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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有企业产权保护方面屡屡出现问题，除了法制不健全的原因外，与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的某些观念、思想认识也有密切的关系。本文想就几个比较突出的理论问题谈一点见解。
首先，关于私人资本对工人的剥削的问题。企业，无论是私有企业，还是公有企业，是否存在着对劳动者的剥削问题？这个，并不能一概而论。本人在刚读研究生的时候，遵守规定细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当时就发现马克思在讨论劳动的时候，忽视了对管理这种特殊劳动的价值的分析。前不久，本人在互联网上看到上海一位青年学者在网上发表的一本书，重新引起了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思考。这位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论断，比如：“商品交换的的根本原因不是‘你有我无’，而是为了‘节约劳动’”、“仅仅劳动时间一个因素，不能决定商品的交换比例”、“商品交换的实际比例取决于对异种劳动的估价和对商品的需求迫切程度等主观因素”、“商品能够长期而稳定地贵卖。利润可以来自‘消费者酬谢’”、“‘物化劳动’能够劳动，能够创造价值”、“资本自身存在生产力。资本的生产力也能够创造价值”等等。对其多数观点，本人是赞同的。
其实，传统剩余价值理论的薄弱环节并不是很难找的。这里，本人只想再举出一点。这一点，自己与那位青年学者不谋而合。这就是：传统剩余价值理论完全忽视了投资风险的存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机器可以轰鸣，工人可以生产，但是谁也不能保证生产出来的东西一定能卖得出去。如果卖不出去，别说获得“剩余价值”，可能老本都得赔上。这就是风险。社会生产要想维持进行，风险必须要有人承担。商品生产的风险承担者显然首先是资本家。在一定的意义上，“利润”是对“承担风险”的回报。
无论什么社会，都存在着分配不等甚至分配不公的现象。“暴利”现象确实存在。但是，当一个资本家在市场上通过自愿交换获得了暴利的时候，我们主要应该谴责“反暴利法”的缺失和无效，还是谴责资本家的“爱财”和“贪婪”？我想首先还是应该谴责前者。国家存在的首要目的就是遏制人性丑恶方面的恶性膨胀，国家政权没有尽到这个责任，却要人不“贪婪”、不“爱财”，甚至干脆把资本家取消，其结果只能是带来更大的问题。
资本家也好，企业家也好，都应该理直气壮地去追求利润，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是他们的本分，----当然，除了要依法追求外，还应当有点社会责任感。
二
产权，即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这是对的。确实，产权，就是一种经济权力。人，谁不想拥有更大的经济权力乃至政治权力、文化权力呢？
人们普遍把公有制（国有制）和私有制对立起来看。其实，依我之见，从理论上来说，二者的产权是一致的，都是私有制。国有资产从理论上来说，最终不是每个国民的资产吗？所谓“私有化”，实际上是让每个国民实际握有理论上具有的资产。国有企业，说起来很好听，资产是归全民所有的，但是全民怎么行使资产主人的权利？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创造出全民真正能够管理全部国有资产的办法。国有企业浪费严重、效率低下，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也就是所谓“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试想，在一个大宅院里，当主人永久性出差的时候，一群仆人在宅院里能干出什么好事？干好事的几率有多高？尽管这里的仆人有的叫做政府官员，有的叫做企业负责人。
私有企业，实际上就是股东比较少的企业。在这里，所有者的利益很清楚，所有者甚至依照股份的多少直接参加决策。鉴于人的追求财富的本性，一般来说，私有企业的效率不会低于国有企业。关于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效益的比较，联合国贸发会议也曾作过调查。经过对非洲27国10个部门500家公司的估算，国有企业的效能指数平均低于私营公司。当然，由于种种因素，也有搞得好的国有企业。但是搞得好的是少数，搞得不好的是多数，这是普遍现象。
加入关贸总协定带来的竞争压力，壮大民族经济的新考量，都使得“私有化”成为许多国家的新政策。从七十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陆续开始了“私有化”进程。较早的是智利，国有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73年的近百分之四十，降到1989年的百分之十四。阿根廷从1990年开始，在两年里，就把电讯公司、航空公司、电视台、石油矿藏管理局、高速公路、铁路、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钢铁厂、530处房地产、国营跑马场等，都出售给了私有企业。其实即使在发达国家，比如英国和日本，也进行了相当规模的私有化。美国的国有部门比例较低，只占百分之五，没有多少可私有化的，于是有人提出要将某些政府部门的工作移交私人公司来做。1999年5月，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美国政府道歉说是情报失误，美国媒体提出要求将美国中央情报局私有化，以减少情报的失误。
既然私有企业效率高，又不要政府多费心去管这管那，为什么有些国家还是迈不开私有化的步伐呢？从思想认识来说，一方面是所谓剥削问题，另一方面是“经济权力”的问题。经济权力问题，似乎又可以分两方面来谈，一方面是所谓“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人的社会地位问题。“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问题也就是自由竞争，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这个问题，现代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任何经济都会有周期，也就是繁荣和衰退的长波周期、短波周期等，如果几种周期恰巧碰在了一起，严重的衰退自然会出现。另一种观点认为，严重衰退是资本主义的幼稚病，而不是不治之症。国家宏观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熨平经济波动的波峰和波谷，使经济较为平稳地发展，当年的大衰退是宏观管理不善的表现；尤其是在现在新经济出现的情况下，情况更加复杂，更不能用那个矛盾去推断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当然，今天的资本主义早已经不是当年的资本主义，有人把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叫做“新资本主义”。
关于社会地位问题，也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如果大家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充分尊重每个人的人权，经济权力的意义就会下降。尤其新经济出现以后，知识、智力水准的意义不断上升，资金资本的意义在下降。另外，私人投资即使主观上是为了自己“发财致富”，客观上也为社会做了贡献。私人投资，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增长，还有丢失的危险。它赚到利润的时候，也要先纳税。而利润，如果用于扩大再生产，只要没有形成垄断，它仍然是很有益的社会投资。
三
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社会改革试验。它对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国家的人民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以我之见，共产主义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翼，而不是什么高级阶段、低级阶段。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以暴力夺取政权、实行生产资料公有、一党专政为特征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甚左的一翼。
据考证，“社会主义”一词来自古拉丁语“伙伴”、“善于社交”那里，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就出现了。关于何人最早使用这一名词，有十多种说法，但是人们一般认为1841年欧文撰写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书，确定了社会主义概念的一般含义。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在效率与公平这一对矛盾中，社会主义侧重于公平；在竞争与合作这一对矛盾中，社会主义侧重于合作。在发达国家，共产主义运动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但是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在进行。事实上，一些社会主义政党通过竞选在欧洲长期掌权，以立法的形式推行了大量社会主义的措施。这也就是所谓“福利国家”的来源。社会党的全称就是社会主义党，尽管里面也有一些细小的派系。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由于暴力主义盛行，没有最基本的民主制度框架，要推行社会主义的措施，要上台执政，也许不得不采用暴力夺取政权的办法。不过，无论是议会道路，还是暴力夺取政权，还只是掌权的策略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还要看上台后推行的是什么路线、政策。共产主义国家普遍是经济上强力推行高度的国有化；政治上高度集权；文化上标准答案不得质疑。这种路线的结果怎样呢？现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了答案。
中国的经济改革，说到底是在经济上从极左摆向中左。政治上，文化上，有人说没有改革，但本人认为也是有改革的，也不是那么左了。全世界现在都出现了政党趋同现象，即左的往右偏，右的往左偏。趋中才能得到更多的选票，才能代表更多的人，中国的变化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但是路线修正总是受到大大小小框框的限制。中国的变化也受到了执政党某些框框的限制。这一点，大概执政党自己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了。
没有框框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的大框框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社会党的大框框也是要搞社会主义，那么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改称社会党，明确地全面地抛弃极左路线呢？
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党将更有生机，国家、民族将深受其惠，世界也将得益。
四
本人想在此援引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的几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立宪国之有言论，如人身之有血脉也。人身之血脉有所停滞，则其人之精神必呈麻木不仁之象。社会之言论有所阻塞，则其国之政治必呈销沉不进之观。盖立宪政治之精神，即在使国民得应有尽有之机会，对于凡百国政，俾人人获以应有尽有之意思，如量以彰布于社会。而社会之受之者，亦当以虚心察之，不当以成见拒之；当以尚异通之，不当以苟同塞之；当存非以明是，不当执是以强非；当以反复只讨议求真理，不当以终极之判断用感情。如是则真正之理实，适宜之法度，始得于群制杂陈，众说并进，殊体异态，调和映待之间，表著于政治。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之所以可贵，而代议政治之所以为良也。 李大钊：1917年2月22日
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世间本来没有“天经地义”与“异端邪说”这样东西。就说是有，也要听人去自由知识，自由信仰。就是错知识了，错信仰了所谓邪说异端，只要他的知识与信仰，是本于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实，一则得了自信，二则免了欺人，都是有益于人生的，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远好得多。
李大钊：1919年6月1日
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就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像这种保守停滞的国家社会，不但自己不能独立创造文明，就是跟着别人的文明一同进步，也不容易。 陈独秀： 《法律与言论自由》
作者简介：大学学电讯工程，研究生读新闻，为中国第一届新闻研究生，前人民日报编辑。 电话： （010）84703239， Email: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