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跨区域一体化的市场要求亲情、乡情之外的信用 1840年前后的鸦片战争是挑战古老社会秩序的突破性事件，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自此，中国不情愿地开始加入世界。 蒸汽轮船、火车，乃至汽车的使用几乎已渗透到所有的村落，把各村各户都纳入全国一体化的市场中，村与村、乡与乡、县与县、省与省间的距离顿时被压缩到很短。 不过，光有硬件交通网络还不够，在经济制度上还必须保证人们有致富、有自由贸易的权利，特别是要有哪里最赚钱就可以往哪里贸易的权利，也必须有移民迁居的自由。否则，再好的硬件交通网络也不一定能带来人口的流动和市场的发展，也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结构的转型。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此，让人们根据自己最好的能力选择在对自己最有利的领域创业，利用西方制造技术以最大规模生产或耕种，然后通过现代交通运输网络把生产的东西拉到最能赢利的市场去卖。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的自然本性，也是基本权利。一旦市场放开了、经商创业自由了，人们自然会充分利用交通运输网络去创业，去在最大范围内找市场。在这种激励下，现代交通网络让茶陵人能像其他中国人一样走出去，或去就业，或去经商，或去创业，也可能去求学。 但有一点是显然的：你未来在哪里工作、居住已逐步跟你在哪里出生长大无关，你未来说什么语言跟你小时候说什么方言也越来越无关，整个中国已变得这么小！所以，我不担心100年、200年后茶陵还会不会有四种相互听不懂的方言，各地市场的一体化、社会流动的加快会逐步改变这些。方言的色彩正在淡化，文化也在更大范围内同质化。 1995年暑期，当我第一次在茶陵县城的超市里买到美国品牌“强生”洗发水时，我具体地意识到资本全球化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已经渗透到我偏远的家乡了，中国社会终于开始融入人类文明进程之中，茶陵也在融入全球化！ aihuau.com 不过，问题是，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和村庄都一体化，距离也很近之后，人口流动增加了，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本质性转型，新的社会秩序靠什么来建立并维持呢？大大拓展了的市场范围如何才能有陌生人间交易所必需的信誉、信用支撑体系呢？原来，各村、各镇的人世世代代不移民他乡，交易范围也集中在本地，使得儒家以人情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有了自然的支持。交易关系以人情化、人格化的形式发生也不会出问题，的确不需要将交易关系法律契约化。但是，在人口流动起来、市场交易范围已跨越区域甚至跨省份、跨国界之后，无论是商品、银行、保险业，还是更加非人格化的证券交易，其特点都是超越血缘、超越亲情乡情的信用交易，跟你做交易的另一方可能你从来没有见过，做完交易后可能也不会再见到。这时候，信用秩序、社会秩序靠什么建立、维护呢？ 也就是说，虽然中国人历来熟悉的社会规范是以人情、人格为基础的，虽然超越家法宗法、不认人情的法律体系从根本上与儒家理念相悖，但后者偏偏又是现代跨区域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所需要的。一方面是偏好温情脉脉的儒家人情传统，另一方面新现实又非要要求冷冰冰的法治不可，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文化价值冲突！过去习惯的已经过时，而必须新建立的文化规范又偏偏与过去的习惯完全相悖，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被现代化逼着翻位。从19世纪洋务运动到现在，这种中国传统跟现代的冲突一直在发生，只不过，过去29年的快速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强化了这种冲突所带来的阵痛。 就以公司制度为例，原来的中国企业以夫妻店或家族企业为主，利益相关者都是家族内成员，“血浓于水”，这种形式当然是儒家主张的典范，企业本身等同于家产、族产。晚清引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后，特别是随着上市公司的出现，出资的股东和掌握企业资产控制权的经理已经不是同一个人，甚至是互相没有血缘关系、朋友关系，以前也不一定相识的两组人，也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出现了分离，超出了血缘。那么，出资方和经营方之间的交易关系如何协调？彼此的权益如何保障？按照科斯的话说，“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堆法律契约的集合体，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构造体，因此，如果没有独立的、冷冰冰的法治体系作后盾，“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就空了。这种局面当然超出了儒家所关心的范畴，或者，按照儒家的主张，这些彼此陌生的利益相关者可能本来就不该走到一起做这种创业投资交易。可是，在现代企业的资金需求量这么大（动辄就是数十亿，几百亿）、风险这么高的情况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不失为最有效的创业融资形式。 商品市场的交易风险也很大。在茶陵，现在几乎一年四季都有来自山东的苹果、广东的荔枝、广西的香蕉、新疆的哈密瓜等，如果这中间的任何商品有假冒伪劣，或者有伤身体的毒素，出了问题找谁？茶陵的大蒜外销到湖南以及其他省，如果知道把大蒜卖到外地后即使出了问题也不用负责任，那么，茶陵人还会那么认真把好质量关、保护食品安全吗？在市场范围扩大之后，只适合局部，适合人口相对不流动的小社会的儒家秩序文化已经无法胜任，新的市场范围和流动起来了的社会结构确确实实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经历过的。 如今，许多中国上市公司有几十万、百多万的外部股东，许多产品有遍及全国甚至全球百万、千万消费者，这些千千万万的投资者、消费者都是被动的受众，他们的利益极易被侵犯、被骗。如果他们得不到刚性法治的保护或对法律无信心，许多市场就无法向前深化发展，前面讲到的市场跨区域拓展的趋势就要逆转了。 现代化转型在中国只会继续
正在转型的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就是要靠冷冰冰的、不认人情的法治重建社会秩序和商业信任架构，而不是一厢情愿地重回儒家秩序。在私人空间、局部小群体内，可以依靠“三纲五常”之外的儒家传统文化去维护小社会秩序或私人秩序。但是，在公共领域和市场交易领域，在大社会范围内，除刚性法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否则，假冒伪劣、欺诈行骗必然会是社会常态。以往，许多人把今天假冒伪劣盛行归罪于市场化改革，这显然是诊断错误。实际上，假冒伪劣盛行的更深层原因是，一方面社会结构已经改变了，市场范围已经拓展了，而另一方面非人格化的外部法治又没跟上来，司法不独立，政治权力缺乏实质性制约。由于这两方面的不匹配，拓展了的市场范围、特别是覆盖全国的金融市场的确为那些不负责任的人提供了广阔的行坏空间，使行坏的潜在成本远远低于所能得到的利益。所以，在利益规模因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大大上升之后，必须通过法治的刚性和独立性使行坏的潜在成本成比例地增加，这不是人坏、人好的品德问题，而是具体经济利益问题。也因此必须放宽新闻媒体的监督，没有比阳光更好的杀菌剂。 从我们的分析中看到，对法治、对权力制衡、对自由新闻媒体的需要并不存在东方、西方的差别，不是说中国人天生血液里只会习惯那种温情脉脉、富有人情味的儒家礼教，也不是说西方人天生就习惯或喜欢那种冷冰冰的法治，只不过西方人早几个世纪进入社会高度流动、市场跨地域拓展的时期。先在西欧沿海城邦出现商业革命，发展陌生人间的交易市场，而在中国是直到过去29年才真正普遍出现各地市场跨区域拓展的局面，才真正全面进入市场一体化。改变了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是西方过去民主法治发展的前提，也是中国今天必须有类似制度改革的前提。所以，从儒家人情文化到法治文化、从强制性的“三纲五常”社会秩序到自愿选择的契约化社会秩序的转型不是什么美国化、西化的问题，而是任何人类国家在其社会结构和市场范围发生根本变化之后的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