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舒马赫（Schumacher,E,F.1911——1977）出生在柏林，其父是德国一名不甚知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授。20世纪30年代，舒马赫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二战前，舒马赫移民到英格兰。二战期间，舒马赫因为“敌侨”身份曾经被扣押并隔离在一个偏远的农场。其间，他的一篇名为《多边清算》的论文引起了凯恩斯的注意，并于1943年在凯恩斯主编的《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后来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起草的多边清算方案“凯恩斯计划”中，全面采用了舒马赫的观点。1943年，舒马赫还同著名经济学家米切尔.卡列茨基合作撰写了《国际清算和长期贷款》的论文，提议成立国际投资局作为向国际经济注入清偿手段的工具，这一方案20年后得到了实施。自此，舒马赫成为一流经济学家，并参与英国战时经济政策的咨询和制定工作。这时期，舒马赫还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战后初期，舒马赫担任英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经济顾问，后来担任英国煤炭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这期间提出节能和反对核能的主张。1955年舒马赫访问缅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产生浓厚兴趣，此后担任了缅甸政府经济顾问。在缅甸期间，舒马赫由一个天主教徒转变为一个佛教徒，由一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转变为一个“佛教经济学家”。他提出关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路径选择的“中间技术”的思想，提出以“佛教经济学”指导人类经济行为以避免经济发展带来的灾难的主张。1973年，舒马赫出版了《小的是美好的》一书，集中反映他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
一、“大”之罪
经济分析——成本－收益、投入－产出、价格－利润——的核心是效率。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经济学灌输给人们的行为准则——“经济”——就是按照效率原则行事。当你拒绝“经济”标准时，不仅意味着你的思维背离了经济理性（你或者被经济学家视为一个傻瓜，或者被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也意味着你放弃了在市场宴会上的席位。
“大”是符合“经济”原则的。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更“大”——体积更庞大，技术更先进，当然价格也更高——的机器的使用，劳动生产率将得到提高；同时，更大的更先进的机器也可能意味着更稳定的质量，更加标准化的生产工序和产品性质；当然，大规模生产还意味着更低的成本，更大更稳定的市场和更丰厚的利润——甚至意味着生产者更强大的市场操纵能力。
舒马赫提出的问题是：经济活动的目的何在？如果更高的效率，更大的产出，更多的GDP成为经济活动的目的，人及其价值何在？
这实际上是一个超出经济学范畴的问题。按照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更少的痛苦，更多的快乐，作为经济学对象的“经济人”满足于成为凡勃伦眼中的“不断跳动的欲望小球”。更高的效率，更大的产出意味着更多的欲望满足，这就是“经济人“的价值的实现。也许是不甘于成为欲望的奴隶，也许是记起约翰.穆勒的告诫，“做一个感到不满意的人要比做一头感到满意的猪更好；做不满意的苏格拉底要比做满意的傻瓜更好。”[1]舒马赫追求人作为人的尊严——作为独立、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尊严，因此，他深深体会到“大”对人的价值实现的妨害。
按照托马斯.阿奎那的说法，人类是具有双手和大脑的生物，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创造性地、有益地、富有成效地使用他们的双手和大脑。经济活动的目的首先是获得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即使在基督的世界里，肉体是精神的寓所，因此物质需要的满足也是进入天堂的阶梯。但是，经济活动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物质欲望的满足，人作为人的尊严要求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超越动物性的欲望满足。劳动在提供物质产品的同时，应该为人的价值的实现提供条件。在劳动者能自由、独立支配自己的劳动的时候，他们能够在“创造性地、有益地、富有成效地使用他们的双手和大脑”中获得乐趣，在生产物质产品的同时实现人的价值。但是，大规模生产却在不断背离人性。
从资本关系看，大规模生产是资本集中的结果，而资本集中实际上是经济权力的集中。于是，“大”必然意味着劳动者权力的丧失，生产过程服从于资本所有者赚取利润的追求，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丧失殆尽。大规模生产作为一个暴力的过程不仅意味着对劳动者财产的剥夺，还意味着对劳动者自由意志的强暴。
大规模生产所导致的，不仅是使人成为人的奴隶，更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于是，丧失主体地位的不仅是劳动者，而且是作为机器暴力对立面的人本身。大机器的使用，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专业化使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日益“残缺”，人对机器的依赖日益加强。“那些把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机器，……即使没有真正使民众失业，却把民众变成仅仅是机器看管人的机器。”[2] 服从于机器暴力的人于是感到其作为人的尊严的丧失。当“从劳动中将一丝一毫的人性都抽象掉，把劳动变成单纯的机械劳动”；[3]当“现代技术剥夺了人最喜欢的那种劳动，剥夺了使用双手和大脑的有益的创造性劳动，”[4]代之以“那种机械的、单调的、无意义的、毁灭灵魂的、低能的劳动”[5]；当“几乎所有的实际生产都变成非人的繁琐劳动，它不但不能丰富人的生活，反而使人空虚”；[6]人开始变得绝望、麻木，认同自己成为机器体系的附庸，于是，“死的物质从工厂出来时变活了，而人在那里却腐化和堕落。”[7]舒马赫痛心地看到，“正是贪婪这个罪恶把我们投进机器威力的控制之中。”[8]对更高的效率，更多的物质产品的无限追求，使人丧失了社会和历史责任感。“上帝在人类有了原罪之后仍然为人类身心的利益规定下来的体力劳动，在很多场合变成了邪恶的工具”。[9]
“邪恶是邪恶的通行证。”大机器生产的飞快的齿轮推动着人类走向邪恶的深渊。“现代技术过去和现在的发展道路以及预示将进一步发展的道路显示出越来越非人性。”[10]这是对人性的侮辱！——舒马赫大声疾呼。
扭转这一切的关键，在舒马赫看来，在于改变经济发展观念，赋予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赋予生产过程以人性及人的价值实现的要求。而这一切的实现，关键在于技术路径选择。在于选择一种人性化的技术——中间技术。
二、“小的是美好的”
舒马赫强调技术路径选择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不同的技术路径不仅影响效率，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影响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价值的实现。进步固然关乎效率，但“技术的首要任务似乎应当是减轻人们为了保持生存和发挥潜力而不得不承受的工作负担。”[11]技术的发展应该服务于人的发展的需要，先进技术应该是既能促进效率的提高又能使人得到更加充分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技术。在这个意义上，舒马赫区分了大量生产和大众生产。
舒马赫认为，传统的大机器产生是一种大量生产，这种生产以效率和产量为目的，劳动者的参与受到限制，人作为生产过程的一种异己的力量存在，人性在生产过程中被抹煞。由于人的主体地位被颠覆，这种生产充满着暴力和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抗，因而，这种生产是不可持续的。对落后国家来说，大众生产从一开始就是不适应的。“大量生产帮不了世界上的穷人……大量生产的体系建立在资金高度密集、高度依赖能源投入及劳力节省的技术基础上，先决条件是已经富有，因为设立一个工作场所需要由大量投资。大量生产的技术是暴力的，破坏生态的，……是自我毁灭的。并且使人失去作用。”[12]能够改变这种状况的，是大众生产，这是一种以人本身为目的的，强调人的参与的生产方式。“大众生产的体系是调动人人都有的无价的资源，即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并且使用第一流的工具帮助他们。……大众生产的技术由于利用最好的现代知识和经验，因而易于分散，适应生态学的规律，缓和地使用稀少资源，目的是为了帮助人，而不是使人成为机器的奴仆。”[13]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维护了人的尊严，并使人在生产过程中得以发展。
实现大众生产，要求技术路径的相应的变化。在舒马赫看来，大众生产要求的技术应该满足以下条件：一是价格低廉。这样的技术能够适应落后经济资本积累不足的状况，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二是适合于小规模使用。落后经济中市场比较狭小，资源分布具有多样性特点，小规模使用的技术在这两个方面都具有适应性。三是适应人的创造需要。舒马赫将这样的技术叫做“中间技术”。中间技术是“自力更生的技术或民主的技术、人民的技术——一种人人可以采用的，而不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专有的技术。”[14]中间技术是一种小型的技术，非暴力的技术，具有人性的技术。或者说，中间技术是一种介于镰刀和拖拉机之间的技术，是介于传统技术和先进技术之间的技术。就每个工作岗位的投资来说，如果传统技术是10英镑技术，现代技术是1000英镑技术，那么中间技术就是100英镑技术。
中间技术首先是一种具有人性的技术，是一种能够赋予生产过程以人性，能够使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乐趣，得到自我价值实现的技术。技术的使用应该服务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目的。生产过程不仅是一个创造物质产品以满足人的物质生存需要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使人的创造性潜力得以发挥，使人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过程。技术的先进性可能有助于效率的提高而不一定能够促进人的发展和价值的实现。适应人的创造性需要的技术不一定具有生产上的先进性，但必定具有对人、对人性的适应性。中间技术虽然不一定是效率最高的技术，但它能够容纳劳动者对生产和管理过程的广泛参与，能够为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留下足够的空间。
中间技术还是一种民主的技术，是一种能够为更多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真正服务于劳动者的福祉而不仅仅是资本所有者的利润的技术。在舒马赫看来，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路径选择的重要性在于其对就业的影响。而不同的技术路径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是不同的。“一个人受到的最大剥夺是没有照顾自己和谋生的机会。” [15]“对一个穷人来说，工作的机会是所有需要中最大的需要，即使是工资微薄或者相对没有收益的工作也比闲着没事要好些。”[16]中间技术由于其提供单位工作机会的投资相对较少，相同的投资总额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因而对资本供给不足的落后经济具有更强的适应性。
中间技术还是一种具有自然亲和力的技术。舒马赫认为，同大机器生产相比，采用中间技术的小规模生产具有更强的适应自然的优势。大规模生产一方面向自然界大肆掠夺各种原材料，造成自然资源的枯竭；另一方面把自然界当作一个垃圾场，向其大肆倾泄各种废弃物，造成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现代人没有感到自己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而感到自己命定是支配和征服自然的一种外在力量。他甚至谈到要向自然开战，忘却了：设若他赢得了这场战争，他自己也将处于战败一方。”[17]以中间技术为基础的小规模生产，一方面向自然界索取的原材料较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很小，在一定程度上，某些小型实用技术还具有修复大工业对自然界的破坏的能力；另一方面，向自然界投放的废弃物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大多可以自然降解，因而对环境的污染较小。因此，“小规模生产，不论为数如何多，总不及大规模生产对自然环境的危害，这完全是因为它们个别的力量相对于自然的再生产能力来说是很微小的。”[18]由于以中间技术为基础的小规模生产具有对自然的天然的亲和力，因此可能成为扭转人与自然不良关系的一种力量。“小团体成员对他们那小块土地或其他自然资源的爱护程度显然超过那些隐去所有者姓名的大公司或那些患有自大狂，把整个宇宙都看成是自己的合法采石场的政府。”[19]
中间技术之所以是一种值得在落后经济中推广的技术，还在于它是一种适应发展中国家社会状况的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的技术。第一，设备简单，容易掌握，便于维修；第二，对高纯度或精确规格的原材料依赖性小，对市场波动的适应性强；第三，人员容易训练；第四，监督、管理和组织比较简单；第五，受意外困难冲击的可能性小。中间技术的上述特点，表明其对资金不足，技术落后，市场不成熟，人力资本存量薄弱的发展中国家的具有高度的适应性。
三、 主流经济学和“佛教经济学”
舒马赫主张在落后经济中推广中间技术，其着眼点显然不是效率的提高。同先进技术相比，中间技术虽然具有对落后经济的适应性，但却不具备效率上的优越性。推广中间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要求颠覆传统经济学的某些理念，在新的经济理论框架内寻找其理论基础。
自经济学诞生之日起，功利主义就是其基本的哲学基础。实际上，没有功利主义，经济学分析就没有立论的前提。功利主义将人的行为简化为追求享乐和避免痛苦，实际上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高度抽象。自然，这种抽象回避了人的行为的丰富性。引入丰富的人的行为假设，可能会使对人的分析更加具有现实性，但却不可能建立有机的理论体系。没有抽象，经济学就只能是描述而不是理论。但是，尽管物质利益是人们基本的追求，现实的人却不是单纯的经济动物，不是单纯的利益和欲望的奴隶。现实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人总是各种行为动机的复合体，经济利益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并不能抹煞人的其他非经济动机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人不应当单单依靠面包生活，还应当依靠上帝的福音生活。”[20]但是，对于追求“科学”认同的经济学来说，能够进入科学分析只能是面包，上帝的福音也许重要，但由于不能纳入经济分析，只能割爱。新古典以后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进一步强化了功利主义的神圣地位。功利主义成为经济学世界里唯一的“福音”。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成为“讯速跳动的欲望小球”，成为“高速运转的利益计算器”，成为一种数字化的存在。人的差异性消失了，因为人的行为动机的多样化消失了。“数量的具体性很能迷惑人，它们显得具有科学精确性，即使这种精确性是通过抹煞很重要的质量差异取得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却仍在追求使他们的‘学科’达到物理学那样科学和精确的可笑理想，仿佛思维的原子同按上帝的形象塑造出来的人之间没有任何质量差异似的。”[21]
功利主义不是问题，成为问题也许是经济学的成功。新古典之后，乘着现代科学的东风，经济学之船破浪前行，成为现代社会科学中的“显学”，成为社会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逐利”虽然源于人的本性，但为人的逐利行为张目的经济学的成功，使功利主义成为不仅仅是经济行为，而且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经济”成为市场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人的无穷欲望推动着对财富的无限追求，这是经济学世界里的正常合理现象，但是“近乎疯狂的贪婪推动着现代经济，使它沉溺在无休止的嫉妒与倾扎之中。”[22]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地球上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壑。”[23]因此，即使实现了物质的繁荣，难填的欲壑仍然会将人类推向毁灭的深渊。“现代意义的普遍繁荣不可能为和平打下基础，因为这种繁荣如果真的可以实现，也无非是通过培养贪婪和嫉妒这类强烈的人性和欲望来实现的。它们破坏智力、幸福和宁静，从而破坏人类的和平。”[24]乐观的经济学可以幻想自利的个人行为在自发的市场机制作用下推动社会利益的实现，但是，舒马赫清醒地认识到，“市场是个人主义与不负责任的制度化。买者和卖者除了对自己负责外，对任何事都不负责任。”[25]
既然这样，扭转人类危险的发展进程就必须颠覆经济学的基本理念。舒马赫说：“如果它不能超出大量抽象概念、国民收入、增长率、资本产值比、投入产出分析、劳力流动、资本积累的范畴；如果它不能超出所有这些内容的范畴，触及贫穷、挫折、敌意、绝望、健康损坏、犯罪、逃避现实、紧张、拥挤、道德败坏、心灵死亡等人类的现实问题，那就让我们丢掉经济学，从新开始吧。”[26]
抛弃主流经济学，经济学向何处去？舒马赫提出了宏扬“佛教经济学”的主张。
在舒马赫看来，经济学的对象是人，是有着复杂经济社会背景和历史积淀的现实的人。一切经济活动是为人的存在和发展服务的而不是相反。经济活动应该使人得到解放和发展而不是使人成为欲望和机器的奴隶。这一切，与佛教徒的经济理念是吻合的。
在佛教徒看来，在人和物的关系中，人是主体，物不过是满足人的存在的工具和手段。因此，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物。而主流经济学指导下的世俗经济行为，“把商品看得重于人，把消费看得重于创造活动，这是真理的颠倒。它意味着重点从劳动者转移到劳动的产品上，即从人转移到非人的事物上，是对恶势力的屈从。”[27]
在佛教徒看来，“文明的真谛不在于需求增多。而在于人格纯净。”[28]消费只是实现人类福利的一种手段，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以最少的消费得到最大限度的福利，因此，佛教徒的物质欲望是有限的，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及对自然界的索取也是有限的。“佛教经济学是想通过最佳消费方式使人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而现代经济学家是想通过最佳生产方式来尽量扩大消费。”[29]在这样一种经济意识指导下，物质的有限性不再成为人类冲突的渊源，人类有可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们通过适度使用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显然不会象依赖大量使用资源的人们那样容易互相敌视。”[30]
舒马赫的“佛教经济学”的核心是其劳动思想。舒马赫认为，现代经济学往往将劳动看成是一种人们力求避免而难以避免的灾祸，因此人的趋利避害行为也包括对劳动的逃避。也因为如此，机器作为一种替代人的劳动的手段而被使用。但是在佛教徒看来，劳动不仅是人们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手段，也是人格形成的途径，“人格主要在劳动中形成。在享有人格尊严与自由的条件下正当进行的劳动，不仅使劳动者得福，也使劳动者的产品得益。”[31]在佛教徒看来，劳动至少具有三种功能：一是使劳动者获得利用和发展自身才能的机会，使人的创造潜能得以充分发挥；二是在通过劳动过程的分工和协作克服人天然的自私自利倾向，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和谐关系；三是生产满足适当生活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当人们这样来理解和组织劳动时，劳动就不再是一种苦行。
但是，并非所有的劳动都能实现上述功能。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大机器生产“以一种使人变得厌烦、愚蠢或神经不安的方式来组织劳动”，严重背离了劳动的基本功能，实际上“接近于一种犯罪行为”。[32]实现上述基本功能的，只能是以中间技术为基础的小规模生产。
作为一个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舒马赫，秉持社会科学家的良知，充满了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忧虑，对弱者生活状况的同情，对经济发展中的人的异化的恐惧。但是，舒马赫对经济学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前景是过于悲观了。极度的悲观容易使人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和举动。自从在自己的旗帜上显赫地写上“个人利益”四个大字，自从功利主义为经济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自从数学化成为经济学“科学化”和“形式化”发展的强大动力，经济学对人类意识形态的影响越来越强大，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巩固和提高，经济学前进的方向已经无法撼动——不论它是继续走向辉煌还是走向灾难。颠覆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实际上意味着要摧毁整个经济学大厦，这有点像唐吉柯德挑战风车的狂想。在这个意义上，舒马赫的佛教经济学和中间技术可能是一个乌托邦。
[1]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中文版，晏智杰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320—321
[2]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7—18
[3]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9
[4]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01
[5]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20
[6]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01
[7]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9
[8]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20
[9]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9
[10]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02
[11]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99
[12]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04
[13]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04
[14]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04
[15]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50
[16]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17
[17]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2
[18]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8
[19]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9
[20]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5
[21]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28
[22]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5
[23]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6
[24]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16
[25]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24－25
[26]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47
[27]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33-34
[28]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33
[29]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35
[30]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35
[31]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33
[32]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文版，虞鸿钧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P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