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在强大而暴戾的自然面前，力量弱小、知识贫乏、技术落后的人类显得孤独、自卑而怯懦。对自身、社会尤其是自然的认知能力的不足，使他们只能借助于超自然力量来解释世界和安慰自己，这就产生了迷信。迷信自然是一种非科学的信仰形式，本身充满着谬误。作为人类在落后环境下解释世界和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它阻碍着科学认识的产生和发展，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危害。“迷信在世界上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它害死过无数人，浪费过巨大的财富，扰乱邦国，断绝友情，拆散夫妇，离间父子，挑动刀兵，以至于更甚。它使监狱和疯人院充斥着它的那些天真幼稚、受骗上当的牺牲品；它使多少人心碎，又使多少人痛苦终生！光是迫害生者还不满足，它还紧跟着死者进入坟墓，恶意制造出恐怖去恫吓、折磨活着的人们，而它却高踞于上，冷眼观望着这一切。”[1]迷信就是魔鬼，其罪行磬竹难书。但是，恶之树也能结出善之果。错误的动机可能产生正确的行为和结果。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迷信作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信仰或制度，就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比如，迷信加强了人们对统治机构尤其是君主政体政府的尊重，从而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延续；迷信加强了人们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从而有助于私有财产制度的建立；迷信加强了人们对婚姻的尊重，从而有助于建立两性道德规范；迷信加强了人们对生命的尊重，从而有助于建立人身安全保障。任何一种制度，总是适应人们的某种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如果一种制度一开始就不具备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那就没有产生和存在的可能。在文明社会看来极端反动和荒谬的迷信，在人类的早期阶段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甚至，没有迷信，就很难想象最初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最重要的经济制度，而这一制度最初就是借助于以迷信为基础的禁忌制度而建立的。“禁忌的第一个使命就是确立财产，这是整个社会的基础。”[2]随着人类知识发展、技术进步和观念演进，迷信作为人类解释世界一种方式，沦落为“人类智力发展中落伍者的教义”。但在某些特殊背景下，迷信在确立私有产权制度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云南岩村[3]北边，有一片占地数十亩的森林。远看树木郁郁葱葱，高大挺拔，时有烟雾缭绕。走近可见藤蔓缠绕，枯树横陈，苔藓蔓延，林内幽暗、阴森，酷暑时节也可感受到寒气逼人。这片森林是村中王氏家族的祖坟林。祖坟林属于族产，是族人墓地所在。林内树木只能用于丧葬事务，如伐木做棺木，砍伐用作葬礼柴火。族人进入祖坟林，一般事前要向族中长老请示，若遇紧急情况未打招呼进入，事后也要向族中长老交代。外族人则严禁进入。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初期，岩村还是一个被原始森林包围的村落，刀耕火种是那时基本的生产方式，那时的柴火供应根本不是问题[4]。到20世纪中期，由于人口增长，对柴火需求急剧增加，周围山岭被砍伐得只剩下灌木。即使是为培育水源而重点保护的水井山和水塘山[5]，也受到严重的偷伐。在这样的背景下，没有专人保护的王氏祖坟林却几乎完好地被保存下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王氏祖坟林得以完好保存，基于迷信的禁忌是一个关键。岩村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这里的封建迷信仍然比较盛行，神鬼禁忌比较普遍。一般家族都有保护坟茔的禁忌，主要依靠的神鬼传说。而王氏家族人口众多且比较团结，族中还有在当地有一点影响的人物（村中唯一法师和医生就来自王氏家族），他们通过散布进入王氏祖坟林会受到鬼神报复而招致疾病甚至死亡的传言，并有意识地将村中若干疾病或死亡事件与触犯禁忌联系起来，建立起有效保护祖坟林的禁忌体系，从而使祖坟林得到完善的保护。前已述及，祖坟林内一切财产只能用于族内丧葬事务，即使族内人员进入祖坟林也要经过家族长老的同意，外姓人绝对禁止进入，外姓人家牲畜的进入也被禁止。王姓人通过不断传播违背禁忌进入王氏祖坟林遭到鬼神报复的言论而强化禁忌（当然，通过反复循环的传播，传播者最终也成为自己传播的言论或谣言的俘虏）。如某年村中一头壮牛脚长脓疮而死，人们传言是因为这头牛此前曾经进入王氏祖坟林，践踏了王氏祖坟。某年，村中一混混得急病不治而死，后来的传言是他曾经进入王氏祖坟林砍伐柴火。其实，这些传言都是王氏族人的牵强附会。比如那头牛也许确实进入过王氏祖坟林，其脚长脓疮显然有其他原因，但由于人们并不了解真实情况，在王氏家族传言下，触犯禁忌就成为人们可以接受的一种解释。那个混混也许进入过王氏祖坟林砍伐树木，但其死因可能是食物中毒，但由于人们并没有深究其原因，在王氏家族的传言下，人们也接受了触犯禁忌的解释。鬼神禁忌的传言使王氏祖坟林笼罩在恐怖之中。放牧牛羊的人在经过时会主动将路边坍塌的石墙垒好，以避免自己的牲畜闯入林中触犯禁忌而带来灾难。家长也时常告诫孩子不要接近更不要进入王氏祖坟林以免被魔鬼缠身。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旦面临祖坟林被侵犯的危险，鬼神禁忌的传言就会盛行起来。在那个时代，医疗保健条件较差，经常会发生婴儿夭折的情况，王氏家族一般就将夭折婴儿扔到祖坟林，这更增加了那里的恐怖气氛。在人们认知能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鬼神禁忌给森林提供了一种非人的“超自然”的保护力量，因此，即使没有日常的人为保护，也使森林得到最好的保护。根据弗雷泽的考察，在马来亚群岛，人们只要在果园门口挂上一个符咒，就能保护果木不被偷盗，“正如我们事先警告内有陷阱、伏击抢或猛犬同样有效。”[6]而王氏祖坟林，不需要像形的符咒，仅仅是鬼神禁忌观念的传播，就提供了一种强大的保护力量。
通过禁忌制度保护私有产权似乎是人类一项古老的发明。“禁忌制度最初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发明的，……一般禁忌的最初目的似乎是保护财产。”[7]在古希腊，为了保护私人土地产权，明确土地边界，人们为土地树立界石，并将其置于大神宙斯的保护之下。古罗马人创造了专门照看土地界标的神，任何人或动物违背神的意志移动界标，将受到神的诅咒。根据弗雷泽的研究，在波利尼西亚的土著人中，禁忌制度得到了高度发展，“一件东西被列为禁忌之后，就有了一种超自然的或神秘的能力，使它变得除了主人之外谁也不得动分毫。就这样，禁忌成了巩固私有财产关系的强有力的手段。”[8]“如果任何人想要保护他的庄稼、房子、衣服，或其它任何东西，他只要使这些财产成为禁忌，它们就是安全的了。”[9]由于禁忌的作用，财产权得到尊重和保护。在非洲巴隆达地区，“当地土著人之间很少发生偷盗之事，因为他们都相信某些巫术能带来疾病和死亡。”[10]在东非的达尔福尔山区，房屋、财产、牲畜都由一种凶猛而危险，叫做“达姆佐格”的守护神来保护。“在这样一个神圣保护者的守卫下，牛羊都撒开放牧，无人看管。因为假使某人竟轻率冒失到企图偷走或宰杀牛羊，他那持刀捅牛、羊喉咙的手就会被吸住，直到主人赶来抓住这个坏蛋才能拔出。”[11]
基于迷信的禁忌之所以成为私人财产保护的一种有效力量，关键在于人们的观念里赋予禁忌一种神秘恐怖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在人们对自身、社会和自然的认知能力极端贫乏的情况下通过反复传播而形成并强化的。“侵犯了这种禁忌的人，要受到各种各样幻想出来的可怕的惩罚，其中之一便是致命的疾病。”[12]在萨摩亚群岛,土著人借助于施加符咒的禁忌符号，形成保护面包树的禁忌体系：1，狗鱼形禁忌。用椰子树叶编织成狗鱼形状，挂在要保护的果树上，诅咒偷果子的小偷在下次出海时被狗鱼咬死。2，白鲨形禁忌。用椰子树叶编织成白鲨形状挂在树上，诅咒偷盗果食的贼在出海时被白鲨吞食。3，穿棍禁忌。把棍子横挂树上，诅咒偷盗者被棍子横穿身体，得脓疮而死。4，溃烂禁忌。将蛤壳埋在树旁，上面插上芦苇，诅咒偷果者浑身长满烂疮而死。5，雷霆禁忌。用椰子树叶织成正方形草席象征天空，上面缀着白色飘带象征雷电，将其吊在树上，诅咒冒犯者被雷电击死或者其自家的椰子树被雷电击倒并烧毁。禁忌显然不会实际发挥作用，但在人们知识极为贫乏的情况下，禁忌能够使人们产生恐慌心理，牵强附会的应验传言又会使这种恐慌进一步强化。因此，当一个人违背禁忌又被发现后，恐慌本身就会使冒犯者紧张，以至得疾病甚至死亡。在西印度群岛的土著人中，如果一个人的财产被偷盗，就向魔法师请求施魔法。“一旦贼听到了这个可怕的消息，他就会越想越怕，……在对日益逼近的灾难的不断恐惧下，不久他就变得十分衰弱了。稍有头痛、消化不良或别处的什么不适，或是偶尔的伤痛，都会加强他的忧虑，使他相信自己是一种不可见而又不可抵御的力量的受害者。他失去了睡眠、食欲和欢乐，他的精神衰退，他那如惊弓之鸟的想象成天与他纠缠，他得不到片刻喘息，终日愁眉不展，沮丧之极。残羹剩饭或别的脏东西成了他唯一的食物，他养成了病态的习惯，慢慢地走向坟墓。”[13]这样，杀死他的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恐怖心理。
在一定意义上，迷信是资源控制者维持控制权的手段。在人类早期阶段，人们通过暴力或其他手段获得了资源控制权，但控制权的维持是需要成本的。禁忌制度建立的意义在于，通过赋予禁忌超现实的力量，使财产获得一种自我保护的能力。这样，财产保护的成本将大大降低。在波利尼西亚的土著人中，“人们可以料到，酋长们充分意识到了禁忌的好处，发现某种程度上，禁忌授予他们制定法律的权力，而作为禁忌基础的迷信又将保证它们得到遵守。人们相信如果违犯了禁忌，‘艾吐温’即神就会杀死他们。这个信仰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于极少能发现有人敢于渎神。”[14]迷信和禁忌能够起到文明社会中法律规范和调节人们行为的作用。而且，在经济文化发展比较滞后，传统思维习惯和意识形态影响比较浓厚的背景下，迷信往往比法律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效率。以法律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人们理性意识的建立。而在传统意识占上风，人际关系主要通过情感、伦理和禁忌调整的情况下，法律实施往往面临巨大的成本，而且其实施后果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以禁忌规范人们行为的优势在于，禁忌根植于当地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当地公认的意识形态相吻合，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禁忌的实施不需要法律实施的复杂程序，由于人们世代聚居一起，形成特定的包括禁忌在内的文化氛围，很多禁忌已经渗入人们心中，因此其实施只需要一些非正式和非常规的方式，如传言。这样使其实施成本保持很低的水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迷信和禁忌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确立和保护私人财产权的有效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是法律的替代形式。“诅咒使受害的一方免得去求助于那些乏味、耗费惊人而又往往毫无结果的法律程序。”[15]
总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或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特殊领域，迷信在确立和保护私人财产权等方面确实发挥过积极作用。“迷信通过给那些物质、怯懦、愚蠢的人提供一个虽然是坏的但却产生了好行为的动机而对社会做出了贡献。”[16]但是，迷信毕竟是一种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意识形态，它对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显然远远大于其促进作用。在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背景下，迷信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支离破碎并最终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我们承认迷信在私人财产权确立和保护方面的历史作用，并非为这个魔鬼招魂。人类思维的发展是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的，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或意识形态显然会保留若干前人甚至人类幼儿时代思维的基因。因此，认识前人是为了更好认识我们自己。就制度演进而言，现有制度往往是既往制度发展演变的结果，现有制度中也存在早期制度遗留的某些基因。对早期制度的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制度发展和演进的历史，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制定和实施特定制度的社会心理及其变迁轨迹。
[1] 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中文版，阎云翔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P1
[2] 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中文版，阎云翔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P21
[3] 位于云南省会昆明东南200余公里的一个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的山区村落。参见笔者在《外部性、经济压力和抢亲》中的介绍。http://zhaofeng.aihuau.com/showarticle.aspx?id=45327
[4] 从现在保留下来的地名如老虎山、野猪箐等可以想见当年森林的繁茂。
[5] 岩村位于半山腰，没有河流。由于地质缘故，地下取水也非常困难。庄稼生长靠自然降水，人畜饮用水来自靠大山渗水的水井和水塘。供人饮用的叫水井（其实也是露天水塘），背靠水井山；供牲畜饮用及洗衣服的叫水塘，背靠水塘山。两山森林是全村重点保护对象，为了培育水源，实行封山保护（俗称“养箐”）。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靠村民自觉遵守明约保护。70年代以后，由于作为燃料的柴火的取得越来越困难，偷伐严重，于是开始派专人巡山保护。由于面临燃料取得的巨大压力，甚至存在监守自盗的现象，这一措施效果并不理想。70年代中后期，两山除面向村庄的山体外，其背面和侧面被砍伐得非常严重，与其他山岭一样几乎成为荒山。
[6] 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中文版，阎云翔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P24
[7] 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中文版，阎云翔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P17
[8] 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中文版，阎云翔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P17
[9] 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中文版，阎云翔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P19—20
[10] 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中文版，阎云翔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P35
[11] 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中文版，阎云翔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P36
[12] 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中文版，阎云翔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P18
[13] 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中文版，阎云翔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P39
[14] 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中文版，阎云翔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P18—19
[15] 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中文版，阎云翔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P33
[16] J.G.弗雷泽：《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中文版，阎云翔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P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