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农民工低工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民工荒”只是个别地区、个别行业的个别现象，低工资依然外出打工仍然是一个主体的事实。以下资料旨在为农民工低工资及相关问题提供一些学理阐释。
绝对的低工资与相对的满足
搬家，与搬运工闲聊得知，他们一趟活儿挣5块钱，一个月也就是三四百元；常去某家饭店吃饭，与服务员熟了，偷偷告诉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七扣八扣，剩三百多就不错啦”。这么辛苦，收入这么低，那为什么还干？答案很简单：“在家连这儿也挣不到，俺比没出来的同学强多了”。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关键在于参照物的选择。智者奥修讲过一个好玩儿的寓言：一只公鸡带着一群母鸡散步，邻家的一个足球飞过来，公鸡凑上去研究了半天，痛苦了：“唉，不是我说你们，看看人家隔壁母鸡的作品！”
马克思说：价值是从人们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产生的，穷人的小屋只有在富人的宫殿下才成为茅舍。社会学家彼德·布劳说：对报酬的期望与参考群体密切相关，不满意不是由自己贫乏的报酬引起的，而是由其他人更高的报酬引起的。
边际效用理论的先驱戈森在其划时代的著作《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中，对绝对价值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价值和满足是相对的，是因地因时因人而异的。功利主义奠基人边沁说：穷人额外一美元的效用大于富人额外一美元的效用。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参照种地农民的收益，他们比较知足了。E·R·沃尔夫认为：“农民的主要追求在于维持生计，并在一个社会关系狭隘的等级系列中维持其社会身份。”一人出来，全家脱贫。他们在城里的低收入，维持了全家人的生计，维持了在村里的面子。
按照补偿性工资差别理论，农民工的低工资，由他们到城里工作开眼界、长见识、学本领以及虚荣心的满足，而得到了一定的非货币补偿，这也就是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说的非物质报酬。
美国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在《社会学二十讲》中说：“理论是对个别事物的抽象”。对上述事实的理论抽象就是：心理平衡程度、满足程度与“下参照群体”成正比，与“上参照群体”成反比。善良无奈的农民工大多选择“下参照群体”，这是低工资依然外出打工的内在原因。
以下这则媒体报道可作为论据。调查显示；农民工对目前的工资水平总体认可，不满意的比例只有1/5，74.1%的调查对象选择继续外出务工。
但这不能作为老板们压低农民工工资的借口，只是对农民工低工资还有人外出打工的一种解释。
低工资与低消费
追溯工资理论史，结论令人苍凉。从李嘉图、马尔萨斯的生存工资论和拉萨尔的工资铁率，到刘易斯、拉尼斯等的二元经济模型，关键词就是“生存工资，”主要内涵两句话：一是实际工资固定在仅够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水平，也就是维持最低生存的水平；二是这种状况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保持稳定不变。
农民工今天的生存状况依然验证着大师们的理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生活在维持最低生存水平的状况；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是名副其实的穷人。阿马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这样界定：“穷人是指这样一种人，即按照社会的传统行为方式，其收入不足以满足规定的最低需要”。
“最低需要”的定义是一个合成向量，从基本需要到最低物品成本的函数转换，不仅取决于价格，还取决于人们的风俗和消费习惯，确实很难量化，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吃得比猪还差，挣得比农民工还少。”一些“愤青”以此自嘲确实有点夸张，但形容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有贴切的一面。
先说“住”。“非典”期间，笔者参加一项调研发现，在不到70平米的工棚地铺上，挤着41位农民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民工问题调查报告》数据证明，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在5平方米以下的占37.2%；装修民工住在充满粉尘和有毒气体的装修房内，建筑民工住在框架楼内，等等。
再说“食”。不久前，笔者到某服装厂参观，特意抄了食堂的菜价，最好的菜是八毛；陈化有毒的“民工粮”因大量销往工地而得名；民工集体食物中毒的报道屡见报端。
人的生活是由工作、休息、娱乐等元素构成的，缺少了生活质量就打了折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你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农民工为了微薄的工资，放弃了太多的东西，正如西斯蒙第所说：为了维持温饱的报酬，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全部享受和全部休息时间，不断在贫困中挣扎。
农民工最揪心的牺牲是由于经济条件等因素限制，不能为下一代提供良好的受教育机会。调查显示，农民工带学龄前子女的仅占百分之14左右，即使带到城里，也无力接受较好的教育，这将导致贫困的“世袭”。
萨缪尔森说：“劳动力的质量，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劳动力的相对价格被政府的招商引资严重扭曲了，教育服务的价格被垄断教育的机构严重扭曲了，这两种价格扭曲恰好导致一种“低水平陷阱”——劳动者无力交纳学费从而劳动的人力资本含量保持在低水平均衡状态，同时，这一低水平均衡状态的人力资本含量恰好对应着劳动价格的低水平均衡状态，那么，中国经济会不会被长期锁入在低水平发展的陷阱里？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声称,在中国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赢利。这其实创造了一个“低技术陷阱”,使中国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
劳动力价格构成应该包括劳动者衣、食、住、行、医疗福利、精神生活、知识更新、后代抚养等方面，而农民工的劳动力价值是不完整的。底工资迫使农民工低消费，只有低消费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再者，大部分农民工的“两栖”生活模式，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生存成本，弥补了其低工资的不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说：“你不能凭部分的富裕和繁华来判断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大量廉价劳动力存在，就是大量痛苦的穷人的存在，而大量穷人存在，不是我们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的发展目标。
高流动成本与低工资地区就业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如果往高处走的成本太高，人也就不得不往低处走了。林理升等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运输成本、劳动力流动与制造业区域分布》一文证明：如果劳动力流动成本比较低，低工资地区劳动力就会愿意向高工资地区流动。由于流动成本高，低工资地区劳动力不愿意向高工资地区流动。
赵耀辉对四川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的结论是：巨大的货币和非货币迁移成本，是阻止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障碍，包括交纳的各种管理费用、高额的房租、子女教育费用等，非货币成本包括不稳定感、受歧视等。
资料显示，地级市及县域经济体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体。2004年江苏农村外出劳动力中，有67%的人选择的外出地为地级市及以下城镇，其中39.8%的农村外出者选择的是地级市，21.4%的人选择的是县及县级市，6.6%的人选择的是建制镇。转移到北京、上海等直辖市的只占15.6%，选择转移到省会城市的比例更少，只占13.5%。农民外出从业者主要在本省内就业。
亨利·费尔普斯·布朗说：在地方劳动市场上，工资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农民工的低工资地区就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农民工的工资。
低工资与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
笔者居住小区的电梯工发高烧。问她为什么不请假休息，答：“哪敢啊，物业头头的亲戚们在后边排着队呢，请假正好找茬儿把俺开了”。
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低和增长速度慢，重要原因是由于在我国的农村地区长时间所积累起来的大量“隐性失业人口”，再加上改革以来累积的失业人口与每年新增劳动力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严重失衡造成的。我国即使保持9%的高速增长，每年也仅能新创造出不到2000万的就业岗位，这种供求失衡短时期内难以缓解。
蔡尔德认为：工资率一方面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一方面取决于这种需求所引起的供给。用亚当·斯密的“有效需求”理论解释，供给大于有效需求量时，价格就低。
穆勒认为：工资由竞争和习惯确定，主要由竞争调节。工资高低受劳动竞争者数量与雇佣工人的基金总额制约。劳动竞争者数量减少，雇佣工人的基金总额增加，工资就提高；劳动竞争者数量增加，雇佣工人的基金总额减少，工资就降低。
M.N.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说：劳动力供给越多，企业主更换工人越容易，那么，工人的力量越小，工资也就越低。
阿琳·霍格认为：对于做菜的工人，较抵的需求和较高的供给决定了较低的价格。对于最顶级的网球手，较高的需求和有限的供给导致了较高的工资。
杜阁的伟大发现是：在一定条件下，扩大生产会引起报酬递增，超过一定限度，会发生报酬递减。西斯蒙第认为，竞争迫使企业主压低生产费用、减少工资支出，同时也使利润率下降。
一台只能乘坐十人的电梯，一旦有15人要乘坐时，至少会有5人要承受等待下一轮乘坐的代价。农民工供给市场呈现的就是这种经济学上的“拥挤效应”，导致了规模不经济的后果。拥挤成本上升，产生价格竞争效应，份额越高，厂商越多，不可移动要素价格越高，产品竞争越激烈，厂商赢利也就越困难，也就越难以提供较高的实际工资水平。
低工资与无组织
一个群体的力量，不取决于他们的数量，而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农民工虽然是一亿多人的庞大群体，但由于他们的无组织现象，使其在与雇工方的议价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
M.N.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说：在供求关系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劳动和资本组织力量不同，工资也可能很不一样。
劳德尔·厄尔曼认为：无组织的劳动力市场，他们很难达成一致行为，很难集体谈判，雇主用奖励和惩罚的最低开支组合，轻易就可以瓦解他们。
布拉德利·希勒说：工会工人的工资水平比非工会工人的工资水平明显偏高。工会通过将一些工人排斥在一个产业之外获得高于均衡工资的工资水平。那些被排斥的工人增加了无工会市场劳动力的供给，降低了该市场的工资水平。曼昆例举美国的资料表明：工会工人比非工会工人的工资高出10%到20%。
马歇尔说：如果一个工人有（木号）腹之虞，则他对货币的需要（货币对他的边际效用）是很大的。如果开头他议价方面处于劣势，并以低工资受雇于人，则他对货币的需要仍然是很大的，他也许继续按低工资出卖他的劳动。这种可能之所以越大，是由于在劳动市场上议价方面的优势往往处于买主方面，而不处于卖主方面。
正如布拉德利·希勒所说：“无论多少人愿意工作，都是由雇主来决定有多少人实际得到工作”。主观上，农民工总体认同目前的低工资，是权利缺乏下潜移默化形成的悲观认知；客观上，如康迪拉克在《商业和政府》中所说，一旦买卖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这种低工资就被当成一种规则。
议价理论起源于纳什的开创性工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长足的发展，代表性的有管理权模型、效率议价模型以及东欧的工资与就业议价模型。陆铭《工资和就业的议价理论》一书，将西方议价理论本土化，提出由政府、企业和职工三方参与的议价模型，指出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就业数量与工资水平偏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优水平。
农民工低工资与某些行业高工资
经济蛋糕是个常数，有人多吃了，有人就得少吃。与农民工收入长期停滞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某些部门与社会群体工资水平的相对快速上升，如垄断部门。广东电信人均年薪40万元，中央直属企业集团领导人员的年薪约为45万元左右，有的大集团公司董事长年薪收入达到百万元以上。
政府部门和那些行政性的垄断部门所提供的昂贵的服务或产品增加市场化程度较高部门的运行成本，这些高昂的成本不仅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使经济蛋糕的减小，而且还会由于这些部门的成员切取了经济蛋糕较大的一部分，使其它部门的成员所得到的部分减小，其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了。
低工资与劳动力市场分割
社会是按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分层的，劳动力市场也随之被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各自有自己的工人和雇主，劳动力也各自有自己的价格行情。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把美国劳动力市场分为三个部分：次等劳动力市场、次主要劳动力市场、独立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其中，次等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工作稳定性最差、待遇最低。
文森特·帕里罗等的《当代社会问题》中说：虽然所有的工作都对社会的运作发挥着作用，但报酬的等级化制造了社会的等级层次，其中最底层的人收入相对较少。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工资。
曼昆《经济学原理》介绍，生活水平取决于我们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生产率高的工人工资高，生产率低的工人工资低，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美国，普通医生年薪20万美元左右，普通警官5万美元左右，普通农业工人仅2万美元左右。
不同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是不同的，每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是不同的，不同工作的工作特点、每个人的天赋不同、努力程度不同、机遇不同、工作效率与质量的差异等等，都会造成工资水平的差异。陈彩虹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非常之大的，人们由劳动而得到的财富分配差别也是非常之大的。
处于转轨经济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二元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有着完全不同的工资和就业决定机制，这也是农民工低工资的结构性原因。
关于农民工低工资与歧视的关系，相关论述甚多，篇幅关系，不觜。
应该从发展的、全局的视野看农民工低工资问题。库兹涅茨发现，工资差别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存在一种规律性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差量较大，在经济发达时期差量较小。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往往选择非均衡发展战略，在特定阶段鼓励效率优先，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可以造就具大的原始积累，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是必然的。
巴斯夏《和谐经济论》强调：若生产总值增长，劳动所提取的份额，也应该按比例增长，劳动者及雇主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和谐。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