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就连山西大寨——当年全国农村建设的榜样,现在也很少有人种地了。”——《中国青年报》报道,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社会学系的100余名师生开展的一项新农村调查发现,41.6%的农民已经不再种地了,而且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村,农民种地的比例越低。他们由此得出了一个怪异的结论:农民远离土地才能致富。
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说过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然而威廉·配第错了,中国农民是最勤劳的,他们在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精耕细作,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财富。当“劳动”与“土地”这一对财富父母结合到中国农民身上时,生产出的只有贫穷——以至于,农民只有远离土地才能致富,这该是一副多么悲怆而怪异的图景啊。
“现在的土地大都是老弱病残在种”,农村的青壮年劳力基本都在城市打工,青年人在家种田被认为是“绝顶没有出息”的,他们大多数不但没有传承下来上一辈的手艺,甚至根本就不会种田种地。我们不得不担忧起“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直在提醒我们注意的粮食安全问题:当这群耕作在土地上的老弱病残离去之后,谁来为我们提供粮食?是全靠进口,还是全民练习道家的“辟谷术”?
种田种地不挣钱,这已经是一个事实。虽然中央致力于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但调查显示“中央政策给农民的实惠相当部分被农资价格上涨抵消了”。不仅如此,中国农民至今仍不能逃脱“多收了三五斗”的悲剧命运。农民对袁隆平说: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帮我提高了产量;可我也要埋怨你,因为粮食生产再多也不赚钱!农民宁愿远离土地到城市里的“血汗工厂”打工,也不愿耕种家乡肥沃的土地,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农业是一种比“血汗工厂”更“血汗”的“血汗农业”:付出的太多,收获的太少。
有人也许会用所谓的经济规律来解释农民的“多收了三五斗”,以及“多收了三五斗”下的农民“贫困恒定”现象,但是如果真按市场规律办事,农业完全不会如此“血汗”。因为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离不开农民的劳动成果,如果农民也有权做一个“自私的经济人”,他们完全可以获得暴利,就像当下的房产商一样。房产商要挟“不盖房子”与农民要挟“不种粮食”,哪个更可怕呢?
所以说,“血汗农业”归根结底还在于农民的权利贫困,以及农业劳动成果的不被尊重。几年前,农民还只能按政府规定的价格把粮食卖给政府粮站,他们没有自由定价和自由交易的权利。出租车司机尚且能够要求涨价,农民却只能守住贫困的“本分”,油价涨了政府有补贴,农资价格涨了却无人问津。当农民的土地被政府征用时,农民只能获得可怜的补偿,土地的增值收益却被地方政府和土地掮客收入囊中。
“农民远离土地才能致富”,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再先进的文明也不可缺少“亲近土地的农民”,他们操控着人类的餐桌,他们是我们永远的“衣食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