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以前读到过“人民资本主义”的提法，“人民资本主义”是被许多学究唾弃的一种妥协——资本家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一种妥协，其目的是要延缓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寿命。资本主义迟早是要死亡的，许多人都相信这个教条，很多人也希望早日看到资本主义死亡，然后，大家都进入美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一直到共产主义。
马克思曾经考察当时最为典型的英国资本主义，得出一个结论：“由于资本和劳动的严重对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而他的继承人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考察进入高级阶段的欧美资本主义，进一步得出结论：“由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垄断竞争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仅理论上会发生危机，而且会发生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甚至会走向灭亡。”
然而，自马克思逝世之后100多年过去了，时过境迁，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不但“死里逃生”了，而且“生而弥坚”，继续称霸全球，主导世界经济。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却倒退了，去补资本主义的课程。革命导师列宁要是在世，又该怎么想？
各国民情国情不同，我们必须尊重人民的选择，没有必要一相情愿。而且，我们要善于做反向思考，要是全世界各国都跟现在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充斥着不廉洁，这样的社会主义未必是马克思他老人家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强求一律的好。
所以，世界并没有按照某些预言家的预言演进，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比如，“人民资本主义”，还有，我们马上要谈到的“人民基金主义”等等。
宋三江先生是基金方面的专家，他给我们揭示了一种早已存在但是却不为我们重视的现象：基金为欧美经济再创辉煌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指出：从国富民强的角度来看，就某种程度来说，股票的发明和发展创造了现代欧美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从同样的角度和程度来看，基金的发明和发展再造了当代欧美帝国主义的经济辉煌。
那么，“人民资本主义”和“人民基金主义”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第一，由于股票和基金进入了家庭的投资组合，资本家和劳动者的角色定位相对模糊，只要是投资者，都可以分享剩余价值。譬如，波音公司的老板、蓝领工人、白领工人乃至田纳西州的农民，都可能是波音公司的股东，都期待他们销往中国的波音飞机有利可图。单位工会、行业工会、乃至全国工会组织不免发生异化，他们对改善福利条件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对彻底改变角色定位的关注程度，整体的阶级矛盾演化成了局部的福利纠纷，自然也就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第二，由于经济全球化，全球性的股票和基金进一步进入家庭的投资组合，可能正在中东红海之滨渡假的美国全球基金投资者，正在分享金砖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股市的成果，中国人寿几万个保险代理人的汗水正在为美国的某位公众股东的家庭财富添砖加瓦。归根结底，股票和基金的大众化、全球化，不仅使欧美国家更富强了，而且使欧美人民更富强了，国富民强之后，欧美国家又推行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梦寐以求的社会福利政策（卫生、教育、医疗、养老等），较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据不完全统计，许多发达欧美国家的基尼系数（衡量贫富状况的指标）低于0.4的国际警戒线，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则远高于国际警戒线。
第三，以股票和基金为主要代表的金融市场工具乃至整个金融市场工具的发明和发展，不仅有效的反映和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且这些工具本身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异化。也就是说，它还极大地反作用于实体经济，显著地改变和重构着不同国家乃至不同家庭的财富状况和财富蓝图。如果国家的金融制度安排不当（中国最典型的适当的例子是：长期僵化的外汇政策，导致国家不断地被动持有近万亿不但贬值的美元），家庭的投资观念滞后（中国人最典型的例子是：大量低息存款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又恐惧投资这些银行的股票）。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会同比例达致真正的国富，勤劳致富的结果并不一定能确保真正的民强。
第四，基金成为金融行业的支柱。自从1868年英国发明封闭式基金，1924年美国人发明开放式基金以来，美国的基金业已经发展成为可以与银行业、保险业相提并论的三大金融支住产业，基金业的总市值甚至超过其他行业。股票和基金之所以能够再造欧美、风靡欧美乃至全球，原因在于基金经过百年的发展所显示出来的专业优势。基金投资很好地解决了人性中冲动和懒惰这两大根深蒂固的弱点。
第五，基金蓬勃发展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润的合理分配。目前，美国的共同基金的资产总量已高达7万亿美元，有大约4000万持有人，有50%的家庭投资于基金，基金资产占所有家庭资产的40%左右。投资者广泛参与基金投资，也从中得到了良好的回报。整体而言，美国的基金投资者可以从投资基金中获得远高于银行存款的利息收入，一般在8%-40%之间（当然，投资基金也有不赚钱甚至亏本的情况）。这种回报大大高于中国储蓄者从银行得到的利息收入。
总之，投资者（作为政治符号应该称为“人民”）选择投资基金或者直接投资股票，与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有区别的，可以说有很大的区别。“人民储蓄主义”客观上助长了金融机构的腐败和烂帐，而“人民基金主义”强化了责任和风险（当然也并不是什么都好得不得了）。事实证明，宏观上，资源配置的效率不一样；微观上，投资者的权责利更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