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拙作《管理大师中的大师－彼得·德鲁克》出版的当年，举世仰慕的管理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先生不幸仙逝。作为一位对德鲁克无比崇敬的管理学研究者，我感到很伤心，也很遗憾！然而，还有更多值得我们感到悲伤和遗憾的事情在发生，那就是中国管理界在德鲁克了解和理解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这种现象如果不厘清，它将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管理走向成熟和健康发展，词话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德鲁克毕竟是影响过并且正在影响着中国管理学的一代管理宗师。德鲁克学习过程中的混乱现象，归纳起来有四：（一）对管理学研究规范理解欠妥；（二）对现代管理理论的把握有失偏颇；（三）根本忽视了德鲁克管理理论与中国管理水平存在的发展落差问题；（四）忽略了德鲁克的管理学“历史分析方法”。这四个方面的问题，要求我们在学习德鲁克的过程中必须给予重点注意。
（一）与德鲁克就中国“管理学研究规范”的对话
任何学科存在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在一个学科存在的诸多理由中，该学科的研究规范是首要的一点。许多中国人不理解德鲁克、误解德鲁克、盲目崇拜德鲁克或者疯狂非议德鲁克，其重要一点就是不了解管理学的研究规范，或者不认同管理学的研究规范，甚至简单用其它学科的研究规范来“规范管理学”。为此，管理学的学科规范是我们必须首先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作为现代管理的开拓者、管理学的创始人，德鲁克对管理理论最伟大的贡献，毫无疑问是创立了现代管理学。那么，是不是说学习德鲁克就只需要学习他的现代管理理论呢？不是！支持他建立现代管理理论以及建立现代管理理论过程中所成功地运用的研究方法，一样是需要我们重点学习的。尤其是在中国，管理学发展的时间很短，学科建设还不是十分成熟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显得尤其重要。
在中国，人们简单地把管理学称为“经济管理”，言外之意，管理学与经济学是一回事，就是有差别也是所差不多的。时至今日，还有不少大学设有经济管理学院，管理学经济学在他们那里是一家的。更为令人惊奇的是，一些本来成绩很辉煌的“经济学研究者”，莫名其妙地在商学院中当上硕士导师、博士导师，给从来没有学过工商管理课程的硕士生、博士生们颁发“管理学硕士、管理学博士学位”。致使他们的弟子根本无法受到系统的管理学教育，难以完成规范的管理学学位论文。这点，诸位可以从我博客中的一些正在从事管理学论文写作的“博友”诉苦中略见一斑。当然，管理学的研究大门是敞开的，只要有管理学的研究兴趣、系统学习和研究管理学的相关知识并且愿意遵循管理学的学科研究规范，都可以进行管理学研究。尤其是管理学的研究规范应该给予重点关注。不少学者依他的学力、知识完全可以很好地研究并创造管理学知识的，但是，他们私下里根本不承认、不认同管理学是一门学科，片面认为管理学本身没有什么理论。这样一来，他们很难研究管理学。那么，什么是管理学的研究规范呢？这方面，德鲁克的管理学研究可以给我们较大的启发。
关于德鲁克的研究规范，西南财经大学的罗珉老师（他是为数不多的曾经师从过德鲁克的中国学者之一）最近发表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少有用的线索。德鲁克的管理学研究方法属于典型的经验学派方法论，强调“以问题为导向，以案例为基础”，这一方法奠定了以哈佛大学商学院为代表的“案例教学法”基石。根据德鲁克管理学的研究规范，（1）企业最高领导人的经营理念是管理学研究主要问题。必须从企业最高领导人角度去思考管理问题，经济和社会变化的发展大趋势，从而为经理人找到驾驭企业发展的“核心概念”，包括企业发展的目标、思路、措施和解决方案等。（2）通过组织来有效实施管理的职能。德鲁克的方法论立足于组织的有机结构，把管理看作是组织有目标集体行动的行动方案，通过管理可以使企业在遵循和发扬社会基本价值管理前提下得到持续发展。（3）组织中的个人是管理学研究的重点。组织中的个人行动动机、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等，是组织集体行动的关键，所以是管理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从上述论述可见，德鲁克的管理学方法在哲学方法论层面上看，显然是属于本体论和实在论。
在本体论和实在论层面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管理学和经济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独立学科。不能简单把经济学当作管理学，反之亦然。无庸讳言，经济学是管理学所涉及的关联学科。但是，它只是管理学涉及到的众多学科之一。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其它的行为科学等等，都是管理学所涉及并且需要不断吸收的理论养分和方法知识。就经济学而言，经济学只有按照管理学的学科规范进行改造之后，才能形成有用的管理知识并教给商学院学生及其他管理者。事实上，管理经济学、战略经济学等就是这样改造的成果。但是，如果把《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甚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等的知识，在商学院讲坛上、在管理人面前贩卖，结果只是笑话连篇。
当然，管理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差别，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界定清楚。但是就其功能和作用来说，是存在本质性差别的。这点，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建国教授有过专门论述，这里援引他的部分观点说明之。譬如，在经济学中，研究价格是为了提供政府用来提升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的政策工具；而在管理经济学中，研究价格则是为了给企业提供定价策略，目的是提升企业的垄断程度、打击竞争对手、赢取利润最大化。从这点看，管理学服务的对象是企业，经济学服务的对象则是政府的政策（当然，政府的组织运作也需要管理，这是另外的问题）；就作用的效果看，管理学更多是关注效率，而经济学更多是关注公平。前段时间，中国经济学在朗咸平等人炮轰下集体失语，与经济学这种摆错位置不无关系。如果中国经济学再不惊醒，不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方面维护社会公平、打击垄断、消除贫富悬殊，那么就是经济学家严重失职。同样道理，管理学如果不能在运用管理杠杆最高限度地发挥企业的资源优势和能力优势，打造企业竞争力，维持企业的竞争地位，那么就是管理学家失职。从这点看，经济学和管理学是一对天敌。作为管理研究者，我这样说好像是在请求别人“强奸”自己。然而，这是管理学和经济学客观的社会分工。作为管理人，也不全都是希望自己在“垄断”之中过日子，这样的管理学显得太窝囊。
（二）与德鲁克就“现代管理”问题的对话
在中国，“现代”一词已经用得很滥了。大凡是强调自己的理论、思想观点具有创新性、与众不同都喜欢冠以“现代”。君不见，什么现代咨询、现代营销、现代广告、现代传媒、现代减肥术、现代美容等等，不一而足。管理学中的“现代管理”是有其特定含义的，主要是相对于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或者说古典管理）而言。在德鲁克那里，现代管理一词其实与管理学是差不多的。因为，古典管理时期，管理学还没有正式形成学科、还没有进入商学院的讲坛，只是到了现代管理时期，管理学才正式形成学科并进入商学院讲坛的。开创管理学并把管理学请上大学讲坛的不是别人，真是德鲁克。为此，就如何理解和把握现代管理问题请教德鲁克是绝对没有错的。甚至可以说，理解现代管理也就把握了管理学最基本的内容了。当然，在现代管理中，有突出贡献的绝不只是德鲁克一个人，这就是管理学发展史上所说的“理论丛林”。
首先，现代管理是在批判“科学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科学管理有什么问题需要批判呢？德鲁克等人的这些批判对我们发展中国的管理学有些什么重要的启示呢？科学管理是按照西方的分析思维传统对生产活动过程所进行的一种理解和解决方案。这种思路的最大特征是把生产活动过程进行动作分解，从而发现对有效率的动作并推广之。正如后来的研究者所指出的一样，科学管理“从基本因素——一个工人在某一时间从事的生产过程出发来考虑问题。工商企业管理技巧的新态度正是由此发展出来的。”我个人以为，尽管德鲁克是从批判科学管理基础上发展出现代管理学，但是，现代管理只是一种“新态度”而已。德鲁克等现代管理学者批判科学管理的出发点是很明确的，由于注重分析而忽略了整体、由于注重成本控制而忽略了顾客、由于注重内部管理而忽略了外部责任和环境管理、由于注重投入产出分析而忽略了长远发展战略等等，这些都是现代管理所要解决的问题。说白些，现代管理对科学管理的批判是一种建设性、发展性的批判，并没有像我们国内一些管理人所采取的简单化态度，轻易地对科学管理进行指责、批判。中国一些管理人的这种草率态度，恰恰说明中国管理的“开放学习”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被动开放学习”遗风。被动开放学习的一个重大特点是，赶时髦，人家说“现代”就跟着“现代”，人家说“后现代”也就跟着“后现代”，这不是一个成熟的学习态度，需要从“被动开放学习”向“主动开放学习”。什么叫主动开放学习呢？完整地把握对象进行系统的学习、批判和发展，不是人云亦云。这方面，韩国堪称一个典范，韩国从来不会计较哪些东西是中国的？哪些东西是韩国的？结果，什么“商道”、“医道”、鸡鸣狗盗一股脑儿狂轰滥炸到“祖师爷”这里来了。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对韩剧不服，“不就是中国古典的一些东西加上现代大制作吗？有什么了不起！”不扯太远，这就是我想举例说明的“主动开放学习”——无我无它，只有价值！
其次，现代管理遵循从技术、艺术到实践这样一个发展和上升的逻辑。理解现代管理离不开科学管理，但是，如果我们在现代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比较优劣，问哪个好？哪个不好？那就要出大笑话了。这好比农村没有文化的老太太，一看到电影的正角和反角就要问：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甚至问：哪个是敌人？哪个是自己人？现代管理与科学管理不存在哪个好哪个不好的问题，如同筷子和刀叉不可比较一样道理。原因是管理是一个实践性强的学科，它的有效性取决于对象的特点。说白些，如果你的企业规模小，产品技术含量低，员工素质低，那么，科学管理肯定要比现代管理有效得多——这是现代管理与科学管理在横向面的比较。
如果从纵向面来比较，管理学确实遵循着从管理技术、管理艺术到管理实践（或者说是实践的管理）这样一个逻辑在演进。这里，笔者借用老马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来说的。这个逻辑至少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科学管理是管理学的发端，是现代管理“精神革命”的源泉，它演进的历史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管理学的开放学习角度看，如果我们试图简地单用“抢占战略制高点”的思维学习，那就等于“有三碗饭量”的人说，我就吃“第三碗饭”，不用吃第一、第二碗饭了。这种“抢占战略制高点”的学习逻辑，如果发生在管理学的“学术研究领域”那是很好的现象。但是，如果发生在应用研究领域、咨询领域、培训领域，那就是十足的“误导”了。不少咨询培训师为了招揽生意，抓住一个新概念大肆贩卖时候就是这样说的：他们的新概念就是“可以不吃第一、二碗饭的第三碗饭”。还冠冕堂皇地美其名曰：这就是“后发优势！”十足是江湖骗子的行径！现代管理经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艺术化发展（如，当时的企业文化热）之后，最终是走向实践阶段。所谓实践阶段，简单而言就像黑格尔三段论的正反合一样，是一种不分现代、传统、科学、古典的时期，只有“有用”——实践的结果往往都是回复事物本来的真谛。
最后，现代管理不是管理学的终点，而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可能细心的朋友会问，我这样的理解是不是说实践阶段的管理就是管理学的终点了？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里，我们不用黑格尔那种正反合的抽象思辨来理解，我们就用流行歌曲的唱腔说吧：“重点又回到了起点！”到现在，在西方国家已经没有什么人再去理会什么“科学管理”、“现代管理”，就像普通的美国公民、英国公民不再去关心“什么是现代化？”一样道理。原因很简单，有了几十年自驾车历史的人他还会关心什么是“斜坡起动”吗？那么，是不是说发达国家的商学院就不用教科学管理或者现代管理呢？不是的，就像驾驶学校一样要教“斜坡起动”一样，不管是管理学多么发达依然要讲“科学管理”。
把管理发展的历史用一种逻辑的方式进行理解、传播和应用——这就是实践！实践的观点看，在任何一种管理模式中，管理的艺术、技术问题将会永远存在。只不过不会像历史一样表现得那么原汁原味，不用那么长的时间。管理的艺术和技术这种一体性存在特点，可能体现为一个人的管理水平：从技术向艺术升华，也可能表现为一本管理教科书：先讲解最基础的技术，后讲解抽象的管理艺术；也可能表现为一个组织：先建立最基本的规章制度后升华为文化管理，最后达到“不用管理”的艺术境界、美学境界。
如果这样来理解现代管理，我们的管理人还会再去质疑德鲁克吗？
（三）与德鲁克关于“发展落差对中国管理影响”的对话
“管理没有终结的答案，只要永恒的问题”，这句话用来评价德鲁克也好，用来评价德鲁克为代表的现代管理也好，或者用来解释德鲁克为什么要批判“科学管理”等等，都是十分准确的。我认为，不论是推崇德鲁克也好，批判德鲁克也好，否定德鲁克思想理论在当代的价值也好，都必须注意一个现实：德鲁克所处的美国乃至欧洲社会历史发展水平与当今中国的发展水平存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落差。由于这种落差的现实势必导致一个问题，德鲁克反对的未必是我们应该反对的，同样道理，德鲁克主张的未必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其中，科学管理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知道，德鲁克诞生于具有典型的欧洲文化背景城市维也纳，个人的事业发展主要在美国。在德鲁克的年代（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是欧洲人普遍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注重分析是理性主义的表现之一）思想感到不满，试图寻求思想新生的年代。可以这样说，德鲁克德鲁克之所以成为管理学的一代宗师与他所诞生的这种特殊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首先，以分析为主要手段的思考方法和研究方法日渐式微，其次，在分析基础上的科学管理遭受挑战。最后，不确定性的管理问题越来越突出。可以这样说，德鲁克思想创造力的鼎盛时期，正好就是传统的理性主义遭受质疑的时期，也是托夫勒、贝尔等人所说的后工业或者后现代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西方国家管理的主题已经是解决后工业、后现代提出来的管理问题，包括人本价值失落的问题、社会关系紧张问题、人类前途问题等等，反正不是科学管理、早期现代管理的关注议题。
按理说，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诞生的德鲁克管理思想和理论，无论如何是不会受到中国管理人关注的。恰恰就在这一时期，地球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世界性的重大变局，那就是经济发展的全球一体化。在一体化时代，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在同样的起跑线上竞争。由于全球化的冲击，许多原本只有德鲁克他们关系的管理问题，突然变得中国也要关心了。如此一来，德鲁克的许多管理主张，尤其是晚年的许多主张，譬如对新经济的态度、对顾客价值的态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还有对科学管理的态度、对人类未来发展的观点，对未来管理发展的主张、对管理学研究的方法等等。所有的思想和观点全部混杂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这样，处于“开放学习”过程之中的中国管理人难免发生诸多的混乱，哪些可能照搬？哪些需要扬弃？那些需要创造性发展？诸如此类都很难梳理！在这种情况下，沿用中国文化中固有的“非此即彼”思维模式，或者简单地进行一分为二辨证看待，都无济于事。正确的方法是，明确中国与德鲁克所在文化背景的发展落差问题。
明确了这种发展落差，我们至少不会简单地空喊：“德鲁克救不了中国管理”、“不要迷信德鲁克”，或者“我们都误解德鲁克”。平心而论，德鲁克是管理大师中的大师，但是，德鲁克不是管理学的“神仙”，我们没有必要争论德鲁克对中国管理“是祸？“是福？”。相反，本着平和的态度研究、学习和批判就行了。况且，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和批判的管理学大师多着呢？为什么非要盯着“德鲁克”？为什么不能冷静地研究德鲁克的思想、观点有哪些是可以研究、学习和批判的，就像对待其他的管理大师一样。这样才是一个“主动的开放学习”态度！这种无畏的争论，说到底还是中国管理学者没有“主动的开放学习”精神。请注意：“主动的开放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行动，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最大表现是，不会简单否定谁，或者肯定谁，而是认真研究哪些值得研究？哪些值得学习？哪些值得批判？
明确了这种发展落差，我们不但不会简单地肯定谁或者否定谁，相反，我们还会把我们“否定的人”身上抽取出精华的东西，如同我们的老马批判黑格尔同时学习了他的辩证法一样。虽然德鲁克无论如何不会成为中国管理人否定的对象，但是，同样需要抽取出他批判过的“精华”。其中之一是科学管理。我不止一次著文倡导，科学管理永远不会过时，即使在历史上过时，在逻辑上仍然不会过时，永远不会过时。另一个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德鲁克“问题为导向、案例为基础的”管理学研究规范，也不会过时。同样道理，即使在历史的时间上“过时”（因为更新的方法在诞生），在逻辑上也不会过时。这是管理学自身的技术、艺术和实践的不同层次结构性质所决定的。面向未来，中国仍然在不断地开放和学习（顺便说明一下，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开放和学习是永恒的主题。不是说中国管理成熟了就不需要再开放学习！），在这种开放和学习过程中，理解管理的这种层次结构，我们就不会简单地采取肯定或者否定的态度，我们就会用批判、研究和学习的方法，进行分类、鉴别，从而为我所用。
当科学管理的精神已经内化为一种自觉和习惯的时候，科学管理也许不再是管理者所关心的议题了。但是，当科学管理的精神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时候，不去关注科学管理，那就是试图想“直接吃第三碗饭就可以填饱肚子”的幻想、是违反管理由技术向艺术逐步发展和升华的逻辑盲目者、是背离由管理技术向管理艺术演进的历史无知者——无论是疯狂非议德鲁克，还是盲目推崇德鲁克，都是一样的愚蠢和无知！
（四）与德鲁克就“管理需要历史分析方法”的对话
由上述分析得知，管理在逻辑上，是由技术、艺术上升到实践的结构，是一个从具体上升为抽象的过程，是一个有层次的结构；这样一个结构，从时间延伸上看，同样遵循着由技术阶段、艺术阶段向实践阶段进行演变和发展的，是一个有规律的历史演进过程。因此，理解管理需要坚持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评价一个管理学家的思想理论，还可以为我们理解一个管理学派（包括不少人喜欢说的“中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尽管我极力反对这种简单的贴标签），进一步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管理文化。此外，还可以解释中国管理学发展的大致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明确中国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
我们首先看看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近代化、现代化的发展一般经历这样一个路径：一个国家从封建社会脱胎而出，过渡到现代社会。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也可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也可能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还有可能是共和国家或者是君主立宪国家。各种形式不一而足，反正不是王族国家、家族天下。在这个基础上，它国家管理的发展路径一般是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军人管理国家、技术官僚管理国家、最后是管理者来管理国家。当然，国家意义上的管理者显然不能等同于工商管理意义上的管理者，这点不用多说。至少，国家意义上的管理者在知识结构方面表现为政治学、法学、公共管理等等，一般管理学也是其中之一。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演进历程呢？换而言之，这样的演进过程与管理议题是什么关系呢？其实，这就是管理由技术、艺术向实践转化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
我们知道，管理活动的形态，包括谁来管理？管理什么？通过什么手段进行管理？等等，都是由管理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所决定的。当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国际安全和民族独立问题时候，军人管理顺理成章；当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时候，技术官僚首当其冲；当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公平、民主建设、协调发展和持续发展时候，管理官僚就变得非他莫属了。工商管理一样道理，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创业时期、产品经济时期，它的管理议题主要是资本问题，这个时候“资本家”管理顺理成章；当企业发展到市场竞争时期，技术人员的管理就首当其冲；当企业普遍发展到多元化竞争时期，管理水平成为竞争致胜主题时候，职业经理的管理者变得非他莫属。在具体的一个企业之中，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当企业处于创业和立足时候，肯定是投资者在进行管理。这个时候，说白了，他是在管理自己荷包中钱不至于丢失，因为未来能不能赚钱还是未知数，先管好到手的钱。到了创业完成之后就是考虑在竞争中维持优势的问题了，那就是自然想到降低成本、确保产品质量，同时，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差距问题暴露了，开始任用技术官僚——进入管理的技术时期。尽管竞争很激烈，有不少企业惨淡经营甚至关门大吉，但是也有少数企业因为自己的产品成本和质量还是可以不断改善，终于在市场中脱颖而出，通过购并和扩张成为从小企业发展成为大企业。这个时候开始任用专业的职业经理人——企业的管理也逐步由技术层面向艺术层面发展和演变。当然，不是说企业大了之后自然就会由管理技术向管理艺术的层面转变，但是，随着组织的不但扩大，经营活动的范围扩大、资源性质的变化以及驾驭资源的能力（尤其是作为动词用的企业能力）要求也发生变化，管理活动面临的任务和管理主题都在发生变化，所有这些变化的结果就是管理艺术的需求不断凸现。如同我们进行管理学研究一样道理，当从事低层次管理学研究的时候，我们更多是需要充分占有资料，但是当我们从事高层次管理学研究时候，更多是需要驾驭资料的能力、水平，当然也可以把这种称为理论。企业不断壮大同样需要运用理论来进行管理，而不是仅仅是制度和规章管理。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在互联网时代，什么人最能创造，不是拥有最多信息者，而是拥有驾驭信息能力的人，包括对信息进行过虑、储存、分类管理和快速调用等等。总而言之，管理艺术关注的不是具体怎样管理？而是为什么要这样管理？明确了“为什么“之后，管理者自然知道该动用什么样的管理人以及采纳什么样的管理工具。
上述分析框架，同样可以用来审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模式问题。我坚决反对胡乱贴什么“中国式管理”的标签，但是，坚信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管理文化肯定是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尽管具有这些特色不等于就可以简单贴“中国式管理”标签，原因在于，仅仅由管理文化上的特点还不足以形成一种卓有成效的管理模式。譬如，日本的管理不但有文化上的因素，譬如“年功序列制”，而且有他管理技术上的因素，譬如“田口质量管理”，这些，管理艺术和管理技术融会贯通的管理模式，就可以称为成熟的管理模式乃至日本管理都没有问题——也就仅此而已！如果简单贴个“日本管理学”那么就显得荒唐了！原因在于，日本管理学的内含和外延不清晰。就外延看，谁也无法区分日本管理学与美国管理学（事实上就没有美国管理学）。因此，日本人也从来没有“日本管理学”这一说法。
具体到中国管理问题，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精神资源可以挖掘并升华为优秀的管理艺术。事实上，日本、韩国，还有其它的英语国家，都有不少人研究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精神养分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据此宣称：“鬼老都在向我们靠拢了，我们还在等什么？原来最优秀的管理就在我们的故纸堆里！”这就大错特错了。原因其实很简单，我们还没有形成成功的管理技术，就是管理艺术也没有进行现代改造，还没有与管理技术进行有效的融合，何来中国管理？即，如果对中国管理进行艺术和技术综合审视，我们现在是没有成熟的管理技术，管理艺术也还在探索阶段。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目前的中国管理，总体上还没有完成科学管理阶段的基础工作，更别说管理艺术阶段。因为，管理艺术与管理技术是互相依赖的，没有管理技术支撑的管理艺术是华而不实的空话，是似是而非的襳语，是昙花一现的美丽光环……这不是负责任的管理人之所为！更不是有历史感的管理人之所思！
面向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的文化将逐步在世界的人类文明中焕发出时代的光芒。我不敢轻率地附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这一断言。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强大，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水平不断提高，自身长期以来养成的积习和陋习得到有效克服，古老华夏智慧中的优秀文化基因得到现代转化，那么，中国乃至整个中华文明都会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列，与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民族共同平等地分享人类创造的福祉。中国管理，将作为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浩瀚星斗中一颗闪亮的星光，她必将照耀和温暖着中国管理人充满未来期待的热情、在挫折中矢志不移的眼泪和在艰难发展路上孜孜不倦地付出的辛劳。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中国目前的管理现状离这一天还有一定距离。为了迎接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中国管理人必须：重点关注管理的艺术、技术和实践的一体属性，彻底淡化“中国式管理”，走出管理的艺术与技术分离的“怪圈”，共同打造中国管理艺术与管理技术同步发展的新格局——这是中国管理发展的主流和方向！也是管理人的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