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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gler与1982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大会上的纪念演讲指出，“任何一个科学体系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都是直接来自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它想要推行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理论的大多数重要出发点，都是对不断变化的现实问题所做出的智识上的反映。”在资源环境生态问题日趋严重的今天，经济学界对这一真知灼见似乎显得有点麻木。主流经济学对可持续发展共识的视而不见源于自身理论的窘迫。目前，非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界外学者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局限做了大量分析，笔者仅从主流经济学的两个“悖论”来剖析其所处的困境。
一、“价值悖论”。所谓“价值悖论”就是价格对价值的严重偏离，亚当.斯密（1776）认为，“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价值悖论支持了微观经济学的范式转变：即研究重心从使用价值转向交换价值，从生产领域转移到分配领域。于是交换成了微观经济活动的焦点和主要环节，经济行为的目标从价值创造领域转向价值分配领域。经济活动追求静态均衡，经济资源的配置以Parreto效率为标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被抛弃，边际效用价值论通过“边际革命”推向极至。边际效用价值论把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数学化、模型化，马歇尔综合了边际价值论和市场供求论，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实质上成为资本主导整个经济过程的理论说教，也导致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神化。由于边际价值论确立了资本的强权地位，在价值蛋糕的分配中，资本自然就获取较大份额。资本供给者成为分配活动的主角，劳动供给者作为消费活动的主体成分却无法在分配中拥有话语权。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活动的终点是消费而不是分配，当在分配中的大部分价值不能顺利转变为消费动力时，经济就会出现失衡。当高度发达的生产能力与社会主体成分的购买力不匹配时，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就会激化。当拥有巨大物质消耗能力的工业经济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和弱肉强食的私有制相结合时，对财富尤其是对自然财富的巨大浪费不可避免而且极度惊人。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就是这种矛盾集中体现。
生产与消费的这种矛盾是制度层面的表征。当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向更大范围扩张时，价值层面的矛盾也会激化。工业经济是以高投入、高消耗和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物质经济”，这种“物质经济”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提前“支出”基础之上的。20世纪创造的物质财富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财富之和，物质财富的80%控制在20几个发达国家手里，发达国家也就是所谓工业化国家，几乎都是资源储量非常少的国家。他们依靠早期的殖民手段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物质财富，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二战以后，原来的资本积累优势转化为科技领先优势、经济竞争优势和世界利益分配格局的话语权，在他们主导的政治经济规则之下，以资源高投入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继续扩张，并以此为依据将国际社会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消耗难以为继和环境承载力不堪重负，发达国家及时地完成或正在进行产业升级，实现信息化。信息化固然在表面上看来减少甚至替代了资源的大量消耗，但是它仍然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发达国家只不过是把资源消耗的经济活动和生产环节转移到外部（发展中国家）了。这是资源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在全球范围的转移。这样，在资源日益稀缺的今天，后起国家通过早期的工业化途径实现本国的财富增长的道路越来越窄了。
“价值悖论”导致物质流与价值流的背离，在自然资源面临空前消耗的语境下，可以说“价值悖论”是一个伪命题。边际效用价值决定论走到尽头，资源价值理论亟需进行综合与创新，进而孕育着经济学的空前革命。
二、“节俭悖论”。所谓“节俭悖论”就是储蓄成为经济增长的紧缩性因素（凯恩斯1936）。节俭悖论则支持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式转变：即研究重心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从供给领域转移到需求领域。金融成了宏观经济活动的焦点和主要环节。当经济增长片面追求以货币为符号的GDP增长时，经济运行就脱离实体层面转向虚拟层面。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用于社会再生产的储蓄需要通过金融中介环节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根据Harrod—Doma模型，只有S=I时，才会出现合意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等，而这种“刀刃上的增长”要想实现又是何其难也！当货币供给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满足投资需求的资本时，储蓄就成了经济增长的紧缩性因素。因此，刺激需求成为首要选择。总需求管理是以乘数理论为主要依据，乘数效应的作用以过剩经济为条件。所以凯恩斯经济学也叫萧条经济学，也就是过剩经济论。由于凯恩斯过分强调需求的作用，并把生产过剩视为刺激需求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忽视有效供给的引导作用，其极端必定是把经济活动引向更大规模的浪费。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滞胀就是最好的证明。经济活动的过度虚拟化带来的是物质流与价值流的背离，危机就不可避免，浪费则是成为必然。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一针见血地指出来了，而凯恩斯把经济过剩解释为有效需求不足，转移了理论视线，减轻了政治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责难和压力，通过一些治标不治本的策略增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我们暂时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谈，仅从技术的角度或微观层面就可以对生产过剩进行解释。生产过剩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脱离的结果。这种分离是人性自利和信息不对称的结果。人性自利和信息不对称，作为一种经验假设，可以适合于任何一种经济形态。但是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人的自利性的引导和信息不对称的克服程度是不同的。以自由市场自诩的资本主义对原教旨市场主义的过度崇拜自然也会受到市场规律的过多“眷顾”。因此，“节俭”并非总是悖论，它只适用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语境。市场的盲目竞争、政府的滞后调节因为物质流与信息流的分离而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罗斯托曾把经济增长分为六个阶段，其中，早期阶段需要至少20%的储蓄率，后期则是一个大规模消费阶段。这也反映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节俭”的理解是不同的。从资源消耗的趋势来看，她关于大规模消费阶段的推断是需要推敲的。那种认为大规模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必经阶段，认为节俭导致经济紧缩的观点在资源日趋耗竭的今天，不再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了。
如果说“价值悖论”导致物质流与价值流的背离，微观上存在资源浪费的条件， “价值悖论”因此成为一个伪命题；那么“节俭悖论”不仅具有物质流与价值流的背离倾向，而且还引起物质流与信息流的分离，导致宏观上的资源巨大浪费。“节俭悖论”自然也成为一个伪命题。
既然主流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支点都是伪命题，那么，当前经济学的“真问题”是什么呢？循环经济的现实推动和宏大实践已经为学术界提供了理论线索，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开始了对“真问题”的追寻。一场经济学理论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