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大萧条：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20世纪30年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历史上一个漫长的寒冬。大萧条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使人们失去了对古典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信心，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大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中得到广泛传播。1932年，保罗.斯威齐[I]进入伦敦经济学院进行一年的研究生学习。危机的破坏性使他震惊，传统经济学对解释和解决危机问题的无能为力让他失望。在伦敦经济学院，斯威齐初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为他提供了一个关于危机问题的强有力的解释，于是，斯威齐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确定了终身的使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美国学术生活的一个完整的受人尊敬的组成部分。”[II]韦伯夫妇[III]从斯大林的苏联考察回来，坚信社会主义开创了充分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新的文明”。资产阶级经济学阵营面临着分化。
伴随经济危机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危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吗？对大危机束手无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真正成为阴郁的科学[IV]。中间道路！一个逐渐清晰和宏亮起来的声音从剑桥传来。这个声音来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新剑桥学派的领导人。在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和1930年的《货币论》中，凯恩斯已经逐步认识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认识到通过政府的干预可以控制任性的资本主义的方向盘，使这驾车回到通往繁荣的道路上。但是，凯恩斯的理论主张可能意味着对传统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某种侵蚀，经济自由可能因为国家干预而受到损害。如何认识危机及如何走出危机？一场论战在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经济学院和与凯恩斯为旗手的剑桥大学之间展开。
二、论战：哈耶克和凯恩斯
1929年初，还在维也纳大学任教的哈耶克就预见到大危机即将到来[V]。在1928年的《利润》、1929年的《储蓄的‘悖论’》等论文中，沿着米塞斯的货币的商业周期的思路，哈耶克提出由于信贷扩张扰乱真实储蓄与资本需求的关系，从而扭曲经济结构的思想。哈耶克的上述论文引起了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罗宾斯的注意。1931年初，哈耶克应邀在伦敦经济学院就“价格与生产”的问题发表了四次极受欢迎的演讲。短时间，伦敦经济学院的师生都成了哈耶克主义者。同时，也为哈耶克在英美经济学界赢得了声誉。熊彼特说，哈耶克在这些演讲中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呈现给英美经济学界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获得了任何严格的理论著作所无法比拟的成功。”[VI]同年《价格与生产》出版后，约翰.斯特拉奇说，哈耶克就像“冲入英美经济学家视野的一颗新慧星。”[VII]
其实，让罗宾斯和伦敦经济学院感兴趣的是，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可以成为对抗正在形成的凯恩斯周期理论——储蓄过多，消费不足导致危机——的武器。“这正是我们在反击凯恩斯的时候需要的东西。”[VIII]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大学之间的抗争，有着学术讨论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学术地位竞争的问题。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代学者就对剑桥经济学家没有好感，坎南向来与马歇尔不和。1929年罗宾斯担任经济系主任之后，试图创建一个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经济系，于是，双方的竞争达到白热化[IX]。面对大危机，当整个经济学界陷入一片惊慌失措后的沉默之际，凯恩斯的崛起让伦敦经济学院感觉到真正的威胁。哈耶克的出现，由于其思想基础与凯恩斯的对立，使罗宾斯和伦敦经济学院看到对抗凯恩斯的希望[X]。1931年8月，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上发表批评凯恩斯《货币论》的文章《反思凯恩斯的纯粹货币理论》（一个月后，哈耶克被任命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此后，双方进入了一年多的论战。
双方论战的焦点在于：如何认识周期及如何应对周期。哈耶克将周期原因归结为信贷制度的运转。如果货币严格保持中立，需求变化就会在生产上得到反映，消费与投资的平衡可以通过利率的变化来维持。信贷通过银行体系发放意味着利率有可能反映的是金融条件的变化而不是消费者喜好的变化。这样消费者需求和生产结构之间可能产生失衡。松散的信贷政策鼓励生产者进行过度投资，使生产者的投资超过消费者的储蓄。为了使两者重新保持一致，应该减少货币供应，通过降价实现成本结构的调整。相对价格的调整可能引起经济衰退，但经济衰退是一种天然的疗伤药、一种清肠剂，用于清除那些没有依靠真正意义上的储蓄来支持的投资。凯恩斯认为，危险不是投资过度，而是投资不足。真正的问题是储蓄太多而不是投资太少。必须通过提高需求量来刺激经济活动，释放由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太低而没有创造性使用的闲置储蓄。哈耶克的办法只会使需求进一步紧缩，危机加剧。凯恩斯认为，战时危机非常严重，如果不采取措施，那么哈耶克所歌颂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就会消失殆尽。紧急事件，需要采取非常手段。
这场论战也许并不真正具有思想交锋的性质。双方并没有持续的、深思熟虑的观念交流，双方既没有在论战中说服对方改变想法，也没有通过论战深化自己的思想。双方激烈的交锋主要体现在非学术的攻击上。
在哈耶克挑起战斗的《反思凯恩斯的纯粹货币理论》中，似乎将重点放在批评凯恩斯的写作上，“事实上，很显然，本书不过是急速发展过程中一个转瞬即逝的插曲而已，无非是一个试验而已，对其作出过高估计是不公平的……这种研究方法可不像作者自认为那样新颖……尚不能说已经完成的作品……他的表述是艰涩的，不够系统，也含糊其辞……”[XI]
接着，凯恩斯在《经济学》1931年第11期发表了《纯粹货币理论》，在用三分之二的篇幅针对哈耶克的指责进行解释之后，如法炮制，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为混乱不堪的东西，从第45页后，几乎没有一句健全的命题。这是一个最恰当不过的例子，证明了无情的逻辑学家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命题出发，最后如何会以进疯人院而终结。然而，哈耶克博士看到了一个梦境，尽管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给梦中发生的东西安了一个错误的名字，让他的故事变得十分荒唐，他的忽必烈汗却没有任何魔力，一定能够使读者去思考他脑中那点还在萌芽状态的想法。”[XII]
尽管凯恩斯尖锐的嘲讽让哈耶克感到沮丧，但他在英国经济学界的地位却借此不断提高并稳定下来。在杂志上的几个回合的笔战下来，凯恩斯感到对双方的沟通作用不大，他无法理解哈耶克的思想而哈耶克也仍然不理解他。于是他们开始私人通讯。但几轮通讯的结果仍然让凯恩斯失望。现在，令他失望似乎是哈耶克的学术水平。他说哈耶克的文章 “依然是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 “他的理论全是垃圾……我今天觉得，甚至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东西了。”[XIII]
凯恩斯对哈耶克的评论之所以大为恼火，部分原因在于，他之前对哈耶克很友善。1927年，哈耶克曾经请凯恩斯给他寄过一本埃奇沃斯的《数学心理学》；1929年，哈耶克送给凯恩斯一本自己的著作，凯恩斯不仅接受而且写信致谢。在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和一个无名小辈之间，这体现凯恩斯对后辈的关心。而且，在他的《货币论》中，凯恩斯两次肯定性的提到了哈耶克。因此，凯恩斯认为，哈耶克掀起战斗，是恩将仇报之举。尤其令凯恩斯无法忍受的是，哈耶克实际上是乐于充当伦敦经济学院的枪手，目的是通过对自己的攻击引起注意，而进入英国经济学界。
哈耶克又为什么如此严厉的挑战凯恩斯呢？关键原因在于，哈耶克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在他看来，凯恩斯理论中的国家干预思想是自由主义的最大威胁，凯恩斯否定市场经济能够自行调节的观点，实际上是为扩大政府的作用、为放弃传统的不干预政策找借口。哈耶克把凯恩斯看成是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对经济自由原则最严重的威胁。当然，从个人利益上看，部分原因可能是，通过挑战凯恩斯，他可以讯速在英国经济学界确立自己的位置。哈耶克的后一个目的看来是实现了。虽然在论战中哈耶克一直没有占上风，但通过同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论战的结果，是使他得到了广泛的注意，在1931到1935年“经济学学报”引用指数上，哈耶克排名第三名。在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了。
哈耶克正独自欣赏自己的“成功”，一个霹雳划过夜空。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了。凯恩斯清晰表达了他的国家干预思想。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转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低于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均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通过政府干预，增加有效需求可以使经济回到正轨并实现充分就业，这时，古典模型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凯恩斯的总需求管理模型把阴郁的科学变成了乐观主义的俱乐部：人终于成了他自己经济命运的主人。……凯恩斯的中间道路政策没有被视作对自由企业的威胁，而是它的救星。”[XIV] 经济学研究的风向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白天，旧经济学仍在讲授。但到了夜晚，从1936年起的每个夜晚，差不多所有人都在谈论凯恩斯。”[XV]
凯恩斯的新经济学“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XVI]吸引了经济学界最年轻也最睿智的头脑，伦敦经济学院的年轻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尼古拉斯.卡尔多，阿巴.勒纳——都转向了凯恩斯主义。路德维希.拉奇曼说，20世纪30年代初哈耶克刚到伦敦经济学院时，“所有人都是哈耶克的信徒；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哈耶克和我本人。”[XVII]
在与凯恩斯的第一轮论战中，哈耶克失败了。
可是，哈耶克彻底失败了吗？
三、一个人的战争
哈耶克体味着深深的沮丧。他的学生们离开了他，就连他最亲密的战友罗宾斯也离开了自由主义的阵营[XVIII]。但是，哈耶克并没有放弃阵地。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也是他生命价值的源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大规模干预必然导致集权主义，而集权的结果必然是自由的丧失。他在三十年代后期的研究，仍然致力于与凯恩斯的对抗。
但是，二战开始后，哈耶克和凯恩斯的私人关系却出人意料的亲密起来。当然，这里可能体现着凯恩斯的宽容和大度。1940年夏，不列颠之战打响。伦敦经济学院被迫迁到剑桥。在住房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是凯恩斯为哈耶克提供了一处宽敞的住所。他们不仅经常一起讨论收藏心得，一起坐在房顶欣赏伦敦的战火。1944年，凯恩斯还推荐哈耶克为英国研究院院士。
战争期间，哈耶克也暂时收敛了他的批判锋芒。本来，哈耶克准备写作《纯粹资本理论》的下半部分批评凯恩斯的，但是，“当时，战争已经爆发了。凯恩斯几乎是唯一明白事理、愿意并能保护我们不受通货膨胀冲击的人。于是，整个战时，我都站在凯恩斯一边反对他的那些追随者，而他确实成功地使我们在战时没有遭受通货膨胀。因此，在战争期间，在实际政治问题上，我站在凯恩斯一边，我不想损害他的信誉。……有他在，我觉得大快我心。”[XIX]
战争期间，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深化及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涌现让敏感的哈耶克预感到了某种危险。他所担心的是，国家干预在战时的成功可能会延续为战后的普遍制度，其结果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普遍胜利。而哈耶克深信，全权社会主义的实现将会带来经济、道德和政治上的奴役。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
《通往奴役之路》为哈耶克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尤其是在美国，适应应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危机及对抗社会主义思潮的需要，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哈耶克被看成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系的守护神。但《通往奴役之路》基本上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而不是经济学著作，因此，该书虽然给哈耶克赢得了世界级思想家的地位，但他和经济学的距离实际上是拉开了。弗里德曼甚至认为，哈耶克本来就不应该从事经济学研究，从事经济学研究他不会取得什么有价值的成就。哈耶克选择研究经济学就是一个错误，政治理论才是哈耶克适合从事的专业。凯恩斯同样认同《通往奴役之路》的价值，但仍然怀疑哈耶克的经济观点。他说，“在我看来，这本书很棒。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感激你这么精彩地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你大概不会指望我接受这本书中的经济论观点。但从道德和哲学角度，我确实完全同意本书的观点；而且不仅是同意，而且是深表赞同……”[XX]晚年，哈耶克感慨到，在“40年代中期——我想我有点过于自负了——我觉得，我很有名，是两位打过一场大笔仗的经济学家之一，一位是凯恩斯，另以为就是我。现在，凯恩斯已经去世了，成了一位圣人；而我则由于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而臭名昭著。……而渐渐地，没有人记得我是个经济学家了。”[XXI]
哈耶克和凯恩斯其实都是自由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XXII]。因此，哈耶克和凯恩斯的斗争，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维护自由主义纯洁性的斗争。战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成为各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形式。战后初期，西欧国家在左翼政党执政的情况下，甚至将国有化等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推广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凯恩斯主义政策实施的结果对于熨平周期波动、推动持续增长及实现充分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战后经历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时期被誉为“凯恩斯时代”。哈耶克痛心地观察到，随着国家干预的加深，国家权利的集中，自由主义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担心，如果任由自由主义蒙受损害，人类将会进入另一个千年黑暗中。为此，他一如既往地投身推动自由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活动中。1947年，组织成立研究和宣扬古典自由主义的朝圣山学社；1948年出版《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1960年出版《自由秩序原理》；1973——1979年出版《法、立法与自由》；1988年出版《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
至少在1974年以前，为维护自由主义，哈耶克同时在对抗凯恩斯主义和反击社会主义的两条战线上作战，而这期间，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各国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他几乎没有什么同盟军。哈耶克在进行一场维护自由主义的一个人的战争。
四、谁是胜利者？
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说；“一项新的科学真理取得胜利，并不是通过说服它的对手从而使得他们认识到这一真理，而是由于它的对手最终都死了，而熟悉这一真理的一代新人成长起来。”[XXIII]凯恩斯在世的时候，哈耶克从来没有在交锋中占过上风。即使在凯恩斯死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哈耶克的思想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和回应。表面上的原因也许是“熟悉这一真理的一代新人”还没有成长起来。其实，关键是，即使在凯恩斯死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凯恩斯主义依然是西方各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政策实施的负面效应还没有显现出来。哈耶克的预言——凯恩斯主义的失败——还是一个神话。
哈耶克重新获得世界认同的标志是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4年，哈耶克和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出乎所有人包括哈耶克本人的意料。自20世纪30年代与凯恩斯及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论战失利并转入政治哲学、伦理学及心理学研究以来，在经济学界，哈耶克早已被边缘化，有40年左右的时间不再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而且，其40多年前的货币的商业周期理论无论在创新性还是重要性方面本来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哈耶克不仅早已不是经济学家，而且，从来就不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XXIV]。弗里德曼猜测，哈耶克之所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与缪尔达尔分享，原因在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创立时，提出5年内瑞典人不能获奖，这一届可以颁给瑞典人了。但瑞典经济学家适于获奖的只有缪尔达尔，而缪尔达尔是一个极左的经济学家。让极右的哈耶克和极左缪尔达尔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为了实现某种平衡[XXV]。其实，尽管哈耶克早已不是专业经济学家，但他毕竟曾经是经济学家，毕竟对经济学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当然，仅此，不能成为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由。关键是，哈耶克毕生致力于维护自由主义，在其科学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精力与凯恩斯主义斗争。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西方各国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负面效应正在逐渐显露出来。交替使用膨胀性和紧缩型政策的后果——滞胀，成为凯恩斯主义自身难以解释和解决的难题。反思甚至批评凯恩斯主义，为经济政策和经济活动提供新的理论支持，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的趋向。所以可以认为，哈耶克实际上不是因为其经济理论而是因为其自由主义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新的哲学基础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在反思和批评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一些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纷纷走上历史舞台，如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这些新的流派虽然与哈耶克不一定有直接联系，但他们都继承和发展了哈耶克一生坚持的自由主义传统。
意料之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使40多年没有研究经济学的哈耶克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学家。按照哈耶克的说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好处是，“人们突然都愿意听你说话了。”[XXVI]他接受邀请不断在世界各地巡回演讲；他的著作——经济学或政治哲学——成为畅销书；甚至，他成为英国手相撒切尔夫人的导师；最后，英国女王授予他爵士称号。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是，哈耶克的经济变得宽松起来，而此前，为了改善财政状况，他不断转换工作环境。
当然，哈耶克没有忘记继续抨击和清算凯恩斯。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把凯恩斯丑化为给资本主义文明带来了所有灾难的恶魔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而哈耶克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983年，《经济学家》杂志邀请哈耶克在凯恩斯百年冥诞之际发表评论，他说：“凯恩斯也许是我一生中所碰到的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思想家，我也曾渐渐地认识到他在这一思想领域的卓越之处，但让他暴得大名的那些科学研究成果，却是完全错误的。”[XXVII]像凯恩斯50年前质疑哈耶克的经济学水平一样，哈耶克公开质疑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在哈耶克看来，尽管凯恩斯毫无疑问是一位伟人，但他并不是由于经济学而伟大。在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中没有丝毫可取之处。凯恩斯的研究大多以错误的前提出发，得到的是错误的结论。凯恩斯的问题在于他的经济学知识的贫乏。“他的各种思想全部是基于马歇尔派的经济学，其实这也是他惟一了解的经济学。凯恩斯的涉猎领域很广，但他的经济学知识却相当狭窄。……他只能理解那些他已经知道的东西。……对瓦尔拉斯、帕累托以及奥地利人和瑞典人已经取得的成果几乎一无所知。我有理由怀疑他是否曾充分掌握了国际贸易理论。我认为，他也不曾系统思考过资本理论，甚至作为起点的货币价值理论——这是他的批评目标——好像也只是十分肤浅的数量理论中的交换方程式，而不是马歇尔更惟精湛的现金平衡理论。”[XXVIII]凯恩斯的表现令人眼花缭乱，但最终对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影响却非常恶劣。哈耶克似乎更有资格质疑凯恩斯的经济学水平，毕竟，在50年前，哈耶克就预言了凯恩斯主义今天的失败。哈耶克认为，凯恩斯应该为凯恩斯政策的失败承担责任。哈耶克甚至把凯恩斯比作18世纪的金融家约翰.劳，他们都是通货膨胀论者。在《货币的选择》一书中，哈耶克说，“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们把科学的权威地位让给了古老的迷信说法——通过货币消费总量的增加，国家有可能保持持续的繁荣和全面就业。”[XXIX]正是由于凯恩斯的理论控制了经济学家、决策者和政治学家，才导致了战后的通货膨胀。
又是一场战争，一场没有对手的战争。
进入20世纪后期以来，哈耶克所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西欧的非国有化运动和福利国家改革；美国的放松管制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并进入政府决策过程；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私有化进程……
自由主义者们兴高采烈。米尔顿.弗里德曼声称：“从舆论的潮流来判断，我们赢得了这次思想之战。每个人（左派或右派）都谈论着市场、私有财产、竞争和有限政府的优点。”[XXX]丹尼尔.叶尔金和约瑟夫.斯坦尼斯劳确信：“战后时期，凯恩斯的政府管理经济理论似乎无懈可击。但是半个世纪过后，凯恩斯被推翻了，而哈耶克这个自由市场的坚定倡导者则越来越受推崇。”[XXXI]
哈耶克——经济自由主义——赢得最终胜利了吗?
凯恩斯说：“在长期，我们都不在人世了。如果在暴风雨的季节，经济学家能告诉我们的只是当风暴过去很久以后，海面又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太简单，太没用了。”[XXXII]即使只是为了解释现象，经济学也必须面对现实。只要“市场失灵”还客观存在，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就没有赢得最后的胜利。当然，哈耶克的后继者们可以将自己鸵鸟式的脑袋埋在土里，等着风平浪静的到来。有一个条件是必须的，他们需要像哈耶克一样的长寿，甚至比哈耶克更长寿[XXXIII]。
[I] 保罗.马洛.斯威齐（Paul Malor Sweezy,1910_2004）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早年因提出“拐折的需求曲线”成名（1939年《卖方垄断条件下的需求》），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古巴：一场革命的剖析》（与休伯曼合著）、《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休伯曼合著）、《垄断资本》（与巴兰合著）、《美国资本主义的动力学》、《繁荣的终结》、《美国资本主义日益加深的危机》、《后革命社会》等。
[II] 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中文版，经济科学出版社，P626
[III] 西德尼.韦伯和阿特丽斯.韦伯，费边社成员。费边社是19世纪80年代为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而成立的组织。主张通过向西方政党和政府机构渗透和灌输社会主义理念的渐进主义方式影响西方社会经济政策。1895年，韦伯夫妇用2万英镑遗产创建伦敦经济学院，希望将它建成一个不带偏见研究社会问题的独立机构。后来，其政治系成为左翼思想家的大本营，有韦伯夫妇、拉斯基、艾德礼（工党领袖，1945到1951英国手相）、理查德.托尼等；其经济系则有着持续的自由主义的传统，代表人物有坎南、罗宾斯、哈耶克等。
[IV] 1848年，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在一次关于种族主义的演讲中，第一次将经济学称为阴郁的科学。他说：“这种社会科学——不是一门快乐的科学，而是令人懊恼的——它在‘供给和需求’中发现了宇宙的奥秘，将人类的统治者的职责降低为让人们自行其是，真是再好不过了。我要说，不是像我们听说过的某些科学那样是令人愉快的科学，不，不是。它是阴郁、孤独而且的的确确是相当悲哀的科学。”——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文版，马春文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80
[V] 实际上，哈耶克的导师米塞斯早在1924年就预言1929年的大危机。他把信贷扩张理解为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根源。1929年夏天，有人为米塞斯在维也纳信贷银行谋得一个收入丰厚的职位，米塞斯断然拒绝。“大崩溃就要来了，我不希望我的名字以任何方式和它联系在一起。” ——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文版，马春文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295
[VI]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中文版，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P531—532
[VII] 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63
[VIII] 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71
[IX] 激烈的竞争甚至会使双方放弃科学和道德原则。1930年，首相麦克唐纳任命一个5人组成的“经济学家委员会”研究大萧条时期的经济问题，主席是凯恩斯，其中罗宾斯是由凯恩斯推荐进入委员会的。罗宾斯在工作中出处掣肘，最后拒绝在报告上签字。此后两年，凯恩斯拒绝就失业问题与罗宾斯辩论，他说，“他太能胡搅蛮缠了！而且，他标新立异的理由太与众不同了，跟常人的理由完全不同，他很难抓住真正的要点，肯定会把公众搞糊涂。” ——转引自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72
[X]凯恩斯的追随者理查德.卡恩说,”罗宾斯等人的意图是把哈耶克树立为一个偶像，用来与凯恩斯相抗衡。” ——转引自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74
[XI]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73
[XII]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73—74
[XIII]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84
[XIV] 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文版，马春文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326
[XV] 加尔布雷斯语，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文版，马春文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327
[XVI] 米尔顿.弗里德曼语，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中文版，马春文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327
[XVII]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88
[XVIII]二战期间，罗宾斯进入政府部门并部分接受凯恩斯思想。晚年，罗宾斯在他的自传中称他在20世纪30年代对哈耶克的支持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最大错误……它将是一件永远给我带来深深懊悔的事情，尽管我是出于善意行事并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我却如此坚决的反对那些有可能缓和当时经济困境的政策。”——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300
[XIX]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126—127
[XX]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153
[XXI]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180
[XXII]关于社会主义，凯恩斯说：“我怎么可能信奉这样一种学说呢，它青睐烂泥巴而不是鱼，它把乡巴佬似的无产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也起码具有生活的品味，也确实承载着人类一切进步的种子。”——转引自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82——83
[XXIII]马克斯.普朗克：《科学自传》，转引自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四版（中文）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P12。马克斯.普朗克(1858—1947年)，1918年因发明量子理论获诺贝尔物理奖。
[XXIV] 弗里德曼说，“我非常赞赏哈耶克，但不是赞赏他的经济学。我觉得他的《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我觉得他的资本理论简直无法卒读。”——转引自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97
[XXV]缪尔达尔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创立者之一，曾经主张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曾经颁发给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样的反动派。
[XXVI]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351
[XXVII]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中文版，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349
[XXVIII] 哈耶克：《对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革命”的个人回忆》，载《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中文版，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180—181
[XXIX] 转引自安德鲁.甘布尔：《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中文版，王晓冬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P253
[XXX] 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442
[XXXI] 同上
[XXXII] 1971.Activities,1906_1914,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VOL.15.London:Macmillan.转引自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P354
[XXXIII] 哈耶克生于1899年，卒于1992年，享年9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