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模糊思维”又一例）
当前的改革究竟应以制度的改革为重，还是以心灵之改革为本，这个问题似乎成了继续反思改革的议题之一。这见之于两篇代表之作：那小放的《守住道德底线还不如捍卫制度底线》，对之于籍磊的《超越制度改革之路》。那文认为，“制度社会制造不出“伪制度”之人，而道德却能造就伪道德之人。”因此制度重于道德。而籍文认为，“随着问题积累的越来越多，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或结论〕是，需要对现在的制度改革进行深化”，“单纯的经济改革和制度已经很难在〔再〕把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更高远的层面上深入推进”；“在突破了经济改革和制度改革之后。。。〔需要〕把外在性的束缚〔约束〕深入到内在的心灵之中”；“当破除了冷酷的以交换原则为模本的社会价值观念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才真正有可能发展的〔得〕更温馨、更美好。”因此“心灵的改革才是一种最高的境界，是终极的改革”。对于他们之间的分歧，笔者也想发表一点浅见。
什么是“道德”？
什么是“道德”？笔者在《道德理想主义何错之有？》一文中已有回答：“（根据辞海释义概括）就是从天地之大“道”“得（德）”出社会人群和个人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天地之间万事万物既各有其相对自性，又万般不能绝对分离，而是有分有合、互渗互动的统一整体。人类若要安乐地生存，就必须遵从此大道，必须具有自觉遵从的德性，这就是道德。”“无论是片面强调万事万物的统一性，还是片面强调万事万物各自的自性，都是殊途而同归，到头来都是为少数统治者的私利服务。”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真正的道德理想主义，一种上挂于天地大道、下立于社会现实的道德理想主义”，我们“应该通过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在创造普遍温饱安乐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不断提升人们的道德精神境界”，也即通过制度变革之路径达到心灵变革之目标。这就说到了“制度”。
什么是“制度”？
那么，什么是“制度”呢？（仍根据辞海释义概括）“制”，乃“裁断、制订、规定、规章”之意；“度”，即“量度、过度（这里义同‘过渡’）”之意。将“制”“度”两字合起来概括，用之于社会的变革，就是“裁断量度现实实际情况，规划制订出从现实境界过度到理想目标的经济政治法律规章路径”。
关于“目标”，也许有人会说，道德心灵的提升不应是理想目标的唯一内容，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也应是当前中国理想目标的重要内容。这就涉及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这又是一个需要专文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这里只能简单提及。不能否认，温饱安乐的物质生活和适度的物质享受既是人生意义的内容之一，又是实现人生其它方面更高意义的物质基础。所谓“民以食为天”，“衣食足，知荣辱”，即是此意。但反过来，如果没有社会精神境界的普遍提升，也不会有社会物质生活的普遍持久保障；或者即使有了一时的物质保障或享受，也不一定有普遍持久的快乐幸福（可参见笔者转载的《是成功人士却感到生活毫无意义？》一文）。请注意：这儿说的是“普遍”、“持久”，是“快乐幸福”。因为有人可以说，最最推崇“经济人”自我利益最大化道德理性的美国，照样创造出了世上至今最高度的物质繁荣。但是，众所周知，这样的物质繁荣是以世界大部分地区大多数人民的普遍物质贫乏、精神苦难，当代美国人精神快乐程度的迅速下跌及其后代子孙的相对贫困化和可预见的更大精神苦难为代价的。关于前者，可参见笔者《美国不是榜样：也谈“转化社会矛盾”》一文。关于后者，美国人都知道，现已开始进入退休年龄的婴儿潮一代人比起他们的上辈来，在物质保障方面已经差了一截，再加上如达摩克里特剑般时时悬于头上的恐怖阴影，其快乐指数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中已经跌至第150位（参见笔者转载的、《新浪网：「快乐指数」排名：经济强国「快乐」不再》一文所报道的、英国新经济基金会(NEF)发表的名为「快乐行星指数」的调查报告）。这从反面说明，从根本上来说，心灵的变革、精神境界的提升，比之于超越温饱安乐的物质享受，能带给人们更加普遍持久的幸福快乐。因此，“心灵的改革才是一种最高的境界，是终极的改革”。千真万确。
制度之于心灵
那么，“心灵的改革”该如何实现呢？是就“心”论“心”吗？诚然，闭门思过式的修心养性是古今中外都有其人的，但他们或是基本上与世隔绝，或是靠社会“供养”，或甚至修养无成，以致堕落成为社会的罪人。因此那种修心方式始终是不可能普及于社会大众的。如果大家都如此闭门修养，那么谁来供养大家？或者大家都退回到自耕自食自修的原始生活？
还有一种心灵改革的途径，那就是由少数贤人大德向社会大众推行传教布道式的说教教化。如果不是宣传灌输宗派式的狭隘宗教意识或狭隘的某种“主义”，而是传扬各大宗教教义和世俗传统伦理所共同倡导的慈悲、爱人、克己精神，而且宣教者是以身作则、身教言教的，这样的教化当然有利于社会大众的心灵改革和整个社会精神境界的提升。但是，无论是个人思过，还是大众教化，如果撇开了社会大众日常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实际，即使有少数人有幸悟了道，提俗约旱木窬辰纾侨圆豢赡艽痈旧掀毡樘嵘缁岽笾诘木窬辰纭⑵毡榧趺鹕缁岬淖锒裨帜选⒃鼋毡榈南楹涂炖郑ㄒ允澜缋泛偷贝质滴ぃ?/FONT>
从根本上来说，人们心灵的普遍改革必须在与日常生计休戚相关的社会利益互动（经济政治关系）中、结合实际取舍的思考挣扎、再借助大众教化的外力，促成自我心灵内部自性与社会性、自利诉求与他利诉求的互动（即“修心”），才能实现。但是并不是任何“社会利益互动（经济政治关系）”都有利于人们心灵内部的对立诉求向着得以提升的方向互动。无论是建筑在暴力专制、还是门第权贵、还是资本霸权〔1〕制度基础上的“社会利益互动（经济政治关系）”都不会有利于人们心灵的提升，而往往孵育出一批如上述那文所说的“伪道德之人”。所以，社会大众普遍性的心灵变革离不开制度的变革。只有公平之“制”才能熏陶、培育出公平之心，将人们“度”到高一层的精神境界。在这个意义上，那文强调制度改革的关键性意义是对的，是必要的。
“实然”和“应然”
还有一个让人们对制度改革失去信心的原因是：自由主义改革理论的“经济人”自我利益最大化伦理基础，从根本上排除了使社会大众心灵得到普遍提升的可能性。因此籍磊提出的“超越制度改革”，“破除冷酷的以交换原则为模本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心灵改革实质上反映了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改革现实的失望和对于制度改革问题的无所适从。但是，既然如上文所说，“心灵的改革是一种最高的境界，是终极的改革”，而心灵的改革又离不开制度的改革，那就必须使制度的改革在有利于物资福利普遍提高的同时，也要同时有利于社会精神境界的普遍提升。这里就有一个“实然”和“应然”的关系问题。
制度的设计固然要针对“实然”的实际情况，不应是脱离实际的乌托邦，但也不应该迁就实际存在、但应加以改变、而且可以改变的现象，而应设置能够引导人们向着“应然”境界提升的机制。如果经济政治制度的设计不考虑向着“应然”精神境界的提升，社会就不再进步，就会倒退，如物质充裕、精神贫困的今日美国就是。其实，美国也有它的“应然”理想，那就是天天嚷着要人们服从它的全球利益，还要以动听的词藻，加上“只应我有、不许你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力，去推行它的“应然”理想。实际上，那种一概而论地断定“人性唯自利”乃“实然”，并以此为借口来否定“应然”理想目标的说法和做法，只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那少数唯自利是图的既得利益者的愿望，为他们的行径打着掩护、作着辩解，而并不代表大多数善良人们的真实心理和利益。
公平制度和公平心灵
或许有人会说，纵然是“只有公平的社会制度才能熏陶、培育出公平之心”，但反过来也一样，只有具有公平心的人才能设计出公平的制度来。这话不错。制度是由人设计的，尤其是那些拥有话语权和决策权的人们。他们的心是否公平，这对于制度改革的成败是举足轻重的。那么如何使话语权和决策权掌握在具有公平心的人们手中呢？还是“制度”，即在平等、民主、公平的经济政治关系基础上，由大多数人推选出他们认为可以公平地代表他们意愿的人，那样一种制度。究竟是先有公平的制度，还是先有公平的心？究竟哪个是目标，哪个是路径？这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的答案一样“模糊”〔2〕无解。其实，说模糊也不完全模糊，说无解也不是完全无解(又是“模糊”！)因为无论是现实存在的制度，还是现有的拥有话语权和决策权的人们中，虽然确实存在着不公平性和不公平心，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也不是一点公平性、一点公平心都不存在。只要有或多或少那么一点公平性和公平心作为“模糊”互动的起点，改革就有了基础。即使有曲折，但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制度和人心总会越变越好，社会总还是有希望。
互为路径、“模糊”互动
总之，应是“模糊”互动，不偏一端。例如，作为拥有话语权或/和决策权的社会精英（如那文中所说的那位“学者官员”县委书记）就既应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又应捍卫社会的“制度底线”。若守不住前者，就谈不上后者。若不尽后者之责，只是“洁身自好”，那就不是“精英”，就不配拥有话语权或/和决策权。至于社会的心灵变革和制度变革，则互为目标和路径；不过前者应是逐步实现的战略目标，又是后者的战术路径；后者是战略路径，也是战术目标：两者模糊互动。这就是笔者所要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