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友林:资产结构论



一、定义

资产结构。简单地说,是指国家、企业或家庭主要资产的组成及其比例。研究资产结构的目的,就是要发掘资产的相对比例和它们对总资产收益的贡献率,由此发现资产组成的合理性。

 

二、历史回顾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在资产管理方面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陈志武教授在这方面的分析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游牧时代。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无法高到让人们有任何剩余财富积累,也就谈不上财富管理。当时,蒙古游牧人的财富是以马和女人的数量来衡量,财富载体很原始。那种时代,人的生活真是过一天算一天,顾不上为明天的风险和生活需要而理财了,他们只能依赖部落和家庭这些社会组织来达到规避风险、实现经济互助的效果。

农业社会。随着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从被动的游牧摘取转变到在同一块地重复种植,特别是由于家禽的出现,人们的食物供给大幅度增加。生产力上升,财富积累速度加快了,同时土地的价值也大大增加,并成为自然的投资品种和主要的财富载体。农业社会开始有财富管理的问题,有保值、增值这类挑战。但是,以中国为例,直到150年前,富农也好,中农也好,他们能挑选的理财工具非常有限,买土地出租、放贷、盖房产,参股合伙企业,或者从事商品贩卖,不外乎这五种投资方式。由于农业社会的正式法治往往不发达,产权保护与契约保障体系不可靠,这些可行的财富载体基本以有形的实物为主,而不是以金融契约为载体,这当然限制了投资品种的流动性和投资规模。另外,投资交易的范围也基本不超出亲戚朋友和同乡的范围。因此,农业社会的理财空间很小,增值保值的机会也相当有限。特别是过去周期性的农民革命,还有社会的仇富心理,从根本上让人们不敢大胆地去投资增值,宁愿选择将财富以金银通货藏在家里、埋在地下。

工业社会。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工业技术的广泛采用带来的不只是财富创造速度的加快,使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能成为亿万富翁,而且也带来了金融技术革命,财富载体日益丰富,理财手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到今天,除了大家熟悉的股票、政府公债、企业债、项目债、银行储蓄、黄金、商品、房地产、土地、企业创业之外,还有开放式基金、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创投基金等等,还有人寿年金、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医疗保险、汽车保险等等金融品种。有境内人民币品种,也有相对应的港币、美元品种,等等。这么多的选择当然令人眼花缭乱,理财本身已是一种专业化的学问,但这些丰富的选择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整体福利,使我们每个人能够更好、更巧妙地规避未来各种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体面,使我们通过金融投资的合理配置让自己一辈子的自尊达到最大。

对冲基金。对冲基金的历史比较短,虽然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并不是第一家对冲基金,但1968年成立的“量子基金”的确为对冲基金的广泛认同和知名度贡献非凡。从1968年成立到2000年4月关闭的31年间,“量子基金”平均年回报率超过30%。如果在1968年成立时将1万美元放入该对冲基金,那么到2000年4月时,则变成了4200万美元。这一过程中,其创始人索罗斯的财富当然也激增到70亿美元。有了像“量子基金”、“老虎基金”这些成功故事之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对冲基金行业也逐渐增长,到今天,对冲基金的数量已不低于8000家,所管理的资本达到1.5万亿美元。

人类在过去几千年的“致富”努力,到今天真是成功至极,不仅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空前,而且,证券金融的发展使人们能轻易将未来收入流提前证券化,变成现金,从而让我们今天手中的钱不仅包括过去积蓄下来的收入,也包括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得来的钱。于是,今天世界上的流动财富或者说“钱”的确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证券金融的发展使“钱”的供给大大上升。

全球金融超市时代。可以预期,大约从2007年初开始,中国人一跃进入全球金融超市时代,可供中国投资者选择的金融产品极为丰富,突然之间,令人眼花缭乱(郑友林,2006年)。经过800年的发展,世界上的金融证券、基金和保险品种已是成千上万,真正的金融超市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在阿尔文·托夫勒的著作《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一书中,早已向人们描述了“新的财富创造体系”,其特征是财富创造越来越快,越来越依靠数据、信息和知识的交流。它是超符号化的。没有知识交流就创造不了新财富。他指出:常规的生产因素土地、劳动力、原料和资本,随着符号化知识日渐替代它们而重要性下降。电子信息代替金属货币或纸币而成为真正的替换媒介。新的英雄不再是某个蓝领工人、某个金融家或者经理,而是把想象力丰富的知识同行动结合起来的创新者(无论是一个大组织之内的还是之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因为工业革命而离异,在财富创造的循环中破镜重圆,因为消费者不但贡献金钱,还贡献对生产过程至关重要的市场和设计信息。购买者和供应者共同分享数据、消息和知识。有一天消费者还可能按动按钮来启动遥控的生产过程。消费者和生产着融合为“产消者(英文:prosumer这个词由producer 的词头和consumer的词尾组合而成)”。新的财富创造系统既是局部的,也是全球性的。由于有了强有力的精密技术,一些以前只有在全国规模进行才在经济上合算的事情在局部地区也可以进行了。同时,许多活动越过国界伸延,把许多国家的活动连接为一体,成为一项统一的生产行动。最重要的一点是,托夫勒所描述的“新的英雄”还是有些片面,仅仅具有把知识同行动结合起来的创新者还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具备与“疯狂的资本”打交道的经验,还要善于驾驭资本这匹烈马,因为在资本当道的情况下,不善于驾御资本的IT英雄迟早会被烈马摔下或者踩死在脚下。

有了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资本流动的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巨额资本可以在一夜之间汇合,也可以在一夜之间流散。它可以跨越国界(除了少数几个实行严格外汇管制的国家之外),全世界的资本还在不断地集中,资本来源的数量也在大量增加。过去的100年相比,21世纪的聚财方式改变了,它是遵循“融合、聚焦、市场短期兴奋、回落、再次兴奋”的周期规律的,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是风险投资机构投入的风险投资资金和证券市场上超级主力投入的启动资金,这两种性质的资金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形成巨大的影响,操纵这两种资金的人居于市场的主动地位,他们调动数以十亿、百亿甚至千亿计的资金,在市场上兴风作浪。 熊彼特说,企业家的使命就是创新。创新被定义为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法的变革是指生产过程中要素的重新组合。没有创新能力,就算不上是企业家。

 

三、中国人的资产结构

A、宏观考察

中国金融资产主要分为: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款、金融机构贷款、有价证券(债券、股票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资产由单一的银行资产向市场化、多元化方向发展。1981-1995年累计发行国债4794.39亿元,国家投资债和投资公司债共313.98亿元,金融机构债1182.97亿元,企业债1738.3亿元,股票(A股面值)119.56亿元,大额存单1796.28亿元(中国证监会,1995)。这些金融工具的出现为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中国金融资产的大部分仍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量的比例1978年为93%,1986年为87%,1991年为84%,1995年为83%。这一比例改革开放以来虽呈下降趋势,但90年代以来下降缓慢。中国金融资产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94%上升到1995年的221%,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深化(货币化)的过程。80年代这一比重上升较快,进入90年代上升速度慢了下来。

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改革前政府积累占总积累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1978年国内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5%,其中居民储蓄占1.2%,政府储蓄占15.4%,企业储蓄占18.9%。也就是说,1978年社会总储蓄的96.7%来自政府和国营企业。1978年末,中国居民储蓄余额只有210.6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9%,占当年社会存款总额的16.2%。改革前,国家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银行的贷款也主要来自政府和国有企事业的存款。1978年,企事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1995年底中国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5.4万亿,其中近3万亿是居民储蓄。储蓄者和投资者分离了,最大的储蓄者是老百姓,最大的投资者是国家。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了。国家通过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控制,用老百姓的钱投资建设国有企业。因此,国营企业的真正所有者,可以说是在国家银行里存款的老百姓。

宏观的金融资产结构必然反映到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上来。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是中国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来获得资金。从1986年开始发行企业债,到1995年,共发行企业债1738.3亿元。1995年末,股票市值(A股)约4500亿,其中只有1/3上市流通的个人股。国家股大多是靠过去已有的投入和土地价值折算的,实际现金投入不多。法人股和个人股的发行可以使企业筹到现金,但能够被批准发行股票的企业实在是太少了。这样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所能筹到的资金十分有限,大多数企业只能靠银行贷款。

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可以概括为:储蓄主体在改革开放中由政府变为老百姓;国家政府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5年的10.8%;1985年起,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渠道狭窄;其他不动产市场刚刚起步。这就使老百姓把绝大部分积蓄存在银行里,银行把大部分资金贷给国有企业,成为国有企业长期投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金的主要来源,造成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不断升高。

 

B、微观分析

那么,今天中国家庭的理财投资结构如何呢?根据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对50个大中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的调查,中国家庭84.5%的流动资产投在银行储蓄账户上,7.7%在股票,5.8%在债券,1.7%在各类保险上。相比之下,美国家庭23.6%的流动资产投在银行储蓄账户上,70.8%在股票(包括退休金基金投资),5.2%在债券,2.8%在各类保险上。由此可见,跟美国家庭相比,中国家庭的资产结构非常不利于升值(因为股权型投资太少),也不利于规避未来风险(因为保险和退休金投入比例还太低)。

 

C、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畸形的后果

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畸形引致诸多问题,中国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比率高、银行呆帐比率高、企业间拖欠严重。具体表现在:其一,企业负债率高。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数字,1980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仅为18.7%。1990到1993年分别为58.4%、60.5%、61.5%、71.7%。1994年对12.4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时,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上升为75.1%,若扣除实际的挂帐损失,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3.3%(吴晓灵,1995)。其二,金融运行风险高。首先,银行信贷资金周转速度减慢,国家银行贷款年周转速度由1993年的1.32次降到1995年的1.15次,即313天才周转一次。第二,国有企业相互拖欠严重,国家银行应收未收利息1995年高达2200多亿元,比上年增加近1000亿元。第三,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逐步下降,1995年末,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22.3%,如果按国家银行1995年底贷款余额为4万亿元算,大约有9000亿元的不良贷款。第四,国有银行经营困难。中、农、工、建四大行1992年上交利润343亿元,1994年降为166亿元,1995年上半年竟出现除中国银行外的全行业性亏损。其三,国有企业债务负担重。1996年第一季度,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在总体经济平稳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净亏损,亏损总额达34.1亿元。亏损企业比重从1995年同期的40.8%,上升到44.9%,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这个比例由1995年的45.1%,上升到51.4%(石刚,1996)。1996年的第二、三季度情况略有好转,但总体经济效益仍不容乐观。国营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债务负担重,许多国营企业资本金不足,特别是1985年实行拨改贷以后,有些国营企业从固定资产投资到流动资金全靠银行贷款。国营企业辛辛苦苦挣到的钱全都给银行还本付息了。其四,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先向银行还本付息,剩下的才是利润。当企业连银行利息都付不出时,根本无法向国家上缴利润了。国家作为所有者从国有企业获得的净收入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1978年的51%,下降为1990年的6.34%,1993年则为-138.4亿元,1994年为-254.2亿元(吴晓灵,1995)。国有企业上缴税收占同期税收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

 

TIPS:资产结构经典论述

○通过合理的搭配资产组合,可以有效地分散风险。(Harry Markowitz)

○如果你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就把它证券化。(华尔街流行语)

○在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75%以上,若扣除实际的挂帐损失,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3.3%(吴晓灵,1995)。

 郑友林:资产结构论

○迄今为止,中国的一些家族企业太重视本家族财富的积累,过分强调避税,信用记录残缺不全,甚至财务报表混乱。在家族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结果却把企业的融资功能给毁了。从长远来看,得不偿失。(郑友林,2006)

○可以预期,大约从2008年初开始,中国人一跃进入全球金融超市时代,可供中国投资者选择的金融产品极为丰富,突然之间,出现如此众多的选择,令人眼花缭乱。(郑友林,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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