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众多的当代管理学家之中，查尔斯8226;汉迪（Charles Handy，1932－ ）显得与众不同。这种不同有四个方面：第一，他来自爱尔兰，祖上是克伦威尔派来镇压爱尔兰起义的英军中尉，所以他是正儿八经的盎格鲁－爱尔兰人。“盎格鲁－爱尔兰人”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称谓，从最简单的意义上来说，在爱尔兰人眼里他们是英国人，在英国人眼里他们是爱尔兰人。这种天主教徒中间的新教徒“孤岛”生涯对他影响极大。其次，他当初并未主动选择管理这个行业，而是由古典哲学起家的，“言必称希腊”，动不动就搬出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的学术习惯，使他同商学院出身的管理学家相比总显得有些另类。第三，他成名以后既不从事企业经营也不从事管理咨询，而是英国BBC“今日思潮”节目的“脱口秀”主持人和两份杂志的专栏作家。在他的头衔里，曾经是壳牌的经理人员，曾经是伦敦商学院教授，曾经是宗教性质的温莎堡圣乔治学院学监，最后，只剩下了自由职业者一个“头衔”。第四，他的管理学著作，与其说是谈管理，不如说是谈人生和思想。由于这些原因，汉迪不属于管理学教材中介绍的任何一个管理学派，甚至在大量的管理学书籍中看不到他的踪影。尽管有评论者把查尔斯8226;汉迪与彼得8226;德鲁克并列，但是比起德鲁克来，经理们知道汉迪的人少之又少，甚至很多管理圈内的知名人士，也没听说过这个人。这种特点，造就了汉迪的特色。他并不就管理问题专谈管理，而是在对社会问题进行哲学思辨的过程中“附带”进行了对管理的思考。他不同于任何一个学院派或者实务派的专家，但他又有一定的学院经历和实务经历。他擅长于对现实中的管理问题连续追问。任何事情，都招架不住他这种连问三四个“为什么”的刨根究底。所以，他的见解，往往要比专职管理学者更为深邃，更为宽广。这是一个充满人文情怀和宗教气质的专家，用他独特的哲学视角来解读众多现实问题，为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考。用他自己的称呼来说，可以叫做“社会哲学家”。
1932年，查尔斯8226;汉迪出生在爱尔兰基达尔郡塞林斯圣米歇尔教区的牧师大院，父亲是这个教区的一名牧师。作为爱尔兰的公民，却又信奉英国国教。这一点，在汉迪的成长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爱尔兰原居民往往把英国人看作入侵者，对英格兰的新教徒充满敌意。而来自英国的“统治者”，尽管已经失去往日风光而且人数不多，但他们依然有着“上流社会”的情结，比如汉迪的母亲，就经常提醒汉迪说话不要染上爱尔兰口音。汉迪的少年到青年时期，正是爱尔兰独立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所以，汉迪童年的生活处处都被贴上了这一特殊的身份标签，上专门的学校，去特定的咖啡店和俱乐部，几乎没有天主教的朋友……在这种自然的“种族隔离”状态下，汉迪养成了自己独有的思考习惯。汉迪从事哲学研究，完全出于偶然。在他12岁时，他的一个同学想报考温彻斯特学院，这需要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汉迪出于友情当“陪读”，结果使自己走进了古典哲学的殿堂。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经历，使他对古典哲学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走进世界最著名的牛津大学，与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古人寻找心灵的对话，与休谟以来的近现代哲学家在思想上互相辩驳。在牛津大学主修哲学和古希腊罗马史的象牙塔之旅，使汉迪奠定了自己的人文素养。他自己认为，这种精神上的叩问帮助自己“厘清了未来人生的意义”。因此，在他后来的所有著作中，汉迪都毫不掩饰自己对哲学和历史的偏爱。他曾坦然宣称，在他任教于伦敦商学院期间，最好的学生大多是搞历史出身的。哲学家多少都会有一些浪漫的想法。从牛津毕业之后，汉迪向壳牌石油公司求职。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不是因为他具有经商的欲望和事业的野心，而是由于他想找一个可以周游世界的机会。壳牌吸引汉迪的地方，就是它的分支机构遍布全球。而壳牌看中汉迪的，则是牛津大学的基础训练。面试汉迪的考官告诉他：“你受过良好的训练，只是脑子空空如也。别担心，我们会教给你有用的知识。”汉迪日后的经历佐证了这一点，正是牛津培养出的品性而不是课堂传授的知识，使他出类拔萃。汉迪在壳牌石油工作了十年。这十年中，他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婆罗洲和伦敦总部任职。现实中的各种挑战，使他明白了基础训练和实用技能的关系。有一次，壳牌的东南亚总部委派汉迪作为经济学家，从事预测东南亚石油需求量的工作。汉迪为自己辩解说，“我根本不懂经济学，我学的是希腊文和拉丁文。”总经理却说，“但总归是牛津，不是吗？这就行了，你能干好。”就这样，汉迪在壳牌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现实锻炼，使他对商业经营有了超越常人的见识。这种“把孩子扔进水里试试看他们会不会游泳”的实战训练，对汉迪后来从事的培训工作影响极大。他后来在培训中曾经问过学员：对他们影响最深的学习经历是什么？学员回答的内容各色各样，包括各人差点送命的经历、自己或者别人生意破产的事例、事态超过自己控制能力极限的惶恐等等，唯独没有一个人提及大学的学习和工作中的培训。所以，汉迪强调，最重要的培训，是帮助学员反省过去以理解从前的经历，培训的本质，是对经验的反思。从东南亚回到伦敦总部后，汉迪出任地中海区域石油营销协调官。这个似乎很响亮的头衔，实际工作不过是给总部的各相关部门转发各地销售分支的要求和建议而已。所幸的是，这种无聊状态很快就告一段落，汉迪被委派到壳牌会所的管理培训中心担任助理，负责公司中层的管理培训业务。这时汉迪所承接的工作，是为那些即将升到高层的职员进行6－8周的培训。按照壳牌的惯例，汉迪的这一职务，不过是为了把他再次派到海外的过渡而已。但汉迪在进行培训的过程中迷上了这份工作，也由此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使命。所以，不久后当总部决定派他去利比里亚任职时，汉迪毅然决定离开壳牌，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从壳牌辞职后，汉迪靠着一个朋友帮忙，到正在筹办的伦敦商学院任教。当时的商学院，开设的课程是经济学、金融学、营销学等等，唯独没有管理学。所以，汉迪最初被安排讲授逻辑学，同时让他负责由斯隆基金会资助的经理人职业中期培训项目。为了使刚刚开始运作的伦敦商学院得到美国资助者的运作经验，汉迪于1966年5月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在斯隆管理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全脱产学习，同那些美国学生一道听课。从此，汉迪正式进入了管理研究行列。在麻省理工学院，汉迪真正领教了什么是美国精神。他借用英国哲学家伯林的话说：“这是一个坦率、精力旺盛、二二必定得四的民族。”美国人的热情、活力、自信，尤其是那种对商业成就的追求，使汉迪看到了山姆大叔超越约翰牛的内在动力。尽管美国文化的母体来自英国，但英国绅士那种老成持重和不思进取，处处同美国牛仔的拓荒精神和雄心勃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来美国不久，汉迪参加了一个“头脑风暴”会议，会上热闹非凡，各种关于商业运作的新奇点子层出不穷。在这种气氛感染下，汉迪也谈了自己的想法。结果，第二天汉迪就接到了美国同行的电话，说汉迪出的点子不错，打电话者已经同银行家交换了意见，而且也能弄到担保，督促汉迪“什么时候动手”？汉迪只好解释说，他不喜欢冒险，不准备动手，不过是谈谈而已。从此，汉迪发誓要把美国的这种商业精神带到英国去。他声称：“打那以后，我每年都要去美国充充电，吸收能量和乐观精神。美国岁月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汉迪认为，他的使命，就是用美国方式去改良英国的商业氛围，造就一个更好的大不列颠。在美国的学习，使汉迪对管理培训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他回顾自己一年的学习过程，反问自己：学到了什么？回答是可能根本用不着来学，因为所学的东西自己都知道；但却必须来学，因为只有学过后才知道自己知道。人们在工作与生活中会积累起大量的知识，但多数情况下自己并不清楚这些知识，它们积累在潜意识层面，静静地等候主人去开发。管理培训就是把这些已有的知识发掘出来变成显意识，使它们随时可用，完成由知识（knowledge）向概念（idea）的转化。也就是说，培训不是了解那些复杂的概念，而是要让这些概念变成现实。就像语言学习一样，目的不是记住语法规则，而是为了现实的会话和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