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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拙著《经济选择的秩序》一书的节选。该书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今年6月出版。）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定义，“需求”是实物量而不是“价值量”：“经济学家一般将需求定义为消费者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按既定的价格对一种商品愿意并且有能力购买的数量。”[1]但很多“高深的”分析常常模糊和混淆了这样的需求与“价值量”或“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区别，例如现代宏观经济学就把“总需求函数”定义为：E＝C＋I＋G，也即：总需求等于全社会消费开支与投资支出以及政府开支之和——一种“价值量”概念——此时“需求”已经从“愿意购买的数量”替换为“货币开支量”。
这种概念转换是极其关键的。当经济学家在谈论需求时，你必须了解他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需求”这个概念的。举例说，一双普通的运动鞋，大概需要100元人民币即可买到，但稍微“高档”一点的运动鞋，每双运动鞋的价格超过1000元，后者的GDP是前者的十几倍；再比如，汽车产品中的贫穷物品，每辆不超过五万元人民币，其中的奢侈品每辆超过1000万元，GDP的差距超过了200倍。
现在假设：某君一个月消耗一双鞋——是那种100元一双的普通运动鞋——我们可以说：他每个月对鞋的“需求”为一双。后来此君发达了，他因而不屑于原先那鞋，而是每月买一双2000元的鞋。但此时我们可以说，社会对鞋的“需求”没有变。或者这样说也对：社会对某种品牌的运动鞋的“需求”增加了，但这是以对普通运动鞋的“需求”的减少为补充的，因而总体来看，社会对鞋的“总需求”没有数量上的变化——这里，“数量上的”这一修饰语本属多余，因为“需求”一词本就是实物量概念。
但如果此时有人说：社会对鞋的“需求”增加了20倍，这却是错误的。但严格说来，说“需求”增加了20倍并不算错，因为人家早已明确把“需求”定义为“支付总额”。真正的错误发生在：经济学家在谈论“需求”概念时，经常在两种概念之间滑动——他们用前一定义（实物量）建立起“需求曲线”；却在后一定义（GDP或价值量）的意义上分析“有效需求”与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这样来回绕几次，任谁也没有确保不眩晕的定力。
笔者在拙著《经济选择的秩序》一书中区分了需要和需求的不同，并进而给予“需求”以下不同的定义：
需要是指人的欲望或欲求。需要是人的一种本能。需要是源自心灵“内部”的，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先验的规定性。例如需要“吃”，这源自人体的一种生理机制对能量的要求，因而“吃”的需要在内容上是空洞的。换句话说，“吃”的需要在内容上，可以是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因此“吃”虽然是个及物动词，但可以用“吃东西”来表明没有任何特定对象的“吃的需要”。但需要的满足却必须诉诸特定的手段。实际上，任何需要都必须凭籍外在的手段来满足。
根据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不同，人的需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必须直接借助物质手段才能获得满足的需要。例如为满足吃、穿、住、行的需要，必须借助适当的食物、衣物、住房和交通工具；另一类需要的满足则与物质手段无直接关系，或者只存在曲折迂回的关系，例如爱和被爱的需要、为寻求心理刺激而进行各种冒险活动等等。
凡必须直接借助物质手段才能获得满足的需要，其满足过程就是使用该物质手段的过程，该过程通常被称之为消费。我们将指向特定物质手段的需要，定义为人对某种消费手段的需求，或简称需求。
需求总与特定物品相关联。例如吃的需要可转化为对米饭的需求、对牛肉的需求或对土豆、面包的需求等等。需要是稳定的，与生俱来的；需求却可以多种多样，需求还是后天的和经验的。
需求的物质内容就是需求物品。需求物品常常被人们在不同的场合将之称为财富、资源、商品等不一而足，这些无不是人们从不同角度审视需求物品折射出的不同现象而已。
需要是先天的、生理的、与生俱来的、因而也是稳定的；而需求则是后天才形成的、经验的和可变的；需求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需要必须被满足——人如果不吃不喝，存活不了几天，没有衣服穿就会冻死；而需求却有着极大的可变性——没有熊掌，有鱼也就够了，没有大米，有小米也行，没有小米，有土豆也能凑合。需求必须以对物质世界──可能的需求物品──的经验和了解为前提，因而需求与特定的文化相关联。需要则仅仅是一种朦胧的意向，需求则可以创造。需求也需要有所创造。
需求包含必不可少的经验内容。没有任何生活经验的婴儿，肚子饿的时候，他仅仅有吃的需要而没有对任何食品的需求，母亲给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他能接受吃手指、喝水、吃空奶嘴等等任何东西。但稍大一些的孩子，肚子饿的时候你给他水，他就会拒绝，他此时显然初步形成了对特定食品的需求。鲁迅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敢的人。因为经验是重要的，在获得确实的消费经验以前，螃蟹不可能成为人们的需求。神农尝百草的故事有着很强的神话色彩，但却含有非常真实的内容。确实，对人类的食品种类（包括中草药的药性），只有在有了相当的经验积累后，才会形成我们的现实需求。
需求物品的范围是开放的。早期人类的食谱与今天相比显得极其贫乏，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反映了先民们在拓宽需求范围方面的努力。特定的食物禁忌也同样是一种生存经验和人类智慧的产物。
美国人类学家马文8226;哈里斯（Marvin Harris）认为[2]，饮食习惯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宗教中食物禁忌的形成也只是把已经形成的食物禁忌纳入它的体系而已。孟德斯鸠（Charies L. Montesquieu）也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过基本类似的观点。
哈氏甚至从中发掘出某种“受益最大化”的引导因素。哈里斯指出：印度人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不吃牛肉的，在印度古代典籍《梨俱吠陀》中并不禁食牛肉。因而在公元前的一千年里，牛肉是印度北部常吃的动物肉。随着后来印度人口增长，森林减少，大批土地用于耕种。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把一头母牛当作食物吃掉所获得的营养是很有限的，而一头母牛一生所产出的牛奶则为人类提供了多得多的营养总量。况且，饥饿的农民急需把牛作为一种牵拉力来耕作田地、生产粮食。所以保留牛比吃掉牛能产生更大的收益。
哈里斯进而认为，在特定的饮食文化背后，隐然可见的人类理性──收益最大化──所起作用相当明显。一种动物性食物，如果保留它的用处大于吃掉它的用处的话，人们便会选择保留它，否则它就被吃掉。准此，哈里斯还解释了中东地区对猪肉的食物禁忌的起源，指出这仍然是一种成本与收益比较选择的结果。猪不是一种反刍动物，虽然它能有效地把植物转化成动物肉，但这需要用麦子、玉米、土豆、黄豆等低纤维含量的食物来喂养它。如果只用草、树叶等高纤维含量的饲料喂养，猪的体重便会下降。在消化器官和营养需求方面，猪跟人类都很接近。在森林减少、人口增加、土地沙漠化加剧的中东地区，生态环境越来越适合反刍动物生长，饲养猪的成本越来越大，所以“上帝”告诫以色列人说，看见猪、触摸猪都是不吉利的。而以草和树叶为食的反刍动物如牛、山羊等则是好养也好吃的。从同一个地区发展起来的伊斯兰教同样也继承了对猪的厌弃。上述这些都表明：宗教中食物禁忌的形成，其原因在宗教之外，其中起作用的是人类的生存经验。
[1] 余永定、张宇燕、郑秉文 主编，《西方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第4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 参阅哈里斯，《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户晓辉 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
