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美国与日本在制度创新系统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不同特色。下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比较美国和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制度因素。
1．技术劳动市场
通过对员工行为、企业工会和论资排辈的激励制度的观察，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美国与日本劳动市场的差别。林恩（ Lyn net al，1988）等人比较了从美日两所知名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发现美国的个人工作变动率高于日本。美国的工程师更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而日本工程师的职业生涯的变迁更依赖于企业，这就限制了日本企业从其他公司吸引人才。在对半导体行业的调查中，阿普尔亚德（ Appleyard，1996）发现日本半导体工程师的工作变动明显低于美国同行。在她调查的集成电路工程师中,25名日本工程师从走上这一岗位以来就没有跳过槽，而53名美国工程师平均在1.l家其他集成电路企业工作过，在0.3家半导体设备公司工作过。韦斯特尼和萨凯巴拉（Westney ＆ Sakaibara，1985）将美国的三家计算机企业的R＆D工程师与日本的三家企业作了比较，发现结果是一致的。同时，日本有在公司内部招募技术人员的制度，或者在同一集团的企业中招聘人才。在企业内部，工程师不断变换工作岗位。有才能的人机会多，才能差的人则机会少些。企业间也交换工程师，但人员仍由本企业控制。为了调节劳动的供求，日本还建有员工企业；吸收目前多余的员工，以代替临时解雇，这种做法受到工会组织的欢迎。
技术劳动市场的刚性，源于日本以论资排辈为基础的激励制度。日本的劳动制度是由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构成的。没有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度则难以实行。在年功序列制下，从业员工以年轻时未支付工资的积累这一形式对企业进行投资，到了高龄期从业员工以领取超额工资的形式获取这种投资的回报。这种制度严格限制了员工离开原有的企业，因为加入新的企业，员工的年资要重新进行计算。这实质上是对跳槽员工的惩罚。
相比之下，美国有更多的工程师跳槽到竞争企业中去，在类似硅谷这样的地方则更为普遍。在硅谷，人们更倾向于在一家小公司里工作，或者自己创建一个公司，而不愿意在大公司工作。对许多工程师而言，富有创造性的小公司要胜过大公司，而且这种观念已成为他们的求职信条。股权激励是美国新兴企业从成熟企业吸引资深工程师的主要制度之一。美国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将在3－5年内每月向员工提供股票，12个月后就可以使用、出售。而退休计划则作为员工福利，随员工的转移而转移。美国工程师专业化给美国的企业带来了显著的优势，而日本工程师的多功能的协调能力使团队与组织的技能大大增强。美国技术劳动市场的高流动率一方面为新的企业的诞生准备了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不断的流动加快了知识流动的速度，提高了新兴知识的学习效率。其负面影响是成熟企业人才的不断流失，而新兴企业一旦成为大企业，也将面临同样的情况，这就使企业对员工培训的投资收益流失。
日本技术劳动市场的刚性，使新的企业难以诞生，同时企业间的知识流动除非是同一集团，否则就会受阻。但是工程师在企业内的不断流动，使企业内知识的共享成为可能，经济学家们甚至称赞日本的公司是“生产知识的公司”。
2．风险资本的数量与结构
风险投资是公认的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催化剂。风险资本的数量与来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创新投资的机会和新知识的扩散程度。美国与日本的风险资本的数量十分悬殊。1998年，与美国产业高速发展相对应的是，美国的风险资本超过了160亿美元。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是过去风险投资获得的示范效应；部分是美国长期以来对制度与法律进行改进的结果。1997年，日本的风险投资仅为12亿美元（1721亿日元），以日元计算，比1996年下降了20%。导致这一下降的除了日本经济的低迷外，还存在着制度安排上的问题。众所周知，投资者对其投资的最终流动性十分关注。对于成功的新兴企业来说，美国的NASDAQ股票市场比日本的JASDAQ股票市场更高效。由于最终流动性预见减弱了风险投资企业的冒险性，并导致将资本还给投资者。
从风险资本的构成来看，美国与日本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风险投资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养老基金、大学、基金会捐赠以及富有的个人，他们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于由普通合伙人管理的风险基金。对风险基金中投资人的信用约束导致有限合伙人将投资决策留给普通合伙人。这一结构使美国VC经理可以不受约束地投资于新兴企业。在自由流动的技术劳动市场的配合下，风险投资家可以根据所要进入的产业的需要，雇佣到他们所选中的任何人，而不管成熟企业由于人员跳槽受到什么样的损失，因为新兴企业的成功进入常常是因为启用了成熟企业中的关键人物。
由于风险基金可以独立运作，它无需顾及成熟公司的利益。比如，IBM公司的部分养老金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公司转而用这笔资金投资于新兴磁盘器行业，新的企业从IBM公司挖走了它的工程师，新产品则夺取IBM的市场与客户。日本的风险资本投资构成不同于美国，1994年，72%的风险资本是以债务形式出现的。风险资本的来源也不同于美国，投资于新企业形成阶段的种子基金不足5%，而美国则有35%。日本企业接受一笔风险投资的年限平均为 15－20年，美国则为5年。美国风险投资周转速度较快提高了风险资本的使用效率。
美国的风险投资家通常具有工程与科学及企业管理的背景，这使得美国的风险投资家会像企业家那样去思考与行事；而日本的风险投资家则常常与银行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更多的会计与税务背景，这使他们很难向风险企业的早期阶段进行投资。此外，日本的风险投资与美国不同。美国是普通合伙人进行投资决策，不受投资人太多的影响。而日本的风险资本主要来自大企业与银行，或金融公司，由于这些公司与日本的领先产业的公司关系密切，投资决策常常受到这种关系的影响。没有哪家银行认为值得为可能的潜在收益而与有长期关系、资金雄厚的大企业对抗，何况银行与大企业常常交叉持股。
日本风险资本发展受到的一个重要约束是缺少风险投资者所需要的退出制度。日本的新兴企业上市有诸多的限制，企业的购并也不像美国那样频繁。风险资本的制度约束，导致对新的技术机会的不同反应。如果外部的风险资本是易于得到的，那么当工程师与经理感觉到创新机会来临，而其所处的组织没有感觉到时，他们就有可能跳槽到新公司或自己进行创业。这种情况构成了对成熟企业的压力，迫使成熟企业也要不断地创新，否则就会落败。相反，如果外部风险资本相对较少，成熟企业就没有压力。而工程师与经理也只能在企业内部进行游说，说服雇主对新的技术机会作出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工程师与经理由于有较多试验新技术的机会，因而在这方面，其学习效率较高，美国新企业的高出生率就是这方面的明证。日本由于在风险投资制度上的设置，使其对新的技术创新的探索机会较少，因而其学习的效率较低。相反，由于组织内部的流动性，以及母公司向新的子公司提供内部资金，工程师与经理在既定的技术轨道上，对改善性的技术创新学习机会较多，因而学习效率较高，日本在精密制造方面的进步，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证。
3．高新技术与产品市场
创新过程中用户与生产者的分离，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既成事实，具有重要的经济理论内涵。这是因为，绝大部分创新活动的发生单位与潜在用户单位是相分离的，而两者的联结则是十分重要的。
美国企业通常会培养多个供应商，以保持谈判中的市场力量。同样，许多技术产业的用户在其使用前都坚持要求供应商将它的技术许可作为供应的第二来源。多年来，这已经演变为一种逻辑和制度。这种一般的制度规则在个人电脑业和磁盘驱动业十分典型。在美国，供应商与用户之间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忠诚可言，企业常常因为某一产品发展计划的成败而有所起伏。因为当有更好的产品问世时，用户就会从一家转向另一家供应商。因为它不这样做，自己就会被市场淘汰。计算机用户对于每项程序至少培育两家供应商，以防被一家锁定。这种关系激励着供应商冒必要的风险去开拓先进技术。但是由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没有哪个供应商能保证在下一个产品周期中仍拥有客户业务。如果公司没有按时将自己的产品推向市场，那么它就可能失去大部分或全部客户。
每一代产品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供应商面对众多客户时，要防止对单个客户需要进行过多的专门化投资。因为这种专门化投资可能在随后的竞争中化为泡影，或者不能给供应商带来任何收益，但是这种专门化投资会给客户带来利益。通用汽车公司由于没有这种稳定的长期的供应商而身受其害。克莱斯勒则通过与供应商保持长期的、专门化投资的关系而提高了资产的利用效用，降低了生产成本。
在日本，由于客户与供应商存在着财务关系，因而关系要密切得多。客户与供应商之间大量的股权交叉拥有导致了关系专门化投资，这种关系对合同治理与整个法人治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日本，许多企业都固定一个供应商；供应商是其用户的重要创新的源泉。供应商产品的总成本极具竞争力，并能快速地进入市场，减少了用户的工程化投资。这种安排的锁定风险由于各种交流渠道而得到有效的克服（如一项业务终止后，其他的合作继续进行）。这种联系还通过用户企业向供应商输送人员而得到加强。
萨克森宁认为日本的组织结构与硅谷的网络组织具有相似性：“日本工业的成就至少部分归功于网络组织形式。日本公司比传统的美国大公司更加注意在内部分权和对周围经济环境持开放态度。例如电子、汽车和机床的制造商依赖中小型供应商的广泛网络，前者通过信任和部分持股与后者保持联系。”但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日本的网络组织具有相对静态性的特征，而美国的网络组织，特别是在硅谷则具有动态的特征。日本的供应商与用户是相对固定的，这种密切的联系无法有效地促使供应商去冒险开拓新技术，因为在市场中供应商被局限于目前的相关用户企业中，而不是考虑整个市场发展的态势。这样，在开发新技术的竞争中，等待和跟随领先者的动机加强了。这就不难理解，日本的大学在开发新技术中地位为什么低落，原因就在于日本的供应商主要关注的是用户，崇尚的是权威。日本的顺序是官产学，而美国则是产学研。美国的供应商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经常保持与科学界的联系；为了取得竞争优势，美国的供应商与用户随时都会作出新的选择；这种形势特别有利于以新产品、新技术作为进入市场利器的新兴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