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联邦组织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多样化问题会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各种组织中，这势必会引发某些不确定的风险。汉迪认为，控制组织多样化风险的办法，就是采用联邦组织。当今的企业组织越来越倾向于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私人组织。在这一背景下，汉迪从政治学理论中的联邦制概念出发，认为联邦制的优势为处理权力与控制的矛盾提供了思路。这些优势包括：以划小单位来维持大的组织；鼓励自治但又不至于失控；整合多样性和差异性、个人主义和合作精神、地方性和全球性、部门区域和国家利益，或者国家利益和区域集团利益的关系。联邦制指的是不同的单位成员在表示同一身份的共同旗帜下结为同盟，信任与拥有共同目标是联邦制的两大基本要素。从表面来看，实施联邦制的组织是庞大的，但是联邦内部各成员依然保持很小的规模，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能把自治与合作结合起来。联邦组织既追求规模经济又不失灵活性，它是一种“既紧又松”的组织。采用联邦组织形态的组织自上而下都应接受这样的信念：自治能发挥组织成员的能动性，在共同利益为目标的前提下组织成员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法行动；组织成员需要得到充分的信息、指示和教育培训，从而产生联邦式协作的集体意识；组织成员更希望给予指导而不是被管制。联邦式组织与分权式组织不同，很多人对此有误解。分权是中央向下面授予权力，联邦是成员单位向中央让渡权力。对于一个组织来讲，联邦式组织形态不是任意产生的，也不是自觉产生的。只有当“组织的核心不可能处理来自各分散子机构的大量信息流”时，联邦式组织才会出现。而分权则意味着上下之间往返的信息流越来越多，上面可以不做某些事情，但必须知道这些事情的进展。分权与控制，是管理中的孪生体。联邦式组织正是为解决控制矛盾而出现的。这些矛盾包括：既需要把整体做大又需要把单位划小，既偏好集中管理又崇尚自由开放。从政治的角度看，联邦制国家的各个组成单位是联邦的最初创始人，它们走到一起，是因为有些事联合起来比单独行动能够做得更好（例如国防），中央的权力是由成员国赋予的，即由下向上的逆向授权。因此中央的工作不是指导或控制，而是协调、忠告、影响和建议，甚至可以说是辅助。对于企业来说，联邦式组织属于“松紧型组织”，组织的中央牢牢掌握关键决策权，如费用开支、人员任命等等。中央运用这些手段确定长期战略，并通过关键的高层经理来影响战略执行。面对规模经济与灵活性的双重冲击，联邦制成为企业既能保持小群体的独立，又能享受规模效应好处的方案。在联邦组织中，辅助功能表现得更为充分。辅助原则要求所有经理摒弃“僭越”下属而进行决策的习惯，他们应该适应通过培训、指导和扶持的方式使下属自主决策。除非出现严重损害全局的情况，经理不得出面干预下属。联邦组织中的核心高管，就其角色来说，可以是交通警察、拉拉队、乐队指挥、解说员、评论家、传教士等等，但唯独不是司令员。然而，逆向授权并非是放任自流，如果把战略管理也下移到基层，那就无疑相当于美国把国防交给各州。这需要两点保障：第一，辅助必须要求制度化，不致出现整个系统的紊乱；第二，辅助需要才智和经验，以及资料共享，否则会出现信息片面，决策偏差。在企业中实行联邦制，改变了传统的组织管理理念。联邦主义认为组织的活力主要来自于外围，而不是来自于中心，企业的活力源于下层而非上层。联邦组织用自身复杂的组织系统来适应世界的复杂性，依靠一个统一的权力和体制来实现一系列复杂的目的，同时也不忽视外部世界的多样化，与日益复杂多变的时代同步，尊重多样性，尊重差异。联邦制组织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汉迪断言，在组织的演变过程中，向联邦制发展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