这股狂潮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诠释，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是供给的短缺；二是收入的短缺。这两种短缺，尤其是后一种短缺，不仅能够解释80年代的假货横行（收入不足影响需求的实现），也能解释90年代的造假升级。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所谓的“买方市场”，而“买方市场”的形成与中国高收入者寡、低收入者众的分配格局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在国际生产和贸易分工体系中仍处于劣势地位，产业水平处于较低的层次。这样，高端产品（如信息技术产品、时尚消费品等）供给不足，难以适应高收入人群的需求，中低端产品相对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又供给过剩。消费的示范作用，整体消费水平偏低，导致了90年代大规模走私活动猖獗以及造假由中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的升级。Windows98中文版在中国上市时价格是1998元，盗版价格是10元，而Windows98英文版在美国的市场价格是5美元。这些有趣的数字能够说明许多问题，但有一条是根本的：供给必须适应需求。中国所有侵犯知识产权的造假行为都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的市场需求，造假者应该受到法律惩处，被侵权者也遭受了市场报复。同样，在金融服务领域，几乎所有地下金融活动都能从地上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中找到生存的理由。（关于这一点，在“体制的缺陷”部分有进一步分析。）当然，地下经济也为一部分社会成员提供了公开经济不可能提供的特殊商品或劳务。黑色经济中的大部分行业都是因为能满足这部分人的畸形需求而赖于生存发展的。2、体制的缺陷为地下经济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发展的条件。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是由政府主导的，渐进式的体制变革本质上是改变传统的行政权力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为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但是，在改革以后，行政权力并未退缩，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而是向市场方向扩张，创造出一个“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模拟市场经济体制。 一方面，权力的资本化、市场化一直伴随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导致了公共权力的腐败，各种寻租行为应运而生。80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主要来自于流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个体户”和国家垄断的贸易部门（内、外贸）获益。80年代后期“价格双轨制”促成了生产资料领域的市场化，掌握计划内物资、土地等审批大权的“官倒”和“私倒”相互勾结，共同瓜分巨额的生产资料双轨价差。90年代初，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启动。从原始股分配、上市资格的审批、证券市场操纵，到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以及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次金融变革，都伴随着由权力支配的巨大的利益再分配。国有资产管理由于存在产权关系不清和产权主体缺位的体制漏洞，也成为国有企业负责人和相关管理部门大肆侵吞的对象，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经济管理部门利用手中权力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其示范效应又逐渐波及公安、司法、工商、税务等行政执法部门，导致严重的司法腐败。据经济学家杨帆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20年中，权力资本化、市场化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30万亿元。 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被扭曲，从而引发诸多地下经济活动。进口配额，许可证，进出口垄断经营，高额关税，是诱发走私的重要原因。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假”打护“私”，致使“假”难除，“私”难禁。在投资领域，民间资本投资面临许多政策壁垒，民间富裕资金被迫投向地下经济。在融资领域，一方面，不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计划利率，无法吸引民间富裕资金；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仍然受到各种歧视，正常的融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民间非法金融市场成了他们无奈的选择。骗贷、非法集资、地下保险、地下钱庄、非法搏彩等地下金融活动屡禁不止，层出不穷。3、税费负担过重的推力和税制缺陷的拉力为地下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负激励。
一般而言，在一个正常的经济体系中，税收因素是影响经济活动成本收益率的重要因素。当逃避税收成为可能时，地下经济的成本收益率会明显高于地上经济。因此税收是决定地下经济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1)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偏高(行政性收费实际上是变相税收)。据统计，1996年，我国的政府收入(包括税收收入、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债务收入等)占GDP的比重为30%，远远超过同期发展中国家17.87%的平均水平。企业税费负担过重，是我国地下经济规模偏大的重要原因。高额关税的存在，则为走私活动预留了巨大的利润空间。(2)税制设计存在较多漏洞。从总体上讲，我国现行税制的设计均存在过于复杂、不便操作，对不同纳税人差异较大，不够具体严密等问题，给纳税人偷逃税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利用假合资、假国营、假集体逃税，开假发票逃税、骗税等等。(3)税收征管水平较低。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使得交易的规模、频率、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行的税收征管模式、手段相对落后，难以适应复杂的征管环境。例如民间交易、现金交易、劳务交易、网络交易等偷逃税收，现有的税收征管水平对此都无能为力。(4)税务机关对偷逃税行为打击不力。税务机关对偷逃税行为的惩罚构成了地下经济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惩罚力度不够，纵容了更广泛的偷逃税行为。总体而言，税收因素是影响我国地下经济规模，尤其是灰色经济规模的主要因素。4、收入分配不公为地下经济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心理支撑。
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比较平均，0.2-0.3之间表示较为合理，0.3-0.5之间表示差距扩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相当悬殊或两极分化。有关专家估算，199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932，表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超出合理范围，正在扩大，且日趋严重。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由两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一是权力资本化、市场化；二是市场竞争规律的作用。一方面，在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过程中，权力资本化、市场化使得处于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岗位的社会成员进行了一场起点极不平等的积累财富大竞赛，这是造成目前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局面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在新的起点不平等的情况下，市场化的改革促使社会竞争加剧，结果利益越来越向强者集中，形成“弱者愈弱，强者愈强”的两极分化格局。人民创造财富，却没有享受财富。短短20多年，中国已由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收入分配不公的急剧增长会削弱政府的权威，动摇经济主体的信心，进而蔑视正常的经济伦理和法律，这必然引起经济主体的不平衡发展和打破这种收入不公格局的强烈愿望，不可避免地导致部分经济活动规避政府约束，以逃税甚至更严重的破坏法制的经济行为来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从而引起地下经济的迅速发展。“强者”可以在公开经济或灰色经济中找到他们的生存位置，“弱者”——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在他们没有可能参与有法律保护的市场活动时，便开辟了法律保护以外的黑色经济战场，从而形成了制假卖假、非法传销、走私贩毒、卖淫嫖娼、贩卖人口、黑社会等黑色经济中的绝大部分行业。因为这些行业能给他们带来暴利。 尽管还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解释中国的地下经济现象，例如经济伦理畸变、法制不完备、国外腐朽没落思想侵蚀等，但总的来说，发展的不足，体制改革的不完善是关键主导因素。经济全球化，通讯技术的进步和边境开放使黑色经济活动超越国界，取消外汇管制助长洗黑钱，而消除贸易壁垒也使黑色经济活动有机可乘。地下经济的治理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难题。中国现代化之路还很漫长，有效治理地下经济将是中国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